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现代的西洋文明和探讨其来源，并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作到的事。所以在这里只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略述其大意而已。
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互相对立，互不协调。例如，有主张政治权的，有主张宗教专权的，有的主张君主政治，有的主张神权政府，有的主张贵族执政和有的主张民主政治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由争辩，胜负难分。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由于自己不能垄断一切，又不得不允许对方的活动，于是便各持其说，各行其是，为文明进步尽一分力量。最后将溶为一体。这就是产生“民主自由”的原因。
现代的西洋文明兴起于罗马灭亡时期。大约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权势逐渐衰微，到五世纪时，情况更为严重，野蛮民族从各方面侵入，帝国的政权从此崩溃。在这些民族中，最强盛的是构成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民族。这些野蛮民族蹂躏了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数百年来的一切旧制度。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依靠暴力，无数的野蛮人成群结队到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国家，同时又有一些国家被吞并。到了第八世纪末，法兰克族的酋长沙立曼兼并了现在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奠定了一大帝国的基础，大致形成了统一全欧洲的气势。但在沙立曼大帝死后，国家再度分裂并陷于混乱。当时法兰西和日耳曼虽有国家之名，但仍未具备国家的体制，每各人各逞其暴力，为所欲为而已。所以后世称这个时代为野蛮时代，或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从罗马末期到公元第十世纪约七百年的期间。
在这个野蛮黑暗的时代，只有耶稣的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罗马灭亡后，似乎耶稣教堂也应随着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教堂不仅在野蛮环境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力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为开导无知的野蛮人，用高尚的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教堂规定了许多仪式，以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人，在暧昧之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后世评论这个问题，不免讥为以妄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也只有耶稣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贵。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耶稣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时耶稣教所以能获得权力，也决不是偶然的。大体上说，当时控制**方面的事情，属于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则属于教堂的权限，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由于教堂的僧侣干预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间的事务，是从罗马时代传流下来的习惯，所以直到此时仍未丧失其权力。后世僧侣之能出席议院，也是渊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寺院权）。
当初罗马的建国，是由许多城市国家联合而成的。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内到处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都各有一套法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由于都臣服于罗马皇帝，才联合构成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灭亡以后，市民会议的风气仍然存在，并成为后世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罗马帝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在过去几百年间，人们一向称这个国家为帝国，尊国君为皇帝，这种名称已经深深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不可磨灭，既然忘不了皇帝陛下这个名称，则**独裁的思想也必然要随这个名称留在人们记忆里。后世有提倡君主政治之说的，其根源即在于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当时横行于天下的野蛮民族的风习和性格，虽然不能根据古书的记载详细了解，但推想当时情况，可以想象到他们是豪横剽悍不通人情的，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几乎近于禽兽。但是，进一步加以详细分析，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着豪迈慷慨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谓大丈夫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之说，耶稣教士也不是没有主张自由的，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从未听说有主张个人自由的。主张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世的欧洲文明中，把这种风气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重视自由独立，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耳曼的野蛮人）。
后来野蛮黑暗的时代逐渐结束，到处流徙的人民也定居下来，于是便过渡到封建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从第十世纪开始，到十六七世纪才崩溃的。这个时代就叫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在封建时代，法兰西，西班牙等国虽各有其国家之名也有君主，但君主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国内武人割据构成部落，据山筑城拥兵以自重，奴役人民自封为贵族，实际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穷兵黩武，互相倾轧。在黑暗时代，有个人的自由，到了封建时代，情形便迥然不同了。自由的权利，完全属于拥有土地人民的贵族所有。当时对于贵族既无约束的国法，也无人民的批评，贵族在一城之内俨然是一个至尊的君主，只有敌国来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是这个**制度的唯一威胁。欧洲各国，大都形成了这种情况，人民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国王。如法兰西和西班牙，在当时根本就未能完成可以称为法国或西班牙国的国家体制（封建割据）。
如上所述，封建贵族虽然专权，但决不是能够以此支配整个的欧洲。宗教已经控制了整个野蛮人的人心，获得了他们的信仰，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宗教势力之盛，已达到极点。其所以如此，也决不是偶然的。本来人生在世，有时可能因机缘凑合而煊赫一时，有过人之力也可能歼敌百万，或因有超群才智而为天下唯一富翁，好象人间万事莫不由于个人才力而从心所欲。但是，一涉及生死幽冥之理，就不可解了。遇到幽冥之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无能为力，而只有凄然失望，空叹富贵若浮云，人生如朝露而已。人心的最脆弱处，也正在于此。如果用作战来比喻，就象没有设防的要塞，如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就象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那样，一旦受到打击，就要立刻退缩，而表示软弱。宗教的职责，是说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而解答人们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呢？况且，当时又是文化未开，轻听轻信的社会，虽然是荒诞无稽之谈，也不足为怪。于是信仰宗教的风气弥漫于天下，只许忠诚信奉教义，而不许有所私议，这种专横情况，无异于王侯用暴政压迫人民。大体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的身体恰如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的活动，受王侯世俗政权的统治，精神的活动，听命于罗马教廷。世俗政权统治着有形的物质世界，宗教统治着无形的精神世界。
宗教既已统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而和王侯的世俗政权形成对立的形势，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认为：精神和**哪个重要？**不过是次要的，是外在的，而精神则是根本，是内在的，我们宗教既已支配了根本的，又支配了内在的，怎能不过问外在和次要的东西呢？必须把它也划归我们支配范围之内。于是进而侵犯王侯的地位，或夺取其国家，或剥夺其王位。这样，罗马教皇就俨然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第四，因为触犯了教皇革勒格里，不得不在风雪严寒中，赤足站在罗马城下三天三夜，向教皇哭乞哀求赦免。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宗教权力的伸张）。
及至野蛮横行的风气稍戢，割据的形势遂已成，人们修筑城郭建造房屋，得到了安居以后，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仅仅免于冻馁的生活。人们对渐渐讲究生活享受，衣服要轻暖，食物要鲜美，种种需要同时产生，再没有人留恋过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产生了需要，就必须有人供应这些物品，于是，开始有了工商业，各地出现了城市，市民中也有因此而发财致富的。这就是罗马时代以后城市的复兴。然而，这些市民聚集在一起，最初并不是强有力的。野蛮的武人固然留恋于过去的横暴掠夺生涯，但因大局已定，不能远出，在其近旁可供其恣意抢夺的对象只有市民。而从市民眼中看封建贵族武人是这样，他们来购买东西时，就是顾客，来抢夺东西时，就是强盗。所以，虽然进行交易，而同时又不能不防备他们的野蛮横暴。于是在集市周围筑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敌人，祸福共之。开会时鸣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