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哲学（MoralPhilosophy）或人性科学，可以由两种途径来研究。两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其特殊的优点，都可以给人类以快乐、教训或知识。一种研究方法把人看做在大体上是生而来行动的，而且在他的举止中是为兴味和情趣所影响的：他追求此一个物象，而避免彼一个物象，至其或趋或避，则是按照这些物象似乎所含有的价值以为定的，是按照他观察这些物象时所采取的观点以为标准的。人们既然认德性是一切对象中最有价值的一种，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把德性描写得最为和蔼可亲。他们从诗和雄辩借来一切帮助，而且在讨论他们的题目时，总是采用一种轻松简易的说法，并且采用一种最能取悦想像，引动情感的方式。他们从日常生活中选择出最动人的观察和例证来，把相反的性格加以适当的对比，他们以光荣和幸福的前程，来引诱我们进入德性之途；并且用最健全的教条和最显赫的范例，在这些途径中来指导我们的步伐。他们使我们感觉到恶和善的差别；他们刺激起我们的情趣来，并且加以规范，因此，他们只要能使我们的心来爱好诚实的行事和真正的光荣，那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充分达到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了。

    至于另一派哲学家，则把人当做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来加以考察，而不着眼于其为活动的东西，他们力求形成他的理解，而不是来培育他的举止。他们把人性认为是一个可以静思的题目，他们精密地来考察它，以求发现出，有什么原则可以规范我们的理解，刺激我们的情趣，并使我们赞成或责斥某种特殊的对象、行动或行为。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有一种耻辱，因为直到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论地确立了道德、推论和批评的基础；它只是尽管谈论真与伪、罪与德、美与丑，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他们在从事于此种热烈的工作时，是不曾被任何困难所阻止的，他们由特殊的例证，进到概括的原则，并且再往前研究达到了更概括的原则，一直等达到了那些原始的原则，他们才可以放心，因为在科学中，人类的好奇心在达到那些原则以后，就不能再进了。他们的思辩虽然似乎是抽象的而且在普通读者看来甚至于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他们所期望的只是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们的赞成。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能发现出一些隐藏着的真理，使后人得到教益，那他们毕生的辛苦也就得到充分的补偿了。

    很确实的，前一种轻松而明显的哲学，比后一种精确而深奥的哲学，常会得到一般人的较大的爱好；而且许多人之推荐前一种，不只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可意，而且也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有用。这种哲学较容易进入日常生活中，它会铸成人心和情感；而且它由于论到鼓动人生的那些原动力，因而就改善了他们的行为，并且使他们较接近干它所描写的美德的模型。在另一方面，那种深奥的哲学，因其所依的心境不宜入于事务中和行动中，所以当哲学家离开暗处，进到光天之下时，那种哲学就烟消云散。而且它的原则也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行为上留下任何影响。心里的感情，欲念的搅扰，爱憎的激荡，都足以把它的结论消散了，都足以使深奥的哲学家成为一个凡夫俗子。

    我们还必须承认，最经久、最公道的美誉是被简易的哲学所获得的，至于抽象的推理者，他们由于当代人的乖僻无知虽也能享受暂时的好名声，但他们并不能在较公道的后人面前维持住他们的好名声。一个深奥的哲学家在他的虚玄的推理中很容易陷于错误，而且他如果一直推下去，也不会因为一种结论是不常见的或同通俗的意见相反，就不接受那种结论。这样，一个错误就会生出另一个错误来。但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只是意在把人类的常识陈述在较美妙较动人的观点中，那他纵然偶尔陷于错误，也不至于错得太远。他只要重新求诉于常识和人心的自然情趣，那他就会复返于正途，使自己免于危险的幻想。西塞罗的大名现在仍然光耀着，但是亚理士多德的大名就很衰落了。卜鲁耶（LaBruyere）名扬四海，举世共知；但是马尔布兰希（Malebranche）的荣誉，则限于他的本国和他的时代。阿迪生（Addison）将来或会被人高兴阅读，至于洛克（Locke）则恐怕要被人完全忘记了。

    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人们都以为他不能对社会的利益或快乐有什么贡献；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沈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在另一方面，纯无知的人更是可鄙弃的。因为在科学繁荣的一个时代和国家内，一个人如果对那些高尚的消遣品毫无嗜好，那就的确表示出他的才气太狭窄了。人们假设最完美的人格是介乎两个极端之间的；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都能够有相当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中那种明察和幽雅；他在从事于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所给人养成的那种忠实和精确。为广行培植这类完美的人格起见，最有效的工具莫过于文体流畅而宜人的一种著作，这种著作，并不向人生要求太多，它们也并无须乎深刻的钻研和埋头的苦攻，就能使人了解它们，所以结果它们把它们的学生送到人群中时，就使他充满了高贵的情趣和聪明的教条，可以来适应人生中任何事变。借这些著作的力量，德性会成了和蔼的，科学会成了可意的，社交会成了启发人的，独处会成了有趣味的。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并以这个身份由科学接受到它的适当的食品和养料。但是人类理解的范围是过于狭窄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能从成功的把握或已有的成就来希望得到满意。其次，人又不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社会动物；但是他又不能老是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游，而且他也不能对它们常保持相当的爱好。其次，人又是一个活动的动物；因为这种趋向以及人生中其他的许多必然，他又不得不来从事职业或事务；但是人心也需要松宽些，不能尽管继续来操心、来勤劳。由此看来，自然似乎指示给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它并且秘密地警告我们不要让这些偏向中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不能适合于别的业务和享乐。它说，你可以尽量爱好科学，但是你必须让你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必须使它对于行为和社会有直接关系。它又说，奥妙的思想和深刻的研究，我是禁止的，如其不然，那我将严厉地惩罚你，我将使它们给你带来沈思的忧郁，将使它们把你陷在迷离恍惚的境地，将使你的自命的发明在发表出去以后受到人们冷淡的待遇。你如果愿意做哲学家，尽管做好了，但是你在你的全部哲学思维中，仍然要做一个人。

    一般人如果只是爱好浅易的哲学，而不爱好奥妙深刻的哲学，并且对于后一种哲学，不加任何责难或鄙弃；则我们或者不妨勉从一般的意见，并且让各人自由来维持他的嗜好和意见。但是人们既然有些太过度，甚至绝对排斥了一切深奥的推论，或所谓哲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考究，我们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来为那些推论实行辩护。

    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说，由精确而抽象的哲学所产生的一种重大的利益，就是这种哲学对于浅易近人的哲学所有的那种补益。如果没有前一种哲学，则后一种哲学便不能在其意见中、教条中、或推理中达到十分精确的地步。一切优雅的文章不是别的，只是各种角度、各种方位下所见的人生的图画；它们可以使我们按照它们给我们所呈现出的物象的性质生起各种情趣来，如称赞、惩责、羡慕、非笑等。一个艺术家，如果除了他的细微的趣味和敏锐的了解以外，还精确地知道人类理解的内部结构和作用，各种情感的活动，以及能分辨善和恶的那种情趣，那他一定更能刺激起我们的各种情趣来。这种内部的考究不论如何费力，但是人们只要想胜任愉快地来描写人生和风俗的显见的外表的现象，他们就不得不从事这种研究。解析学者虽给我们眼前呈现出最可憎最不快的对象来，但是他的科学对于画家是有用的，甚至于在画家画维纳丝和海伦时，那种科学也可以帮助他。画家虽然运用其艺术中最丰富的色彩，并且给他的形象以最幽美最动人的姿势，但是他同时必须注意到人体的内在结构，各种筋脉的方位，各种骨节的组织，各种器官的功用和形相。在任何情形下，精确都是有助于美丽的，正确的推论都是有助于细微的情趣的。我们纵然想夸张其一，贬抑其他，那也是白费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在任何艺术和职业中，即在那些最有关于人生和行动的艺术和职业中，务求精确的精神（不论如何获得）总能使它们更近于完美的程度，使它们更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利益。一个哲学家的生活虽然会离开实际的事务，但是哲学的天才如果被一些人谨慎地培养起来，它就会广布于全社会，使各种艺术和行业都一样正确起来。政治家会由此在分划权力和平衡权力时，有较大的先见和机敏；法律家由此会在他的推论中得到较大的准确和较精细的原则；司令们由此会在施行训练时较有规则，在计划和实行时较为谨慎。现代政府所以较古代政府为稳定，现代哲学所以较古代哲学为精确，也就是依据同样次序进行的，而且它们将来的进步或者也是要由同样次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