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我们由这类研究收获不到什么利益，而只能借此来满足自己的无害的好奇心，我们也不应当鄙弃这种满足；因为我们这样就在人类所有的不多几种安全无害的快乐上又增加了一种。人生最愉快最无害的大路，是经过科学和学问的小径的；任何人只要在这方面能把一些障碍除去，或开辟任何新的境界，而我们在那个范围内就应当认他是人类的恩人。这一类研究纵然似乎是令人费神，令人疲乏的，可是这也是因各人的心理而异的。这个也正如人类的身体不一样似的，有的身体因为精强力壮，所以它需要猛烈的运动，而且他能由一般人所认为沈重劳苦的活动得到快乐。幽暗对人心和眼睛诚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如果能用特殊方法使幽暗中发出光明来，那却是痛快的、高兴的。
但是人们所以反对幽暗的深奥的哲学，不仅因为它是令人费神、令人疲乏的，还因为它是必然生起不定和错误的根源。在这里人们对于大部分的哲学，确是提出最公道、最似乎近理的反驳，他们说，哲学实在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哲学之所以生起，或则是由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结果的努力，因为他们每爱钻研人类理解所绝对不能接近的题目；否则就是由于普通迷信所有的一种伎俩；那些迷信因为不能用公平的理由来防护自己，所以他们就摆出这些纠缠人的荆棘来，以掩护他们的弱点。这些强盗因为被人从旷野中追赶出去，所以他们就跑到树林内，等待机会来袭击人心中任何一条没有防备的小径，并且以宗教的恐怖和谬见来袭击它。最顽强的反对者，只要稍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所压迫了。许多人因为懦弱和愚昧给这些仇敌开了大门，并且甘心恭敬地、贴服地来接待他们，认他们为自己的合法的统治者。
但是我们可以此为充分的理由来主张说：哲学家应该停止那些研究，而让迷信继续占领它的避难所么？我们不是正应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并且看到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一直达到敌人的腹地么？我们并不能希望，人类因为屡次的挫折，最终会抛弃这类缥缈的科学，并且发现出人类理性的适当领域来。因为人们觉得常常唤回这类题目来，是最有兴趣的，而且除此以外，盲目的失望在科学中并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因为以前的企图不论如何失败，而我们依然可以希望，后代人们凭其勤劳、幸运和改进了的睿智，会达到前代所不知晓的发明。每一个好冒险的天才，对这个难得的奖品都会欢忻跳跃，他不但不被前人的失败所挫阻，而且会因此更为奋励；因为他希望，成就那样艰难的一件冒险事业正是一种光荣，那种光荣正是单为他保留着的。我们要想使人类的学问完全免除这些深奥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只有认真地来研究人类理解的本性，并且把它的能力精确地分析一下，以求指示出，它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我们必须先经受这种疲乏，以求在以后安逸过活：我们还必须细心来培养一种真正的哲学，以求消灭虚妄假混的哲学。懒惰对有些人虽然能给他们防御住这种欺骗人的哲学，但是在另一些人，这种懒惰却又被好奇心所平压下去。失望有时虽然能得势，但是它在后来也许会让步于乐观的希望和期待。只有精确的和正直的推论是唯一的万应的良药，它可以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性格；只有它可以推翻那个深奥的哲学和玄学的妄语——那个哲学因为和普通的迷信相混之故，已经使它有几分不能为疏忽的推理者所穿越了，已经使它装出科学和智慧的模样来了。
在审慎地研考以后，我们固然有一种利益，固然可以把最不定最不快的一部分学问驱除出去，但是我们如果能精确地考察人性中各种能力和官能，那我们还正有许多积极的利益。人心的作用是最奇特的，它们虽然紧紧靠近我们，但是它们一成为反省的对象，它们便似乎陷于暧昧的地步。我们的眼睛不容易找到分辨它们、识别它们的那些界线。那些对象太精细了，它们并不能在同一方面下或同一方位下继续好久；我们必须在一刹那间借天生的优越的锐目（这个锐目是可以借习惯和反省而进步）来把握住它们。因此，我们只要能知道人心的各种作用，把它们互相分离开，把它们归在适当的项目下，并且把它们在做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了，那已经是一部分不小的科学工作了。这种分类和识别的工作，如果行之于外界的事物方面，如果行之于我们感官的对象方面，固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种工作如果行之于人心的各种活动，那它的价值就会提高，而且我们所遇的困难和劳苦愈大，它的价值也就愈大。我们纵然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理地图来，只能把人心的各种部分和能力描写出来，而不能再进一步，但是我们只要能走到这样远的地步，那至少也有几分使我们满意了。这种科学如果愈明了（现在自然是不明了的），而一切自命为有学问而懂哲学的人们如果不知道它，那他们就愈可鄙了。
我们到此并不能再猜想这种科学是不定的、虚幻的；除非我们主张绝对的怀疑主义，把一切观察甚或行动，都推翻了。我们不能否认，人心赋有各种能力；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能力都互相差异；我们不能否认，当下的“知觉”所见为各别的，在反省时，我们也可以分别它们；结果，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题目方面的一切命题中有真理有伪说，而且这种真理和伪说并不是人类所不能了解的。这类明显的分别是很多的，就如意志和理解的分别，想像和情感的分别——这些都是各个人所能了解的。至于较精细较哲学的分别，也一样是真实的，确定的，虽然它们是较难了解的。在这些研究中一些成功的例证，尤其是晚近的那些，很可以使我们较正确地明白这种学问的确定和坚牢。我们既然以为一个哲学家应该不辞辛苦来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行星系统，并且把这些辽远物体的位置和秩序摆布好，那么别的人们如果也一样胜任愉快地在与我们极其相关的人心方面，把它的各部分描写出来：我们还能故意忽略这类人么？
但是我们还可以希望，一种哲学如果细心加以培植，而且公众的注意又给它以鼓励，那它的研究正可以更进一步，它正可以（至少有几分）发现出，人心的各种活动是受什么秘密的机栝和原则所促动的。天文学家虽然一向只是根据各种现象证明了各种天体的真正运动、秩序和体积，而且他们虽然一向也就满足于此；不过到后来，一个哲学家毕竟兴起来，依据最巧妙的推论决定了各种行星的运转所依以进行的那些法则和力量。关于自然的其他部分，也有同样的研究。在心理的能力和组织方面，我们如果用同样才力和费同样心力来研究它们，那我们也可以有相等的成功，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失望的理由。我们可以猜想，人心的各种动作和原则是互相依靠的，而且这些原则又可以还原于一种更概括更普遍的原则。至于这些研究究竟能到什么程度，那在没有谨慎尝试之先（甚或在以后），我们很难断言。我们确是知道，即在推理最不细心的人们，现在也逐日有这种企图；我们确是知道，要以充分的细心和注意来从事此种研究，乃是一种必要的事情。我们分明知道，这种目的如果是人类理解所能达到的，则它终久会幸运地被我们获得，否则，我们也可以自信地、安全地把它抛弃。最后这个结论自然是不快意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鲁莽地相信它。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假设，那我们不是把这类哲学的美丽和价值减去大半么？各道德学者在考究刺激起我们赞赏和憎恶的各式各样的行为时，一向曾惯于找寻一种公共的原则来解释这些花样纷繁的情趣。他们虽然因为过于爱好一个概括的原则，不免稍为极端，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这种做法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只是希望找寻出一切罪恶和德性所能还原的一种概括的原则来。批评家，逻辑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曾有过同样的企图；他们的企图也并非全部失败；自然，较长的时间，较大的精确，较热烈的专心，还更能使这些科学进于完美的程度。要把这一类企图立刻抛弃了，那是最鲁莽，最荒唐，最独断的；甚至于从来以浅薄命令和原则强加于人类的那种最大胆最肯定的哲学，也没有那样鲁莽，那样荒唐，那样独断。
那么关于人性的这种推论纵然似乎抽象而难理解，那有什么呢？我们不能因此就假定它们是虚妄的。正相反的，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从来所把握不住的东西，似乎不能是很明显很容易的。这类研究纵然费我们极大的辛苦，但是我们如果能由此在这样重要无比的题目方面把我们的知识增加了，那我们就觉得不只在利益方面，而且在快乐方面，得到充分的报酬了。
不过这类思考的抽象性既然不是一种优点，反而是一种不利，而且要想克服这种困难，或者只有求助于细心和艺术，并且把一切不必要的细节都避免了，所以我们在下边的研究中，就想法来阐明这些题目，因为这些题目已经因为不定之故把聪明人阻止了，已经因为幽暗之故把无智的人障碍了。我们如果侥幸把深奥的研究和明白的推论，真确的事理和新奇的说法调和在一块，因而把各派哲学的界限都接近起来，那就幸福了。我们如果在这样轻松推论以后，把从来似乎保障迷信并且掩护荒谬和错误的那种奥妙哲学的基础推翻了，那就更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