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本书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的偏重也是这种风气之一。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国有千百个天平，不论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又如一个三角四面体的结晶物，即使把它破成一千块一万块，或者把它捣成粉末，它的每一个分子仍然不失三角四面的特征，若再把这些粉粒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块，仍然形成三角四面体的形状。权力的偏重，就象上述比喻这样，普遍贯穿到每一事物的最微细的末端，然而这种情况并没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无非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半偏于这一方面。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问题。哪里有男女的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在兄弟的关系上是这样，长幼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间如此，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如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上面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进一步从人类种族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封建时代，诸侯有大小之分，寺院有正支之别，神社有本末之异等等，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象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唤村长谈话时，态度傲慢无礼令人厌恶，但是这些小吏在长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受到小吏的无理叱责，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无理叱责村民，又极可恶。甲受乙的压迫，乙受丙的压迫，压迫欺凌循环不已，这也可以说是一奇观。本来，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的程度，按照各个人的条件（Conition）分为无数等级，虽然存在这种等级，但并不妨碍人与人的交往。然而，由于人们这些情况的不同，往往他的权利（Right）也跟着不同，这就是权力的偏重。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情况好象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有权，就能得到比较细致的结论。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权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本来，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也许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势非专权不可。然而，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现在必须探讨其原因，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里有这样说的：亚洲人弄权的原因，是由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险阻广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这种说法来说明日本的情况，能否解决问题，很难断定。即使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是无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弄权的原因。苟能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对策。我们日本在开国之初，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结成一群，由群里膂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当酋长。根据历史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着军队来的。统治一群人民，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长之下必须有辅助他的人，而这些人可能都是从酋长的亲戚或朋友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形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体制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内，被统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也就截然分开了。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的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成为这两种因素，而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例外（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统治人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必须膂力与智力兼备，并且还须有些财富。既能具备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必然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在这些有权者之上，集中他们的力量统治全国，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被统治的人民，由于王室由来已久，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屡有外征，由此可知，当时皇室已威服全国，毫无内顾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有了养蚕、造船的技术和纺织、耕种的工具，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各种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渐丰富起来，但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手里，人民只有俯首听命而已。不仅如此，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被统治者等于统治者的奴隶。到了后世，仍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曾说：“朕已富矣”，这毕竟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心平气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因而，权力经常偏重于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如前所述，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就有千万个的偏重，把它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的偏重，若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则两者之间也有偏重，也就是权力经常是偏重于王室的一方面（国家权力偏重于王室）。

    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的权力归于武门，似乎从此武门与王室平分秋色，人与人的关系为之一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源、平二氏或是王室，都是属于统治者的范畴，国家权力归于武门，只是这个统治者把权力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依然保持着上下、主从的形势，和以往丝毫没有两样。不仅如此，在光仁天皇宝龟年间，更下令天下，划分兵农，从人民中间选拔既富裕又有武艺者服兵役，使羸弱者从事农业。这个命令的精神在于，使富而强的人用武力保护弱小者，贫而弱者就得从事农业以供养武人，因此贫弱者越发贫弱，富强者越发富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权力的偏重更加严重了。根据各种书籍的记载，自源赖朝就任六十余州的总追捕使之后，在各郡设置“守护”，在各庄园设置“庄头”，从而削弱了以往的国司、庄司的职权，从那时起，所有的统治阶级出身、手下又有人的武士们，凡有可夤缘攀附者都当上了守护或庄头，他的部下便称为“御家人”，而受守护庄头的指挥，因此，都成了幕府的部属，并且还制定了每百日交代一次，轮流守卫鎌仓的办法。到了北条时代，情况也大致相同，国内到处都有武人。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十八骑鎌仓出发，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仅仅三日之间，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数达十九万骑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而依靠农民的供养过活。兵和农的界限愈分明，随着人口的增加，武人的数目也就愈多。源赖朝时期，曾把关东直属的武士，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护，每隔三年或五年调动一次，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都变成了世袭的职务。北条氏灭亡，到了足利时代，这些守护便互相吞并，有兴起的，也有灭亡的，有被土豪驱逐的，也有被部下纂夺的，因而逐渐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概括地说，自从建立王朝以来，日本的武人，最初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掌握权力，拥护王室。在到鎌仓时代以前这段时间里，逐渐结成为若干小集团，这才有了大诸侯小诸侯之称。到了足利时代，又结成更大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未能进一步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应仁年代以后的混乱局面，和武人的极盛时代。武人跋扈的社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是在人民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只知从事农业以供奉武人。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由于武门兴起后，破除了对神权政府的迷信，其益处在第二章已有论述）。

    根据新井白石的说法：“天下大势经过九次变迁，才到了武门时代，武门时代又经过五次变迁，才到了德川时代。”其他各家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这种说法，只是关于日本执政者的新旧交替，说它有几次变迁。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象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至于新井先生的“读史余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史书。该书虽然论到天下大势的变化，但实质上并不是天下大势的变化，早在王室时代局势已定。自从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成分和划分了兵农以后，这种界限更加明确，直到今天，从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在王代的末期，虽有藤原氏的专权和太上皇的听政，但这些都是王室内部的问题，当然与天下形势毫不相干。后来，平氏灭亡，源氏兴起新建幕府于鎌仓，北条氏以陪臣身分执政，足利与南朝对抗而被骂为逆贼，以至于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等相继执政，先后统治了全国，但是这中间只有统治方法的巧拙不同，全国局势，依然如故。所以，北条氏、足利氏所喜欢的，也同样为德川氏所喜欢，甲所忧虑的，也同样为乙所忧虑，甲乙处理其所喜忧的问题的方法，完全也毫无差异。例如，北条、足利政府喜欢五谷丰登、人民驯顺，德川政府也喜欢这样，北条、足利政府所畏惧的叛乱者的种类，在德川时代也是一样。但回过头来看看欧洲各国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欧洲各国，如果在人民当中有了新的宗教主张，政府马上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过去人民只畏惧封建贵族，但随着社会工商业的逐渐发达，中产阶层有了权力之后，又不能不对它有所喜欢或畏惧了。所以，在欧洲各国随着国家形势的变迁，政府也就随着改变其情况。只有我们日本情况不同，不论宗教、学术、商业、工业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政府也无须忧虑和恐惧形势的变化。发现有与政府意图相抵触的，可立即下令禁止，所唯一忧虑的，是惟恐从同一阶级中有人起来推翻执政者（所谓从同一阶级中起来的人，是指统治者中的人）。所以说，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同样事情的重复。这就好象多次诵读同一版本的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新井氏所谓天下大势的九次变迁，或五次变迁，只不过是一出戏上演了九场，或上演了五场罢了。某一西洋人的著作里曾经说：亚洲各国也有骚乱和变革，其情况无异于欧洲，但并未因这些变乱而促进国家文明的进步。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政府虽有新旧交替，但国内局势仍原封未动）。

    如上所述，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从不改变，权力永远偏重于一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象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不论有形的膂力或无形的德智，以及学问、宗教等都操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狼狈为奸，争权竞势，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漫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例如，日本古代常有战争，如甲越之战，上国与关东之战，光听这些名称，仿佛是两国交战，其实绝对不然。这种战争，只是两国武士之间的战争，人民根本未参与其事。所谓敌国，本来应该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敌，即使不是手执武器奔赴战场，也是应该时时刻刻祈祷本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无论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忘敌我，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敌对国家，才能表现出人民的爱国心来。但是我国的战争，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谁强大就畏惧谁。所以，在战争时期，随着风色的转变，也许昨天还给我方输送辎重的人，今天就要去替敌方运送军粮。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辱，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兹举例说明如下。北条氏的地盘是关东的八州，因败于丰臣氏和德川氏而灭亡。灭亡后，八州土地被仇敌德川氏占领。德川家康虽然是个杰出人物，但是怎能设想他一下子就压服了八州的敌人。这是因为八州的人民，既非敌方也非友方，而是北条氏对丰臣氏战争的旁观者。所以，说德川氏进驻关东后所进行扫荡和镇抚残敌，只不过是讨伐北条氏的遗臣而已。至于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好象只用手摸摸头一样，立即使他们安定下来了。这种例子，自古以来举不胜举，直到今日，情况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因此，也可以说日本从来还没真正形成一个国家。如果今天日本和外国发生战争，连同日本人民之中虽然不拿着武器临阵作战，但是关心战争的人，姑且也看作“参战者”的话，然后再把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所谓“观战者”的人数相比较，孰多孰少，是可以预知的。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欧洲各国也常有利用战争手段吞并外国领土的事情，但是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相约，给与若干权利的话，要想把占领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象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①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7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鎌仓的五山；在近代，又有上野的东睿山、东京芝区的增上寺等等；以上这些寺院没有一处不是凭借政府的力量而兴建的。其他，历代天皇中归依佛教的，或者亲王出家的，也非常多。相传白河天皇有八个儿子，其中有六人出家为僧，这也是宗教取得权势的原因之一。只有“一向宗”比较接近于独立，但也未能免于这种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实如上人曾向天子献纳即位用的经费，因此天子封他为“永世准门迹”赐给他和出家亲王相等的地位。同情王室的衰微贫困，贡献有余的金钱，从僧侣的本分来说，本是应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西三条入道”的中介，用金钱购买了这一爵位。这可以说是卑鄙之至。所以，自古以来所有日本国内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祷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所建立的；总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如果问寺院的来历，不是说有受某某将军封为食米几百石，就是住持的身分如何等，就好象士族叙述他自己的家谱一样，听起来令人作呕。寺院门前不但立着下马牌，僧侣出门时，还前呼后拥，净街开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考察一下这种威风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风，无非是属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虽盛，但是完全被收罗在政权之下，普照十方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权的威力。所以，寺院没有独立自主的教权，归依佛教的人没有信教的诚心，也不足为奇了。这里有一证据，自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因为宗教而引起战争一事，就可以说明日本的信教者是如何懦弱了。信仰宗教的具体表现诚心归依的，只有一些无知无学的村妪野夫的流泪哭泣而已。从这种情形来看，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此外，无任何功用也无任何势力。据说在德川时代，曾有僧侣因破了戒——只是在宗教上破了戒，而不是犯了世俗之罪——，而被政府逮捕起来，游街示众，然后处以流刑。从这种例子就可以看出僧侣是多末没有势力，也可以说僧侣就是政府的奴隶。近来政府下令允许全国僧侣食肉娶妻，根据这个命令来解释，以前僧侣之所以不食肉不接近妇女，并不是因为遵奉宗教的教义，而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所以才不敢不这样。从这些情形看来，不仅僧侣是政府的奴隶，也可以说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宗教（无宗教权）。

    ①905——910年以朝命制定的并用汉文写的有关宫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的会典。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之传入日本，已经很久，如在王朝时代曾设有“博士”，天子躬读汉文书籍；在嵯峨天皇时，“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宇多天皇时，又有“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同时，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在鎌仓时代，虽然录用了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儒学家，但这些人也是为政府服务的，从没听说人民中有过学者。承久3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降下一道圣旨，据说当时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找到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了。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事，想学习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后世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作“寺子”，就是因为这种原故。有人说，日本印刷书籍，是由鎌仓时代的五山创始的，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在德川初期，始祖德川家康，首先任用了藤原惺窝，接着又任用了林道春，以后在太平日久，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儒学家，一直到近世。如上所述，学术的盛衰完全是随着社会的治乱，并未得到独立的地位，在数十百年的干戈动乱期间，完全被操在僧侣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大憾事。从这件事看来，也可以了解到儒家的情况还不如佛教。但是，在兵荒马乱时期学术衰微，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欧洲，自中古黑暗时代到封建时代，文化的权利，也是完全操在僧侣之手，到了十七世纪以后，社会上才开始有了学术。另外，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所以，关于东西洋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暂且不谈，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说明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指，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这点有所不同。西洋各国的学术是学者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并无公私之别，而只是在学者的社会中；然而我国的学术，却是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试看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的学校，不是幕府本身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学者和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刻印书籍的，但是，这种浪人是想作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书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愿的。在日本国内，从未听说过有学者的学术团体和议论、新闻等的出版，也未见过有传授技术的场所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举动。总之，一切有关学术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私人办的。偶尔有硕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这些人享受世袭的俸禄，侍奉主子，利用业余学习文字。教学的内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统治者的要求，专门讲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读破万卷书，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无用处。或者偶尔有所谓隐君子的，其实也不是甘心隐居，这些人往往是悲叹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不然就是与世隔绝放荡不羁。这种情况就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幸而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假如按照汉儒先生们的愿望，出现了无数的学者，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而感到无法容身的时候，其怨恨和苦闷必将更甚，岂非可怜之至。这样牢笼有限而学者层出不穷，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笼外还有人间世界也不懂得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在名义上虽称为儒官，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穿官衣的身分，并不尊重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同时也不让他们参预所喜爱的政务，仅仅给他们五斗米的俸禄，让他们教导孩子们读书罢了。因为当时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才不得不使用他们，这就好象让“秽多”①只限做皮活一样，其卑屈下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对这种人能要求什么呢？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在这种人当中没有独立的团体，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一定的主张也不奇怪。而且，政府的**和压迫人民偶尔也有稍有气魄的儒者对此表示不满，但是，追本溯源，完全是由于夫子自己播种培植的种子生长，蔓延起来以致身受其害，这可以说是作茧自缚。政府的**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一方面受到**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

    ①被压迫的所谓“贱民”，又称“部落民”。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象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拚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