）是自由的实质：自由意味着从统治权产生的不平等状态下解放出来，并进入一个既不存在统治、也不存在被统治的领域。

    然而，根据截然相反的观点来阐述现代与古代对政治的根本的不同理解，这种可能性则微乎其微。在当今世界，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区别远不如古代那么明显。这种政治只不过是社会的一种功能，行动、演说和思想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利益之上的上层建筑。这种功能化使得人们无法觉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不是一个理论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兴起（即随着“家”的兴起或经济行为日益渗入公共领域），家务料理以及以前与家庭私有领域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成了一种“共同”关心的问题。囫在现代世界，这两个领域就像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中的波浪一样在不断地互相交汇。

    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古代人每天必须跨越它以超越家庭这一狭隘的领域并“升”入政治领域）的消失从本质上说是发生在现代的一种现象。私有和公共之间的这一鸿沟依然残存于中世纪，虽然它已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并彻底改变了它的落脚点。有人很正确地指出，在罗马帝国覆灭以后，是天主教教堂向人们提供了公民权的一个替代品，而在这之前，提供公民权只是市政府的特权。国在中世纪，日常生活的暗淡无光与伴随着世俗向宗教的升华带来的万事神圣化的辉煌壮丽之间有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在许多方面是与古代私域向公域的升华相一致的。当然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因为不管教会变得如何“世俗”，它在本质上总是有一种将其信徒联系在一起的超世俗的关怀。虽然人们将公共领域与宗教等同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从整体上看，封建统治下的世俗领域其实就是古代的私有领域。它的特征是将所有的活动都纳入家庭的范畴，在这一范畴内，这些活动只具私有的意义，其结果是不存在公共领域。

    正是私有领域这一发展的特征以及附带古代家长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区别，使得封建领主可以在他的统治权限之内实现公正，而古代的家长（尽管他可以实施温和的或严酷的统治）却对政治领域之外的法律和公正一无所知。将所有的人类活动带入私有领域，在家庭的样本上建立所有的人际关系，这一做法进入了中世纪城市中特殊的专业组织——行会，甚至进入了早期的商业公司——在那里，“最初的家庭联合体……看来可以用‘公司’卿在一起）一词来表达，也可以用诸如：‘吃同一块面包的人们’、‘同舟共济的人’等短语来表达。”国中世纪的“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它不表明政治领域的存在）仅仅认识到一个一个的个体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他们仍可以保持自己的私有性并料理自己的事务，只要他们当中有人承担起照管公共利益的职责。将这种本质上是天主教对待政治的态度与当代现实区别开来，与其说是对“公共利益”的认识，还不如说是私有领域的排他性，以及不存在一种奇特的混合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有利益呈现出我们称之“社会”的公共意义）。

    因此，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它只关注世俗领域）仍没有意识到隐蔽的家庭生活与城邦中的彻底曝光之间的巨大差别，结果也没有意识到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态度之一的勇敢这一美德——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仅有的一位后古典政治思想家（他竭尽全力地去恢复政治古老的尊严，并且意识到了上述这一巨大的差别，懂得需要勇气去跨越这一鸿沟）竟然是马基雅维利。他用“雇佣兵从低贱到高贵”，从私家之兵到公国卫士，从一种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的仪式到丰功伟绩的荣耀来描述这一差别。

    离开家庭（最初是为了冒险以及开创光辉的事业，到后来只是为了投身于城市的公共事务之中）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内部，一个人才会主要关注自己的生命和生存。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最初都必须准备好冒生命的危险，对生命的过分关爱阻碍了自由，这是奴性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勇气成为一种卓越的政治品质。只有那些有勇气的人才能被团体（它的内容和宗旨都是政治性的）接纳，因而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紧急状态，超越强加在所有人——奴隶、野蛮人和希腊人——之上的彼此共处。“得体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称呼市民的生活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

    在希腊政治意识的深处，我们发现在划分这一区别时，它的清晰和明确是无法比拟的。仅仅旨在谋生、维持生命进程的活动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这要冒将贸易与制造业放手于奴隶及外国人的勤奋的巨大风险，因而雅典的确成了马克斯·韦伯曾生动描述过的“消费者无产阶级”的“膳宿城邦”，国这一城邦的特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仍然相当明显，即便家庭和城邦之间的界线有时是模糊的，特别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他或许禀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开始以私人生活中的日常经历作为实例来解释城邦）。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当他步柏拉图后尘，举棋不定地假设城邦的历史起源至少必须与生活的必需品相关，只有城邦的内容或内在目标超越了“得体的生活”中的生命时，家庭和城邦之间的界线才是模糊的。

    苏格拉底学派的这些学说内容（这些内容不久就变成了公理性的东西，以至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是当时所有学说中最新、最具革命性的，它不是来自政治生活的真实经历，而是来自摆脱其负担的渴望（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一渴望只有当哲学家通过表明即使是最自由的生活方式仍与必需品有关，并受其支配时才能加以证实）。但现实的政治经历所提供的背景（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仍有充分的说服力来证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不掌握家庭生活中的必需品，生活和“得体的生活”便无从谈起，但政治从不以生活为其目的。就城邦中的成员而言，家庭生活是为了城邦中“得体的生活”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