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并不是由于谊厚，事实上是最露骨的阴谋诡计，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自以为得计，而他人也不怀疑，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的党羽中，不论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虽在兵慌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骑士，再次有步卒以至于杂役，僮仆，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利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而又骄矜于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好象是受到不可忍受的耻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套一环无休无止。这恰如借钱给东邻而向西邻索还一样。如果以物质作比喻，西洋人的权力就象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利，则好象橡胶，其胀缩的情形随着接触物的不同而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时收缩。把这种偏轻和偏重的权力，集成一个整体，就叫作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整体压迫的，就是孤苦无告的小民。为小民着想固然可怜，但从武人集团来说，却不得不说这是上自大将下至杂役僮仆的共同利益。不仅是求得了共同利益，而且还似乎保持了上下关系的整齐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在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成功一种秩序，并且安于这种秩序。习惯成自然，终于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这种习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武人特有的风气。如果单就某一点或某种场合来说，也可能有不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例如昔日三河武士隶属于德川氏的情况就是这样。武人的相互关系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必须有一种无形的最高权威。这种最高权威就是王室。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权威，应该是属于人类的智德，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智德，真的权威也不可能属于王室。于是武人们想出一种策略，只把保留王室的名义，使它徒拥虚位，而把实权掌握在武门手里，这就是当时的四方豪杰，所以热衷于晋京和故意保存形同儿戏的名分而加以利用的原故。如果寻求其根源，那就是由于，日本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鄙的行径为可耻（乱世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
现在特别提出一件自古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便可以看出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就是关于人的姓名问题，本来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成年后也有改名的，但这不是应该受他人的指使。有关衣食住的用品，好象可以按各人之所好自由选择，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响，随着社会的风尚而改变。然而，人的姓名却不同于衣食住上的用品，命名时当然不受别人的指示，即使是亲戚朋友，如果不是本人向他们征求意见，谁也不能随便过问，在有形的事物中，这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用法律规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国家里，当然要遵守法律，这样也不算妨碍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国家，例如想把源助这个名字改为吉平，或者不改，这种自由完全属于个人，就如同夜间睡眠时脸向左侧躺着还是脸向右侧躺着完全由自己决定一样，根本与他人无关。可是，古来日本武门竟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这是一种卑屈低劣的风气。即以上杉谦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还有更甚的例子，如在关原之战以后，天下大权归于德川氏，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这种改姓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是奉命而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卑屈的行迳。或者有人要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并无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责难。其实绝对不然。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内心并不会愉快，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足利时代永享6年，鎌仓的将军持氏之子，成年后命名为义久，当时曾有管领上杉宪实建议应循例请求赐室町赐讳，但未采纳。此时持氏已经有独立的意思，姑不论其意图如何，总之，他可能认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可耻的事。再如德川时代，相传细川氏曾谢绝过赐姓松平，这件事民间传为美谈。这件事是真是假虽不清楚，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一点上，却是古今相同的。上述有关姓名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古来以义勇见称的武人，其实是何等的卑鄙怯懦，同时还为了说明有着权威的政府，其力量是如何可怕，而且这种力量能够渗透到人心的深处，足以控制人心的动向，在这里多赘述了几句。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也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而宗教和学问也都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从未能获得独立。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义勇，但不懂得什么是个人。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到处都存在着偏重现象，同时，不依靠偏重，则任何事情也行得通。这种情况，恰如用一种药治万病，靠这一种药的功效来滋补统治集团，然后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当权者一人手里。如上所述，无论王朝的政治或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实质都是一样。如果说彼善于此，或此逊于彼，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断其得失罢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宜，能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便是万事大吉，别无所求了。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评论“尾大不掉”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说，足利氏没有实现偏重，未能把权力集中于足利一家而已。作为当时的儒者，当然会有这种看法，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不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所有集权政治，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自从德川氏统一了日本以后，便为他的一家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堡垒，禁止各藩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不许军火运入首府，并将各诸侯的妻子拘留于江户，叫他们兴建宅邸，引导他们浮华堕落，不使从事正业。如果看他们还有余力，就借“效劳”或“警备”等等名义，使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况，恰如先挫伤了人家的手足然后与之角力一般。在集权的政治中，这可以说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为德川家族的利益着想，确实可以说是极尽巧妙的能事了。本来，成立政府，必须保持一定均势由中央掌握权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这种均势的，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如此。野蛮未开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这种道理，所以，从数千年的古代以来，一直对于“**”念念不忘。何况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谁能设想剥夺了政府的权力以后，还能实现文明呢！政权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学生也会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国，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政令虽出于一个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体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稍加变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而集中起来统一发号施令罢了。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无异于战胜者索取战败者的赔款。禁止国民造船，制止诸侯筑城，也无异于战胜者拆毁战败国的炮台。这是对本国人所不应有的行为。
处理社会上一切事物时，在步骤上，都分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处理第一个阶段，即迈第一步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怎样适应第二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二步支配第一步。譬如，谚语所说的“苦为乐之因”和“良药苦口”，就是如此。把痛苦当作痛苦而躲避，把苦药当作苦药而厌恶，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只看事物的第一步，那末，躲避或厌恶，也似乎是应该的。但假如为第二步即安乐和恢复健康着想，就不能不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于权力的偏重即集权，也是为了暂时维系全国的人心，在处理事物上，定出先后的顺序，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不是出于恶意，这就是所谓第一步的措施。不仅如此，偏重运用得巧妙的，偶尔也可能达到惊人的漂亮，但在发展到第二步时却暴露了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处置的不当。由此可见，**政治愈巧妙，弊病愈甚，统治愈久，贻害愈深，终于成为难以医治的遗毒。德川时代的太平，就是一例。到了今天，想改革社会状况，进入人的关系的第二步的时候，情况异常困难。原因何在呢？在于德川的**方法十分巧妙，而且统治的年代又很长久。我曾经对此这样评论过：“粉饰**政治，好象闲散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而结果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是增加些光泽罢了。当时势已变将要发展到第二步时，仍然留恋旧的事物而不知加以变通，为了追求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而在脑子里虚构出一个幻想，然后把它当作事实来追求，求之不得因而感到苦闷，这就象不知葫芦已有裂痕，仍在摩擦一样，未免太愚蠢了”。我这样说可能是对的。总之，这都是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止在第一步而不迈进到第二步，而以第一步妨碍了第二步。如此作法，即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证了事物的顺序，但实际上不但未达到目的，倒把人的关系窒息了。既然使人的关系窒息了，那么，山阳外史里所说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头重脚轻”也好，孰是孰非无从分辨。总之，外史之类也只是着眼于事物的第一步，是一种摩擦葫芦之见。
试看德川的统治，人民就如同处在那种**偏重的政权下，如果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活动，就好象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不但在身分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象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象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经过几百年之久，这种习惯终于变成了人的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做敢为的精神”。譬如，贫苦人民，因为都是无知的文盲，受人轻蔑，以致年年岁岁贫上加贫，这种痛苦，简直是人类世界中最甚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克服困难敢作敢为的勇气。对于不期而至的苦难，虽然善于忍受，但没有人积极去克服苦难而争取未来幸福的。不仅贫苦人民如此，就是学者和商人也莫不如此。总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最近虽有废藩之举，而国民风气依然未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还是十分清楚毫未改变的原因所在。如果溯本穷源，完全是由于权力的偏重所致，也可以说是忽视事物第二步所贻留的弊害。所以，假使不察明这种弊害，清除这种偏重，无论处于乱世还是治世，文明都不会进步的。不过，如何治疗这种病患，属于现代政治家的工作，而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是介绍这种病患的情况而已。本来，西洋各国的人民，也有贫富强弱的不同，富强的对待贫弱也可能有刻薄残忍的或傲慢无礼的，贫弱的为了名利也可能有谄谀他人或欺骗他人的行为，他们相互间存在的丑恶情况，也与我们日本人无异，甚至有甚于日本人的。但是，即使在他们这种丑恶的表现的时候，每人还保持着个人的思想，并不妨碍精神的爽朗。其刻薄傲慢，只是因为富强而不是另有所恃。其谄谀欺诈，也只是因为贫弱而不是另有所惧。同时，富强和贫弱都不是天生的，是人的智力可争取到的。既是可以用智力而取得，即使实际上不能成功，人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走独立进取的道路。假使向西洋的贫民询问这个问题，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不能说，但在内心里会这样回答：因为我穷所以才服从富人，只是在贫穷的状况下才受他们的控制，我的服从将随着贫穷的消失而消失，他的控制也将随着富贵的消失而消失。所谓精神爽朗，就是指这种心理而言。我们日本人自有史以来，就因囿于社会上偏重的陋习，人们在交往中不论贫富强弱，也不问智愚贤不肖，只是根据他的地位，或对人轻蔑或对人恐惧，毫无活泼气象，这和固守自家门墙的西洋人相比，不啻霄壤之别（不论治世或乱世，只要权力有所偏重，文明就不能进步）。
这种权力的偏重给全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讨论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问题不易弄清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把西洋各国的经济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有两个原则，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普遍适用。第一个原则就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问题。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生产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又是为生产提供条件。譬如，春季散播种子是秋季生产粮食的手段，在衣食住上花费金钱，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和培养体力，同时又对生产衣食住等需要的物品提供了条件。但是在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上，也有消费而不生产的，比如火灾、水灾就是这样。或者由于穷奢极欲，把财物消费得一干二净，这也无异于水火的灾害。在经济上重要的，决不是禁止消费，而只是要看消费之后，所得的东西多寡，以判断其消费是否得当。所得的东西超过了其所消费的，这叫作利益；所得和消费两者相抵，便叫作收支平衡；如果所得少于消费或毫无所得，便叫作亏损或完全损失。经济家的目的，在于如何能使所得超过消费，从而逐渐积累和有计划地消费，以达到全国富裕起来。所以积累和消费这两件事，不能把任何一方作为手段，把任何一方作为目的，也不能认为任何一方在先任何一方在后，既没有先后缓急之分，也没有难易轻重之别，完全是同等的，应该以同样对待等量齐观。这是因为：只知积累而不善于消费的人，最后不会获得大量的积累；只知消费而不善生产积累的人，最后也一定不能有大量的消费。富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断扩大积累和消费，积累和消费大的国家就叫作富国。由此看来，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应该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既然有“国家财富”这个名词，也就应该有“国家意志”这个名词。国家财富应该以国家意志来处理。如政府的岁入岁出也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所以西洋各国关于政府的财政问题要与人民进行协议，就是由于这个原故。第二个原则是，在积累或消费财富时，必须有相应的智力和处理财务的习惯，即所谓理财的能力和理财的习惯。譬如千金之子多半败家破产，赌博致富者多半不能久享，这就是由于财富与他们的智力、习惯不相适应的缘故。如果没有这种智力和习惯的人拥有过分的财富，则不仅要糟蹋财富，而且恰如给儿童一把利刃一样，反而会招致伤害本身或伤害旁人的祸患，古今有很多这样例子。
上述两个原则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与它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我们日本经济的得失了。王朝时代的情况姑且不谈，这里仅从葛山伯有先生所著《田制沿革考》援引如下一段话：
源平之乱时，征发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无所适从。一乡一庄的土地，既要缴纳于官，又要缴纳奉于平氏和源氏，再加上间有奸宄之徒，从中抢夺粮食，无告之民，陷于涂炭之苦。后来源公秉政，郡设守护，庄设庄头，而国司、庄司仍然存在，人民俨如奉戴两君。……。到了足利时代，虽没有制定其他统治郡县的政令，但把国、郡、乡、庄全部分给了武士，租税则一任领主征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为自奉。例如，产粗米五十石的土地，抽出一石运往京城，充作将军的厨膳之用。也有时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护、庄头更可以斟酌自己的需要数量，自行征收以致造成双重租税。……。至于“段钱”、“栋别”、“仓役”等的征收，更是不按时候。所谓“段钱”，就是按田地出的钱，等于目前的土地税；所谓“栋别”，就是房产捐，等于目前的房捐；所谓“仓役”，就是专向富农富商征收的，等于目前的财产税。在义满公时期，财产税是按四季征收的，在义教公时期，一年内征收过十二次，在义政公时期仅仅十一月份就征收过九次，十二月份又征收了八次之多。因此，农民背弃田舍流落四方，商旅倒闭不能交易。这是根据应仁记的记载。应仁记中还说：“自丰臣氏统一天下至文禄三年，才正式规定了全国租税制度，据此，三分之二归庄头征收，三分之一归农民所有”。又说：“到了开国初期（德川），因厌恶前代的苛刻，遂将租税减低三分之一（即所谓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于倒悬”云云。
根据上述考证，古来我国租税无疑是非常苛刻的。到德川的初期，才稍为放宽，但是岁月渐久，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旧日的苛税。古来所谓有识之士，常认为农为国本，指责工商业者，缴纳赋税极少，或完全不缴纳赋税，饱食终日不劳而获，于理不合云云。但如果细察事情真相，工商业者也绝非不劳而获，偶尔也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过着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这也是依靠资本以谋利，无异于地主富农之拥有大量土地不劳而食。至于小商人，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也无异于农民。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工商税。因为没有税，所以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就自然增加，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农民的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达到平衡时为止。譬如，农民们耕种公四成民六成（税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平常年景尚可勉强养活妻子。至于居住在城市里经营免税营业的工商业者，比起农民虽似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于冻馁。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有同业的竞争。本来全国的工商业就有一定的限度，在一定的地区内事情不增加，只增加人员，结果，十人可以作的事情，分给了二三十人，一百人应得的钱，分给了二三百人，应得三成利润的生意减低为一成，应得二千文的工资降低为五百文。由于同业间的互相竞争，自己降低了利润，结果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连农民也要得到这种利益。所以，工商业者表面上虽然无税，但实际上无异于有税的农民。如果工商业有获得厚利者，多半由于政府采纳了所谓有识之士的建议，设置种种障碍，防止了农民的转业营商，因而才能在人数比例较少的情况下，得到些专卖的利润。由此看来，农业和工商业，是利害一致的，同是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的。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有税与无税的区别，但二者都不是不劳而获的，都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人民。
所以，在人的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这就是说，农工商以下的被统治者是生产者，士族以上的统治者是不生产者。或者借用上段的名词，一种可以叫作积累的阶层，另一种可以叫消费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相比较，在劳逸得失上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人口过多，资本集中，在被迫互相竞争谋求职业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富者安逸，贫者劳苦的现象。这不但我国如此，也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病态，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因而也就无可厚非了。况且，虽然把士族以上的统治者，叫做不生产者或消费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备，以维持国家的秩序，这是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所以不能说政府的开支都是浪费。在我国的经济上，特别不合理而且特别不同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地方，在于对待同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时，不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根据我国古来的一般情况，人民经常是积累财富的。例如按四公六民税法，人民以生产的六成供养父母妻子，其余四成缴纳政府。但这部分租税一旦缴纳之后，就不知去向，也不知作何用途；有无剩余，有无不足，一概不知；总之，人民只知积累而不知消费的情况。而政府在一旦取得这部分租税之后，也忘掉它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把它看成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似的，不假思索，任意挥霍；换句话说，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前面已经说过，经济上第一项原则是，积累与消费是同等的事情，必须同样看待。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却是以两种态度对待同一事物，这好比两个人写一个字，分为左偏右旁每人写一半似的，很显然，任何高明的书法大家也写不好。象这样把上下的心情截然分开，不仅所见到的利益各有不同，互不了解，甚至看到对方的举动，也互相不以为然。这样，怎能不产生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呢？应该消费的不消费，不应该消费的反而消费，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平衡。足利义政在天下大乱之际，兴建银阁寺，在别墅的屋脊，装饰珠玉金银，糜费达六十万缗之巨；只修建高仓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费了二万钱。由于奢侈无度，虽一再向人民大量剥削地税房捐，但国库仍然空虚，毫无积蓄。这可以说是上下都贫困的时期。太阁在内乱以后，兴建大阪城，接着又远征朝鲜，对外有巨额军费开支，内有宴乐的铺张浪费，而竟能用黄金铸成金马贮藏起来。这可以说是下贫上富的时期。又如历史上以贤明见称的北条泰时以及时赖、贞时等，大约皆自奉俭约。至德川时代，在其初期，明君贤相辈出，政府的措施无可非议，如与足利义政等时期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未听说民间有致富而兴办大事业的。作为北条及德川的遗迹流传到今天的，最著名的是鎌仓五山、江户城、名古屋城、日光山、东睿山、增上寺等等，这些古迹都是非常宏伟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什么要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否真是适合于当时全国经济的情况呢？这是我不能置信的。再如国内现有的城池、神社佛寺的古迹，和大佛、大钟、或大寺院等建筑物，如此雄伟，大都不是象征神道佛教的昌盛，而只是表明独裁君主权势的强盛而已。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水道沟渠等的建造，但决不是出于民意，只是由于当时君相有司等的好事，即所谓考察人民的疾苦，为之兴利罢了。本来，在人民没有知识的古代，政府独断专行，也是势所必然，哪里会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决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古代的是非，但是，把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截然分开，在经济上造成无限的不合理现象这一点，则不论在明君贤相的时期或暴君污吏的时期，都未能避免。这种情况异常明显，所以后世应该有见及此，以免重蹈复辙。虽然说明君贤相须把财富用于必要的事业上。而这个必要，是根据君相的意思决定的，所以，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有从武备为必要的，有以文事为必要的，也有以真正的必要为必要的，但也有以不必要为必要的。在足利义政时期，政府曾下令废除一切借贷契约，人皆称为德政。在德川时代，也有类似的例子。这种情况，如果从政府来说，似乎也是德政。国内的积累者对于消费者采取了丝毫不加过问的态度，消费者也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出入全无限制。政府只是看到人民生活不比过去坏，就自以为是最大的仁政，别的就不管了。年年岁岁反复总是这样，这边积累那边消费，就象两个人共写一个字，一直流传到几百年后的今日。如果把古今作一比较，考察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其进步的迟缓，实在是惊人的。例如，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从未用兵，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罕有的太平了。处在这个世界上空前的太平盛世，日本人民虽愚，工艺虽不发达，积累虽缓慢，在这二百五十年间，经济上也应当有长足的进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决不能仅仅归罪于将军及各诸侯的无德。假使这是由于君相有司的无德无才所造成的灾祸，则其无德无才并非其本人之罪，而是因为处在他的地位，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变成无德无才。所以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君贤相也并不那样伟大，天下太平也并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战争的确是可怕和可憎的灾祸，但是它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就好象人身上的刀伤，虽一时感到可怕，只要不伤要害，很快就会平复。而惟独在经济上，特别可怕的不是刀伤，而是象痨症那种逐渐使人衰弱的病症。根据这样说法，我们日本的经济，原来因为权力的偏重而分成积累者与消费者，双方之间不通声气，即使不是逐渐衰弱，也是长期停滞不前。在数百年间虽然稍有进步，但并未达到繁荣活跃的境地。即使在德川氏二百五十年的治世，也无显著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害了所谓经济痨症。自古以来，日本学者就主张政府的税务官与郡县的税务官在职权上应该分权。察其用意，也许是认为由政府税务官收税，容易造成聚敛，因而主张授权于接近人民的郡县税务官，以便稍加节制。当然，划分同一政府之内的官吏职权，事实上并无益处。但从这种主张的用意可以了解到，古人并非不知道把财政权完全交给消费者的害处。
经济上的第二项原则，是对于财富的积累或消费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和管理的习惯。本来，理财之道在于活泼果敢和节俭克制。两者必须适当配合，互相约制，保持平衡，才能使积累和消费扩大起来。如果偏于一方，缺乏果敢的作法而只知节约，就会陷于贪婪吝啬；如果忘掉节俭，一味果敢做去，就会造成浪费挥霍；这都是与理财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然而，如上所述，把全国人划分为积累者和消费者两个阶层，在界线划分明确的情况下，整个阶层的做法，必定偏于一方。例如积累者虽具有节俭克制的思想，但因缺乏果敢的做法，而失于吝啬；消费者虽具有活泼果敢的地方，但因违背节俭的精神，而失于浪费。日本的国民教育虽不普及，但天资并不愚蠢，对于理财一事，没有理由认为特别拙劣。只因人事关系，把不应分割的事业分割开来，以致形成了各阶层的不同习惯，不同做法，从而陷于拙劣。但就其行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恶劣的，如果调和适宜，则可以产生果敢活泼和节俭克制，对于理财会起到最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反而变成了浪费挥霍和贪婪吝啬，这并不是因为本质的恶劣，而是由于调和失宜所致。例如使氧和氮化合就变成空气，为动植物的生存所必需。但是，若把这两种元素分析成单独的气体，则不仅对生物不起良好作用，反而有害于生物的生存。从我国古来的理财情况来看，凡是支配金钱举办事业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统治阶层。在政府里兴建的土木工程和执行文事武备计划的当然不用说，其他如社会上一切读书、习武、研究技术和爱好风雅等，除去谋求个人的日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够有余暇去从事人生中比较高尚的事情的，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所以他们的行动自然灵敏活泼，敢作敢为，这的确可以称为我国文明的根本。然而唯独对于理财一道，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只知消费现成的东西而不知创造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浪费挥霍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况且积习既久，形成一种风气，认为理财之道不是士君子的事，不但不以不懂为耻，反而以懂为辱，结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财者，便成了同义语，这可以说是迂腐已极。再看看农商以下的被统治阶层的情况，他们和上层阶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恰如两个世界，人情风俗迥然不同，他们受上层阶级的统治和轻侮，谈话时的称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区别，服装也受到限制，适用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有关生命的权利也操在上层阶级的手里。据德川时代的律书所载：
“凡各役卒，倘发现商人百姓等贱民有非法言论和不轨行为，不得已而格杀者，经调查属实后，免予追究”。
根据这条法律，商人和农民好象经常面对着千百万敌人，如果能够活着，只是幸免于不死而已。既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顾及其他呢？既无廉耻功名之心，也无钻研文学艺术之志，惟知服从政府法令，缴纳赋税，可以说身心都被束缚着。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空隙和发挥的途径。这些商人农民想改变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竭力积蓄财富，经历千辛万苦节俭克制，其结果，也有积累了巨万之富的。但是，这种人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并无其他目的。勤俭致富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当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去财富以外，再没有可贵的东西，认为财富是拿任何东西都不换的。对于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认为是一种奢侈而加以禁绝，甚至看到上流人的这种举动，还窃笑其迂阔。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其品格的卑劣和精神的懦怯，实在可鄙。如果调查一下日本国内号称富豪的来历和他们的兴衰，便可以得到明证。自古以来，白手起家成为巨贾豪农的，都不是学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学无术的粗人，他们对于可耻的事也不以为耻，不可忍受的也能忍受，一味吝啬终于积累了财富。至于败家者，不是本身无能，不从事生产积累，就是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因而耗尽资财。这与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不事生产，追求所好，不肯降志屈节，因此而陷于贫穷也不介意的情形相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因沉湎于肉欲而败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产，在败家破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从思想方面来说，上层人物尚存有智德活动的一面，而下层人物则只知道贪财图利以满足**之欲而已，因此，两者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以上情况，被统治阶层的节俭克制变成了贪婪吝啬，而统治者阶层的活泼果敢变成了浪费挥霍，两者都不利于理财，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我们日本固然贫穷，但天然物产并不缺乏，况且在农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也有很多值得夸耀之处，决非天然的贫国。我们的税法也许苛刻些，但并不是将税款投入大海，它还是留在国内成为财源的一部。但是，日本全国为什么贫穷到现在这种地步呢？这不是因为财力缺乏，而是缺乏理财的能力。也不是缺乏智力，而是由于智力被分割为两段，上下不通气的缘故。总而言之，日本国家的财富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没遇到同它相适应的智力。因此，把这被分为两段的智力配合起来，使其与实际相适应，也就成为目前经济上的急务了。但是，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极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运动所能改变过来的，最近这个运动已经逐渐抬头，可惜上下两个阶层不能互相采取对方的长处，反而有许多人效仿对方的短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趋势，不能完全归咎其本人。因为滔滔的天下大势，自上古以来一直冲裹着亿万人类向前奔流。所以，现在仍不能骤然抗拒这股潮流，也是理所当然的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