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社会领域的兴起

    从隐蔽的家庭内部到公开的公共领域——社会的出现（家政及其活动、问题以及组织手段的兴起），不仅模糊了私有与政治之间那条古老的界线，而且几乎不可想像地改变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以及对个体和公民生活的意义。我们不仅不同意希腊人的这一观点：即在公共世界之外的“自我”（idion）圈子内生活从定义上讲是“很愚蠢的”；而且也不同意罗马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可以独自生活，但这只是对公共事务的暂时逃避。今天，我们将**列入个人领域，它的肇始可以追溯至罗马晚期，虽然我们很难再追溯至古希腊的任何时期，但在摩登时代以前的任何时期，它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是肯定不为人所知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心转移的问题。按古代人的理解，**的反面意思（正如这个字本身表明的）是什么都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意味着一种被剥夺的状态，甚至是被剥夺了人类能力中最高级、最具人性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今天，我们使用“**”一词时，首先不会想到它有被剥夺的含义，这部分是因为现代个人主义使私有领域变得极为丰富。不过，以下这一点看来更重要：正如现代的**与政治领域相对立一样，它至少也与社会领域（古人对它毫无所知，他们认为其内容是私人事务）截然相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人们发现现代的**（其最相关的一个功能是为了掩盖私秘）不是与政治领域相对立，而是与社会领域相对立，因而它更密切也更真实地与社会领域联系在一起。

    让一雅克·卢梭是第一位探索这一私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方面的一位理论家，他是很典型的唯—一位人们至今还常常只用其名就引用他文章的伟大作家。他在经历了反对社会对人类心灵无法忍受的扭曲（社会侵入了人类的心灵深处，在这之前，心灵无需特殊的保护）而不是反对国家的压制后得出了他的伟大发现。内心的秘密（与私有家庭不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有形的居住之地，它所抗争的社会以及对自身的维护也不能像公共空间那样明确地确定其起源。对卢梭而言，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是人类存在的主观模式，以他为例，就像让一雅克反对一个名叫卢梭的人一样。面对现代的个体及其无休止的冲突，他既不能在社会中感到安适，也不能完全脱离它而生活，他的变幻不定的心境以及情感生活中极端的主观主义——所有这些都来自对心灵的反叛。不管对卢梭这一个体的真实性有怎样的怀疑，卢梭理论发现的真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诗歌以及音乐令人惊奇地繁荣兴旺，小说作为唯—一种完全社会性的艺术形式的崛起，以及与此同时所有的公共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不无巧合地同样令人震惊的衰落，所有这些充分证实了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之

    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

    卢梭以及其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从对社会的叛逆性反应中发现了私秘，这一反叛首先针对的是社会领域的同一性要求，针对今天我们称之的每一社会固有的一致性。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一反叛是在平等原则（自托克维尔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一平等谴责为一致性）有时间在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表现自己之前发生的。一个国家有无平等并不重要，因为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行事，只能有一个观点，一种利益。在现代家庭解体之前，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观点是由家长来表达体现的，他据此来管理统治家庭并且阻止家庭成员间可能出现的不团结。家庭的衰落与社会的兴起这一惊人的巧合清楚地表明：实际发生的状况是家庭单元被融入进了相应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性（同侪之间远不是平等的），与家长**权力面前的家庭成员的平等性没什么不同，除了社会（在那里，共同利益和一致意见的天然力量被全体成员大大加强），最终消除的是由一个代表共同利益和正确观点的人实施的实际统治。一致性现象是这一现代发展的最后阶段的一种特征。

    寡头或君主统治（古人曾以此来设计家庭组织）确实在社会中改变了形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当社会等级中的最高层木再由一个**统治者的王室所组成时，它变成了一种无人统治。但这种无人统治——即社会整体在经济上的一种潜越的利益，以及沙龙中上流社会的一种潜越的观点——并不因为失去了人的个性而停止统治。正如我们从大多数社会的政府形式，即从科层制（这是民族国家统治的最后阶段，正如仁慈的**和独裁中的寡头统治是它的最初阶段一样）中知道，无人统治不一定是不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

    社会在其所有层面上排除行动的可能性（这一行动以前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反过来期望每个成员表现出某种行为，并强加给他们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有这些旨在“规范”其成员，使他们循规蹈矩，以排除自发的行动或非凡的成就。以卢梭为例，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发现了这些要求，沙龙的传统总是将个体与其在社会构架之中的等级等同起来。重要的是这种与社会地位的等同，至于这一构架是否恰好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事实上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中的头衔，或者只是当今大众社会的一种功能，这无关紧要。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仅仅表明，各种社会群体经历了家庭单元先前曾经历过的相同的被融入社会的过程。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纳并控制一个既定社区内所有成员的程度。但任何情况下的社会的平等以及现代世界平等的胜利，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了这一事实：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两者的区别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现代的平等（它建立在社会固有的一致性之上，或许仅仅是因为行为已经取代了作为人类关系最主要模式的行动）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特别是希腊城邦国家的平等。属于少数的“平等人”比omoioi）意味着被允许生活在同僚之间；但是公共领域本身，也就是城邦，则浸透着一种末日的痛苦，在那里，每个人总是不断地将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希望与众不同，并且通过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成就来显示自己是最好的（aienaristeuin）。换言之，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块地方。正是为了这个机会，并且出于对国家（它使每人都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热爱，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愿意分担司法、防务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

    这种一致性（即假设人们循规蹈矩且不自行其事）根植于现代经济学（它的产生与社会的兴起是相一致的，经济学与它主要的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出类拔萃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直到摩登时代之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它建立在这一假设上，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就像在其他任何方面的行为一样——只有当人成为社会人并整齐划一地遵循某种行为方式时，它才能获得科学的特性，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因而被视为反社会的或不正常的。

    统计规律只有在涉及较多的数据或较长的时期时才是有效的，一些活动或事件只能作为偏差或波动在统计上出现。统计学的理由在于这些活动和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和历史上是很少发生的。但是日常关系的意义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的，而是在极少数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如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只能在反映它的很少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一样。将多数据和长时期的定律运用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无非表明这是蓄意忽略了它们真正的主要内容，当每一件非日常行为或必然趋势的事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不加考虑时，探求政治的意义或历史的价值是徒劳的。

    不过，由于统计学定律在我们处理较大数据时极为有效，因此，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意味着有效性的增加和“偏差”的显著减少，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在既定的国家中，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社会领域，而不是构成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域。希腊人（他们的城邦是我们所知的最具个性且最不一致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