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利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不过我不得不说，我终究气馁了。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发生战争，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变换姓名，再不回到我的故乡。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乎实际，而且以后的卷帙也大有进步，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气，努力精进。
在此时期，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HistoryofReligion）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却是无声无臭，只有虎尔德博士（Dr．Hurd）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School）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1756年，在第一册出版之后2年，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册又出版了，这一册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那一段。这次作品却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来，而且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它不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而且间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赏赐一切位置，可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喧嚷，所以我在前两个斯屠渥特朝代方面，虽然因为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使我改动了百余处，可是我所改动的地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方面的。真的，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在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屠陶家（Tudor）的历史。人们对这一部书所吐露的喧声，也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屠渥特的历史所表示的。伊丽莎白朝代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不过我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印象，是处之泰然的。因而我仍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然自足地来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部分。书共两卷，我在1761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遭受了这样狂风暴雨，可是它们仍然进行得很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然大大超过了英国向来所有的版税。因此，我不只成了经济独立的，而且成了富裕的。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以自己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现在我既然五十转了弯，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过在1763年时，我却接到素昧生平的海尔浦（Herford）伯爵的招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许我不久就可以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我在起初却辞谢了。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会，也不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不过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请，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那位贵族相处，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GeneralConway）相处，也是很幸福的。
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不会想像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么款待。我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过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个城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我以后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在1765年夏天，海尔浦伯爵离开了我，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雷池门（Richmond）公爵到那一年底来到以后才罢。在1766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又到了爱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仍是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的隐遁处。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更为豪富了，可是因为海尔浦的友谊，我却有了较多的钱，较大的进款。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如我在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是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做次官去。因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海尔浦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去那种的邀请。后来我返回爱丁堡，很是富裕（因为我每年有1，000镑的收入）、健壮，而且虽然年迈，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
在1775年春天，我患了肠胃症，那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了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了，可是我的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愿意重来过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期来。我的研读仍如一向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一向那样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65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象，预示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气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遭遇过几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我因为与谦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诽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啮、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忿怨处之泰然，他们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地方辩护。热狂的信徒们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出令人可以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对我自己所写的这种安葬演说中没有任何虚荣心在内，不过我希望，我这种虚荣心并没有错置了。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177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