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九两章已经论述了西洋各国和日本的文明渊源。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在从前闭关自守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有西洋各国，然而，现在已经知道有西洋国家，并且也知道了他们的文明情况。同他们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我们的文明远不及他们，并知道落后的要被先进的压制的道理。这时，我国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本来，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凡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莫不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争取本国之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微末节，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因此必须随着它的进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国人心正在忧虑国家的独立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文明目前正处于使人忧虑我国独立问题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人民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我在文明论的末章，提出我国独立这一问题，也是根据人民总的趋向，对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讨论。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蕴奥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将来以后的学者去完成了。

    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臣下称主人为国之父母，主人爱臣下如赤子，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其关系之美好也不是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着尊崇忠义的风气，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也要顺应这种风气而保持高尚的品格。例如，在士族中间教训子弟时，必提到身分和门第等语，或者说：“身为武士者不应有卑劣行为”，或者说“不要玷污祖先的门第”，或者说“不要对不起主人”等等。这些身分、门第、主人，就是士族们应遵循的道义所在，和维持一生品格的纲领，这也就是西洋所谓的道德纲常（Moral

    tie）。

    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凡是人与人相交往的地方，不论大小，都存在这种风气。例如在商人或农民之间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秽多”和“贱民”之间也分头目与党徒，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

    这种风气，或称为“君臣之义”，或称为“祖宗门第”，或称为“上下的名分”，有叫作“本支之别”等等，不论什么名称，总之，日本自古以来，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和外国有了外交关系，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因此，国内有识之士，探讨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旧的风气不对头。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才着手进行改革。从废藩置县开始，废除了一切陈腐的东西。诸侯降为华族，武士变成平民，广开言路，登用人才。在这个时期，过去五千石俸禄的大臣也有的变成了兵卒，步卒也有的当上了县令，累世经营钱庄的豪商巨贾也有破产的，身无分文的赌徒也有成为政府的供应商人的，寺院改成神宫，僧侣成为神官。富贵功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而形成了所谓功名自在唾手可得的时代。自开国以来深入日本人心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差别等等的观念逐渐消失，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干，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人心活泼”，和一般所谓的文明蒸蒸日上等字样来形容。

    试问这种功名自在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否完全实现了有识之士的目的，都认为这种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别无他求了呢？绝对不然。有识之士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文明。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观察它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给的影响，好象人们刚卸下祖先遗留下来的重担，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担，正在休息似的。道理非常简单，例如废藩之后，诸侯和藩士之间君臣之义已不复存在，若在暗地里勉强履行君臣之义，便会被指责为不识时务而且也无言以对；步卒充当队长，指挥从前的老上司，老上司也不敢违抗命令，从外表看来，似乎上下易处，法制森严，但实际上，只要老上司拿出点钱，就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步卒既可以得意洋洋地充当队长，而老上司也可以逍遥自在。赌徒虽然当成了政府供应商人而趾高气扬，而破产商人则只怪时代的趋势，事不由己，也是心安理得。神官自以为得势，喜形于色，而僧侣可以公然娶妻，也是其乐融融。总之，现在上下贵贱都是皆大欢喜的时期，除了贫穷而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感到苦恼的了。力战而死当然是傻瓜，报仇也是无益，出师则有危险，剖腹则疼痛不堪。求学也好，作官也好，都是为了金钱，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干。真成了“钱之所向，天下无敌”的社会，人的品行，似乎可以用金钱来定其行情。这种情况和往昔窘困的时代相比，怎能说不舒适呢！所以说，“现在的人民，已经卸下了重担正在休息。”

    然而，所谓“休息”，是指无任何工作可做而言。如果工作做完或无工作可做，休息也是应该的，然而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决非无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艰巨。有识之士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深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而力图引导人心急起直追。学者开始创办学校，教育人民；翻译家译述原文书籍，刊行于世；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竭力提倡文学技术，力争上游，但是在人民的行动上，仍不见显著的功效。从事于学术界的人们，虽然不是不积极搞业务，可是，在思想上，似乎还缺乏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这种高度的觉悟，总是有些对于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

    有些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而归罪于“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义名分企图复古。为此，他们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从古昔的神代寻求证据，提倡“国体论”，企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就是所谓“皇学派”。皇学派的学说并非没有道理，在君主国家，主张尊奉君主，把行政权交给君主，本属理所当然，也是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所以尊王之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皇学派关于尊奉君主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从政治上的得失去寻求根据，而是归根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更错误的是他们甚至不反对使君主徒拥虚位，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崇虚忘实的弊病。本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轻易改变的，所以，想依靠人的情感，实现尊奉君主的主张，首先必须改变人情，使人们弃旧从新。然而，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因此，虽然政治体制因维新运动而恢复了几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若论感情的亲疏，现在的人民由于自鎌仓时代以来，就受封建主的统治，所以对于封建的故主要比对王室更加亲密。虽然可以建立普天之下唯有一君的学说，但从实际上看，就可以知道一定要行不通。按现在的情势，人民似乎逐渐忘却旧日的关系，不再怀念封建主了，但是想要重新建立爱戴王室的感情，使其真正成为王室之赤子，在现代人民的思想情况和文明情况下，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说，王制革新是基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是由于人情已经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这是不考察事实的说法。果真象这个说法，人心思旧的话，人民景慕的也应该是数百年来深入人心的幕府的霸政，并且所有现在的士族及其他标榜祖先门第的人，大多数都要提到鎌仓时代以后的情况。因此，应该说霸政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涉及的面也是广泛的。如果说人情是忘旧而慕新，则王政是在霸政以前，可说是最旧的，如果问王霸两者究竟要忘记哪一个，当然要忘掉最旧的王政。或许有人说，人心趋向王室不在于历史的新旧，而是由于“大义名分”所使然。那末，所谓大义名分当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既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就不可一刻离开它。然而自鎌仓时代起，人民不知有王室将近七百年，这七百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若按这个说法，则这七百年间，成了人民完全迷失方向，大义名分完全扫地的野蛮黑暗时代了。当然，人事的盛衰不应该从一年或几年的过程来判断，但如果人心未泯，明知方向错误的话，怎能忍受七百年之久呢？况且从实际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七百年之间并不完全是乱世，如果寻求现代文明的渊源，十之七八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而传留下来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制革新的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也不在于弃新而慕旧，更不在于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已经忘却千百年的大义名分，而是由于当时人民要求改变幕府政治以致促成了王制革新。革新大业既成，天下的政权重归王室，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人民和王室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而已，至于感情，决不是骤然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勉强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来，反而会使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浇薄。所以说，皇学家们的国体论，在今天是不能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趋于高尚。

    还有一种学者，忧虑今日人心的浇薄，并且知道国体论不起作用，于是便企图从人的灵魂上做工作，推行耶稣教以正人心，使其得到安身立命之地，统一大众的思想，规定人类应奔赴的大目标。这种说法决非出于轻率的想法，它的本意，可能是，学者以为今天的人民，一百人有一百人的不同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学说，就是在宗教上，信神还是信佛，也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主张无宗教的。诸如此类，最关重要的灵魂尚且得不到归宿，焉能顾及其他人事？这种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伦，既无父子，又无夫妇，恰如现实的人间地狱，对此，忧世之士应该设法挽救。这些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还认为宗教一旦能够维系人心，群众的思想就能稳定，再进一步把它推广到政治上，就可以成为国家独立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认为这是轻率的胡说。如果真能以此道教化现代的人民，从而纠正了人心，使之进入道德之门，纵然不能达到天道的极点，也能使其明确父子、夫妇的人伦，激励其孝顺贞节的行为，了解教育子弟的义务，认识到蓄妾荒淫为坏事等等，对于社会文明都有极大的功德，当然也就无可非议。然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要把耶稣教推广到政治上来，作为国家独立的基础，这一点，我是不能苟同的。

    耶稣教本来是以“来世的永生”为目的，幸福安乐也求之于永生，疾苦祸患也根据永生来考虑，对未来的惩罚比对现在的惩罚还要害怕，对死后的审判比对今生的审判还要重视。它的学说是建立在把现今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基础上，因而其立论也就非常宏大，和其他学说迥然不同。其所谓一视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指这个地球应该象一家，地球上的人皆如兄弟，彼此间的情谊应该没有厚薄的差别。四海既如一家，则一家之内又何必隔境设界？然而，现今的地球，已经被分成许多区域，各自划分国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内结成集团，称为国民，为求其集团的利益而设立政府，甚至有拿起武器杀害界外兄弟，掠夺界外土地，争夺商业利益等等，这决不能说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这些罪恶，姑且不论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这种人应该说是耶稣的罪人。

    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作“国富民强”。不仅本国人引以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撕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当然，战争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为了消灭战争的战争。贸易本来是为世界上互通有无，是非常公正的行为，所以不认为战争和贸易在本质上一律都是坏事。但是，从目前世界上所进行的战争和贸易的实况来看，决不能认为它是从宗教爱仇的善意出发的。

    如果象上述那样单从宗教一方面来论断，贸易和战争，似乎是极粗野而卑劣的行为，但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却并不如此。因为，贸易虽是争夺利润的，但并非单凭暴力所能作好的，它是需要运用智慧的事，所以就不能禁止人们进行贸易。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开发国内，所以贸易的发达，就表明了国内人民知识的进步和文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对外放出光辉，也可以说是国家繁荣的征象。战争也是如此，如果单从战争是杀人之道来说，当然是可憎的。然而，现今如果有人敢于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况下，也尚有明文条约，谈判交涉，国际公法，以及知识界的舆论等等，所以不易得逞，并且还有不是专为争利，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辱，或为了真理而战的。所以，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凡力图伸张本国的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和发扬本国荣誉的人，称为爱国的人民，这种思想称为爱国精神。他们的目的在于同外国划清界限，纵无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独立。所以，爱国精神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为若干区域，在各区域内结成集团，各自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说到这里，就会使人感到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国家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私德，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决不会起大的作用。如果从大体上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较，那末，宗教就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而各国对立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

    另有一种汉学家，见解稍广，虽不象皇学派那样专靠思古之情，但他们的主张仍不外乎是以礼乐征伐来统御人民，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民心，这也决不适合现代的情况。如果这个学说得到实现，则社会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们越发陷于卑屈，还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七第九两章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如上所论，目前我国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人民并不感觉有困难，好象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十分舒适似的。对此，有志之士深以为忧，皇学家则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同时相信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因此，我不能不谈谈生平所见。凡是讨论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然后才能找到处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然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现在说我国处境困难，究竟困难是指什么呢？并非政府的政令不能推行，并非人民不缴纳赋税，也非人民突然陷于无智，也非官吏全部愚昧而营私。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依然是原来的日本，毫无变化，并没有可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情况相比，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然而，所谓我国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忧虑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我认为这些困难问题并不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这肯定是最近才突然发生的病态，而且已经危及我们国家的命脉，欲除而不能除，想治而缺乏医药，好象单凭我国原有的力量已经不能克服。因为，假如日本还是原封未动的日本的话，就应该心安理得了，既然人们特别感到忧虑，这就证明一定是发生了新的令人忧虑的病症。社会上有识之士所忧虑的，也肯定是这个病症，我虽不知有识之士如何称呼它，但我则称它为对外关系。

    即使国内有识之士不把这个病明显地叫作对外关系，但其所忧虑的却正和我相同。既然都是忧虑现在对外关系的困难，那么，问题的名义也就决定了，然后，就要分析问题的性质。本来，外国人来日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贸易。那末，再看看今天日本和外国之间进行的贸易情况，可以说西洋各国是制造产品的国家，而日本是出产物资的国家。所谓制造产品，就是把天然物资进行加工，譬如，把棉花织成布，把铁做成刀。所谓出产物资，就是依靠天然的力量生产原料，譬如，日本生产的生丝和矿产等等。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才假定把西洋各国叫作制造产品的国家，把日本叫作出产原料的国家。固然，产品制造和原料生产之间，难以明显划分界限，但是前者使用人力较多，而后者依靠天然力量较多，所以名称不同。从经济上说，一国的贫富，同天然物产多寡的关系极微，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投入的人力多寡和技术的高低。例如，土地肥沃的印度贫穷，天然物产极少的荷兰却很富。所以，在制造产品国家和出产原料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前者是用无形无限的人力，后者是用有形有限的物产，是力与物交易。如果详细地说，就等于生产原料国家的人民，不从事应作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而到海外雇佣制造产品国家的人，利用其体力和脑力，然后用本国的天然物产支付其劳动代价。这好比，有年俸三百石米和十口之家的武士，过着安逸的生活，不从事劳动，每天饮食取自饭馆，冬夏衣服购自服装店，日常生活用品莫不由市上购买，每年都用这三百石米去支付。这三百石俸米正如天然物产，年年如此支付，决不会有所积蓄。如今我们日本和外国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大致就是如此，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的损失。

    西洋各国由于制造产品而致富，并由于文明日益进步的结果，人口逐年增加，如英国可以说已达到了最高峰。美国人民也是英国的子孙，澳洲的白种人也是英国的移民，在东印度有英国人，在西印度也有英国人，其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假定把现在分布在世界上的英国人和几百年来英国人的后裔，全部集中到现在的英国本土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与现在的三千万英国人民一同居住，则全国的产品不单不足以供应其衣食，而且大部分平地都要被建筑住宅所占用。由此可见，文明逐渐进步，人的关系得到适当调整，则人口必定增加。生殖子女一事，人与老鼠完全一样。只是老鼠不能保护自己，或死于饥寒，或被猫捕噬，因而繁殖不大。但如果环境适宜，又能免于饥寒、战争和传染病等的灾患，则人类的繁殖力会象老鼠生殖率一样急速增长，因此有些欧洲的古国曾经为此感到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两项对策：第一是输出本国的成品，而从土地丰饶的国家输入生活资料；第二是把本国的人民移至海外殖民。其中，第一个办法，因有一定限度，仍不能充分解决问题；第二个办法需要大量资金，也不容易收到成效。因此，又出现了第三个办法，这就是将资本投到外国，取其利润以供本国的需要。本来，向海外移民，最好是能找到已经开垦好的地方，可是开垦好了的地方，都建立了国家和政府，而且人民也有其固有的风俗习惯，外国人想杂居其中谋求利益，也极不容易。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向工农业技术落后、贫困而缺乏资金、以及劳动力多的海外某些国家，输出本国的资本，这样，贷款利息较高，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办法。换句话说，这种办法就是不移殖人而移殖金钱。人由于风俗习惯关系，不易移殖，但是金钱就不会有本国和外国的区别了，只要利息合适，就会愿意借用外国金钱，不知不觉地把利钱付给外国人。这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现在日本已经借了不少外债，对其利弊不能不加以考虑。文明国家和未开化国家相比较，生活情况完全不同。文明愈进步，生活费用也愈增加，即使撇开人口过剩问题不谈，在日常生活费用上，有一部分必需求之于外部，而供给这些费用的国家，就是落后的未开化国家，所以，世界上的贫困也就全部落于未开化国家。借用文明国家的资金而交纳利息，正是贫困归于落后国家的具体表现。因此，借款问题，不只是和人口过剩问题有关。现在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一则是为了提供学者参考，二则是为了指出西洋人唯利是图的一个明显的原因。

    以上就对外关系的性质，论述了在经济上的得失问题。现在再谈谈对外关系对于日本人的品德的影响问题。近来我国人民的思想也大有改变，关于万民平等的学说，几乎风靡全国，似乎没有异议了。但所谓万民平等的意义，不只是一国之内人民彼此之间权利平等，而是这一国的人民和另一国的人民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国与另一国之间也是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的意思。然而，自从外国人到日本通商以来，虽然条约上明文规定彼此平等，但实际上，绝对不然。例如，在小幡笃次郎在民间杂志第八期上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美国自从与日本通邮以后，便派遣水师提督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开入日本领海，强迫要求与我通邮通商，他的借口是，吾人共戴一天同立一地，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一味地拒绝而不容纳，乃是天之罪人，这样，即使引起战端，也要实现通邮贸易云云。试看这话是多么漂亮，而干出的事又是多么丑恶呀！言行的矛盾，可以说莫此为甚了。如果撇开外交辞令而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若不和我通商我就杀你’。……试看当下首都的情况，凡骑马坐车趾高气扬驱人避路的多系海外洋人。偶有警察、行人、车夫、驭者与洋人发生口角，洋人总是傍若无人似地拳打脚踢，懦怯卑屈的日本人根本不敢还手，怎样也奈何不了洋人，有些人只好忍气吞声连法庭也不去。偶有因买卖交易等问题而诉讼的，也得到五大通商港口去受外国人的裁判，结果还是有冤无处伸。因此，人们都认为与其诉讼而得不到伸冤，不如忍气吞声倒省事。这种情景，恰如软弱的新媳妇站在凶狠的婆婆跟前一样。洋人既然这样有势力，又是从富国来到穷国，花费较多，于是一般贪利之徒，争相献媚，企图发洋财，因此，在洋人所到之处，无论是温泉、旅馆、茶馆、或酒家等等人情都变为浇薄不问事理的曲直，只看金钱的多少，这就使得本来已极傲慢的洋人愈加狂妄自大，这种情况实在令人不胜厌恶”。以上是小幡君的议论，我也完全同感。此外，同洋人发生关系的，还有居留地问题，有内地旅行问题，有雇佣外国人问题，有出入港口关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在表面上虽然各国彼此之间一律平等，但实际上还不能说真正平等。既然同外国不能平等，如果我们又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日本人民的品格必将日趋卑屈。

    前面已经谈过，近来，社会上有许多人提出人民权利平等的学说。有的甚至主张废除华族和士族的名称，以便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平等的精神，从而提高人民的地位，并扫除卑屈的旧习。这种议论豪爽干脆，实在令人称快，然而，唯独在对外关系上，却很少有人主张平等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论华族士族，或是平民，都是日本国内的人民。对于本国人民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尚且认为有害，而努力要使大家一律平等。然而对于利害不一致，人情不同，甚至言语、风俗、肤色、体格完全不同的万里之外的外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反而不感到痛心，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这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照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主张权利平等的学者，对它的学说体会得还不够深刻。第二，由于和外国人来往的时间尚浅，还没有发觉其为害之大。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今天在社会上主张人民权利平等的虽然不少，但这些人大都是学者之流也就是士族，在国内属于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和有过特权的人，以往并不是没有权力因而受别人欺压的人，而是曾经有权有势欺压别人的人，所以，由他们来主张权利平等，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比如，不是亲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