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各章的议论中，曾把智德二字当作成语，说明了文明的进步是与社会总的智德发展有关。本章将分别说明智和德两者涵义的不同。
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就是智慧，西洋叫做“intellect”，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相反地，偶尔还会有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自古以来，虽然没有人把这四者明确地提出来讨论，但是，从学者的言论或一般人日常谈话中，仔细琢磨其意义，便能发现这种区别确实是存在着的。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就是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的意思。又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要观察时势的缓急，把私智扩大为公智的意思。世间也有这样的话：某某人在社会上真是一个能干的人物，工作表现很出色，可是私生活简直不象话。法国的宰相黎塞留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说在公智公德上虽没有缺点，但在私德上是有欠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某某人不论是围棋、象棋、或珠算样样精通，但只是小聪明，没有大见识。这是对有私智而无公智者的评价。上述智德的四种区别，既然是学者和一般人所公认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区别了。首先确定这种区别，下面再来进一步讨论其作用。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能把私智发展为公智。例如，下棋、斗牌、耍球等技艺，是人的技能，研究物理、机械等学术，也是人的技能，虽然同样要化费精力，但是，假若权衡事情的轻重大小，从事重大而能裨益社会的，其智慧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较大。或者，虽非亲自动手，但能洞察事物的利害得失，正如亚当?斯密论述经济规律那样主动地引导社会上的人，进一步走向富裕的道路，这就是充分发挥了智慧的最大作用。所以说，若想从小智发展为大智，就不能没有聪明睿智的见识。还有些士君子说什么：“吾能洒扫天下，区区庭院，何值一顾”，对治国平天下之道大有心得，而不能修身齐家。也有专事洁身自好，闭门不闻窗外事的。甚至也有杀身而无裨益于世的人。这些都是不明智，不了解事物间的关系，不能辨别大小轻重，而失掉了修德的平衡。由此可见，智德受着聪明睿智的驱使，所以，就道德来论也可以叫作大德，但是，如果根据社会上一般人通用的字义，不应该叫作道德。因为古来在我国人民的思想上所认定的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考其意义，都是以古书里的温良恭俭让、无为而治、圣人无梦、大智若愚、仁者如山等等为本旨的。也就是说，道德是指存于内而不是形于外的。西洋叫作“Passive”，这就是指对于事物不是采取主动，而是采取被动的意思，这似乎只把排除私心一事作为要图。固然经书所讲论的并不全是被动的道德，似乎也有些活泼生动的妙处，但是全书的精神给人的印象，只不过是劝人忍耐屈从而已。此外如神佛两教的教义中所讲的修德，也是大同小异。在这种教育薰陶之下的我国人民，在其一般概念中，道德的涵义非常狭隘，因此所谓聪明睿智等等才能，也就不可能包括在这个字义之内。解释文字的涵义，不要拘泥于学者的定义，而要考察广大群众的看法，根据群众所理解的意义来解释，才是最正确的。例如“舟游山”这个语汇，如果照字面去寻求字义，就没法讲通，但根据一般的解释，这个语汇并不包含到山上游逛的意思。德字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学者的解释，意义很广泛，但按一般人的解释就不然了。一般的人，看见清心寡欲的山寺老僧，就尊崇他为有道德的高僧。对擅长物理、经济、理论等学问的人，则一定不称他们为有德行的君子，而称为才子或智者。又如对于古今成大功立大业的风云人物，则称他为英雄豪杰，而对于他的道德，则只称赞其私德，对更可贵的公德，反倒不列入道德之内，好象把它忘掉了。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德字的解释是如何狭隘了。这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不是不知道智德有四种区别，但有时似乎知道，有时又似乎不知道，结局受社会一般风气的束缚，只是重视私德方面。因此，我也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看法来规定字义，把聪明睿智的作用，归入智慧之内，对普通所谓的道德，就不能不缩小其字义的范围，只限于被动的私德上了。在第六、七章里所述的德字，都是按照这种涵义解释的，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拿智慧和道德相比较，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这里也可能有些偏见，但是学者如果能了解以上说的意思，也就不致发生疑惑了。
在未开化的环境下，主张用私德去教化人，人民也服从这种教化，这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莫不如此。在民智未开，刚摆脱禽兽世界的时代，因急于要制止粗野残暴的举动，缓和人心，使人类过安定生活，所以无暇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衣食住的物质生活，在原始时代，也不过是所谓从手直接到口，似乎也无暇考虑到居室衣著等问题。然而，文明逐渐进步，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就没有理由只用私德一种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了。由于古来的习惯和人类天生的惰性，喜欢守旧和苟安，所以，道德也就总是偏于一方，而不能保持其平衡。本来，私德的条目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后世所能改变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私德就必须选择场所，必须研究运用的方法，例如，人要饮食虽然千古不变，可是在古代，只有用手直接到口的一个方法，而到了后世，饮食方法，却有了千变万化。又譬如，私德之于人心，犹如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除非在身体残缺不全者居住的社会，才有讨论耳目口鼻有用无用的必要。既然不是什么残缺不全，也就用不着喋喋不休了。不论是神儒佛或耶稣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必要的。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全世界人类十之**，仍然是残缺不全，则道德的教化也绝不可等闲视之，或者还要为此争论一番。（儒者之道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对无知的人民，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或对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因此，必须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以期达到崇高的境域。）然而，文明的本旨，是随着人事的日渐繁杂而前进，所以不能停滞在上古时代的原始状态。现代人在饮食上，已经不能满足于用手直接到口的方法，只要知道人之有耳目口鼻并不值得夸耀，那末也就自然会懂得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必然要复杂起来。如果认为仅仅用私德就可以应付社会上的万事万物，那末，看到目前妇女的德行大可心满意足了。中国和日本，正派的家庭妇女，有很多是具有温良谦恭之德、言忠信、行笃敬、而有处理家务才干的人。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她们出来承担社会公务呢？这就是处理社会问题，不能单靠私德的明证。总之，我的见解，并不是不轻视私德，把它当作生活小节，而是不同意我国人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把它当作议论事物的标准。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摒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
智慧和道德，恰象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然而，试看古来学者的言论，十之**违背了事实，错误地只提倡道德的一面，甚至有人竟极端错误地认为智慧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为社会着想这是最令人忧虑的弊端。当讨论和要排除这个弊端时，却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现在社会上，要讨论智慧和道德的区别，纠正这种弊病，就必须首先划清这两者的界限，分别指出其作用的所在。但是，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轻德重智，贬低道德的价值，因而心怀不平；也许还有人误解这种议论，简单地认为道德是无用的东西。本来，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智德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人身之需要营养，粮食菜蔬和肉鱼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现在提出智德的功用，讨论智慧的重要性，正如劝告不知保养的素食者吃肉一样。劝人吃肉，必须说明肉的功能，讲解粮食菜蔬养料的不足，更要阐明菜肉并用互不相悖的道理。如果这个素食者只片面地领会这个道理，竟忌吃粮食菜蔬，而专门吃鱼肉，那就糊涂到极点了，不能不说这是误解。我想古今的识者，并不是不知智德的区别，而只是唯恐发生这种误解，故意避而不谈。然而明知而不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乎道理，不见得十人当中全都误解，即或十人当中偶而有二三人误解，也比不谈强。为了怕二三人误解，而妨碍了七八人见识的增长，这是不合理的。唯恐世人误解，而把应发挥的议论隐藏起来，或者把自己的见解加以粉饰，使人分辨不清，玩弄一套所谓“顺风使舵看人说话”的手段，那可以说是蔑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智愚不会过于悬殊，世人虽愚，尚能分清黑白。那么，主观地认为他人愚昧，或臆测他人的误解，而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别人，岂不是有失敬爱之道吗？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至于对与不对，可以一任他人的判断。这就是我之所以好辩和讨论智德区别的原故。
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行为。所谓修身与慎独，都是和外界无关的。譬如，无欲、正直虽然是道德，如果为了惧怕他人的诽谤，或担心世人的攻讦，而勉强作出无欲和正直的样子，这不能叫做真正的无欲和正直。攻讦和诽谤都是外界的东西，受外物所制约的就不能称为道德。如果这样也称作道德，那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逃避社会的耳目时，即使作了贪污枉法的行为，也就不算违背道德了。如果是这样，伪君子和真君子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可以说道德是一种不管外界事物如何变化，不顾世人的褒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贞不拔地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智慧和道德不同。它是和外物相接触，而考虑其利弊，如果这样作不利，则改用另种方法；自己认为便利，而多数人说不便利，就应立刻改变；曾经是便利的东西，如果又有了更为便利的，就应采取这个更便利的。譬如，马车比轿子便利，但是如果懂得利用蒸气力，就应当制造火车。制造马车，发明火车，研究其利弊而采用更有利的，这就是智慧的作用。象这样智慧和外界事物接触，适应情况灵活运用，和道德完全相反，是一种外在的作用。有德的君子独自默坐家中，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是，智者如果毫无作为不与外物接触，也就可以叫作愚人了。
道德是人的品质，它的作用首先影响一家。主人的品质正直，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为人温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温和。偶尔亲戚朋友之间，彼此规劝，也能进入道德之间，但是，仅以忠言相劝使人为善的作用毕竟是极其狭窄的。也就是说，仅靠道德是不可能做到家谕户晓，尽人皆知。智慧则不然，如果发明了物理，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例如，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气机，使全世界的工业面貌为之一新；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全世界的商业因之改变了面目。传播的方法，可以通过口述，也可以利用书面。听到这种口述或者看到这种著作，而能实地施行的人，也就和瓦特、斯密一样。所以，昨天的愚人就能成为今天的智者，世界上可以产生几千几万个瓦特和斯密。其传播之速和推行范围之广，绝不是用一个人的道德规劝家族朋友所能比拟的。有人说，陶玛斯?克拉逊毕生努力废除了社会上贩卖奴隶的坏法律；约翰?华德消除了监狱的黑暗，这都是道德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我回答，诚然不错。这两人化私德为公德，实在功德无量。当这两人历尽千辛万苦，想尽方法，或著书或疏财，克服艰难险阻，终于感动社会人心，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这与其说是私德的功绩，不如说是聪明睿知的作用。两人的功业虽然伟大，但是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来解释德字的意义，单纯地来看道德，则不外乎是舍身救人的行为。假如这里有个仁人看到儿童落井，为了救这个儿童，牺牲了生命；而约翰?华德为了拯救数万人，也牺牲了生命，如果把这两人的恻隐之心作一比较，是没有大小区别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拯救一个儿童，后者是为拯救数万人，前者立了一时的功德，而后者留下了万代的功德。至于牺牲生命这一节，两者之间，在道德上是没有轻重之分的。华德之所以能拯救数万人，留下万代的功绩，是由于依靠了他的聪明睿智而发挥了私德的作用，扩大了功德的范围。所以，上述这位仁人是只有私德，而缺乏公德公智的人，而华德则是具备公私德智的人。说一个比喻，私德如同铁材，智慧如同加工，未经加工的铁材，只不过是坚硬沉重的东西，如果稍微加工，作成锤子或铁锅，就具有锤子和铁锅的功能。如果再进行加工，制成小刀或锯，就有小刀和锯的功能。如果更以精巧的技术进行加工，巨大的可以制成蒸气机，精细的可以制造表弦。如果以大锅和蒸气机比较，谁能不认为蒸气机的功能大而可贵呢？为什么认为蒸汽机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大锅、蒸气机的铁材不同，而是认为加工可贵。如果只从铁制品的原料来看，大锅、机器、锤子、小刀都完全相同，然而，在这些物件之中所以有贵贱的区别，是由于加工的程度不同而已。权衡智德的对比关系也是如此。不论是拯救儿童的仁人，或是约翰?华德，单从他们的道德本身来看，是没有轻重大小区别的。但是，华德对这个德行进行了加工，把它的功能扩大了。这个加工就是智慧的作用。所以，评论华德的为人，不能只称他是有德的君子，应该称他为智德兼备，甚至是聪明智慧冠绝古今的人物。假使这个人缺乏智力，一辈子只是蛰居斗室，抱着一本圣经读到老死，他的德行也许可能感化了妻子，也许连妻子都感化不了。如果这样，又怎能有如此宏愿，而横扫了整个欧洲的坏风气呢？所以说，私德的功能是狭窄的，智慧的作用是广大的，道德是依靠智慧的作用，而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的。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固定不变的。试举耶稣教的十戒来谈，这十戒：第一、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承认有别的神；第二、不可跪拜偶象；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谨守安息日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贪不义之财。孔教的五伦是：第一、父子有亲，即父子相亲的意思；第二、君臣有义，即在主人和臣仆之间，遵守道义，不可冷淡无情义；第三、夫妇有别，即夫妻不可过于狎昵，有伤风化；第四、长幼有序，即年纪轻的要事事谦退敬老尊长；第五、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间不应有欺诈行为。这十戒和五伦，是圣人所定教义的大纲领，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自古以来，虽然盛德的士君子辈出，但对于这个大纲领只不过是加以注释，并未能另外增加一项。宋儒著作虽多，也未能变五伦为六伦，这就是道德条目简少而永不移易的明证。古代圣人不仅是全部躬行实践这些教条，而且还教导了别人。所以后人不论怎样刻苦力学，也不可能超出圣人以上，正如圣人说雪是白的，炭是黑的，后人又怎能改动它呢？关于道德的问题，好象是古人独占了专利权，后人只能为承销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孔子以后没出圣人的原故。所以道德后来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智慧就不然了，古人知其一，今人则知其百，古人所恐惧的，今人则轻蔑它，古人所感觉奇怪的，今人则认为可笑，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自古至今创造发明多不可胜举，今后的进步仍然是无法估量的。假如古代的圣人活到现在，听到现代有关经济和商业的学说，或搭乘现代的轮船横渡重洋，或在瞬息之间听到电报传播万里以外的新闻等等，不消说，一定会感到惊讶的。甚至不必用蒸气机和电报来吓唬他们，就是教以造纸写字的方法，或让他们看看木版雕刻的技术，就足以使他们五体投地了。为什么呢？因为蒸气机、电报、造纸、印刷等技术，全是后人的智慧发明的，而这些发明创造，并不是由于听到圣人所讲的道德而实现的，这些事情是古代圣人作梦也未想到的。因此，如果单就智慧来说，古代圣贤不过等于今天的三岁儿童而已。
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譬如，对于经书上的“克己复礼”四字，即使教人知道这四字的意义，也不等于已经传授了道理。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意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教师所能做的工作，就止于如此反复仔细说明这个道理，再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效仿其德行而已。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教化本来是无形的，究竟教化的效果如何，是无法测验的。例如，有的人明明是在恣行私欲，而自己却认为是克制了私欲，有的人作了非分之事，而自己却认为是安分守己。他们是否这样认为，教师完全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存心如何。因此，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在思想上有人得到很大的启发，有人竟发生极大的误解，有人蔑视它，也有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这样千差万别的情况，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虽然蔑视这个教训，但在表面上却伪装以欺人，或者相信自己所误解的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的话，旁人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这时，因为没有可以证明的准绳，只能对他说：“要小心天报”，“要扪心自问”，除此之外更无其他办法。畏天和问心都是属于内心的事，真怕天报或假怕天报，不是外人所能一眼看出来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原故。至于严重的伪君子，不但听到道德之说能够理解其意义，而且，自己还能高谈道德，或注解经书，或谈论天道、宗教，其理论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只读他的著作，很可能认为后世又出现了一个圣人。但是，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时，就会吃惊其言行太不相符，其心劳智绌，令人可笑！如韩退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象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自古至今不论是中国、日本、西洋，如果列举一下，韩愈之流是不乏其人的。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书经有今文古文两种，秦始皇焚烧天下书籍，书经也同归于尽，及至汉文帝时，济南老学者伏胜把自己记忆的二十九篇，公之于世，叫作今文。后来，拆毁孔子故居，从壁中发现旧本，称作古文。所以，现在的书经五十八篇中，有今古文各二十九篇。但是，现在把古文和今文比较起来，两者的体裁完全不同。今文晦涩难懂，古文平易明白，两者的文意语气，截然不同。任何人看来，都不能相信是秦火以前所流行的同一本书，其中必有一种是伪作的。特别是从壁中取出的古文，是在晋朝才流传于世，这以前，在汉代书中有一篇秦誓，是诸儒所引用的，到了晋代认为是伪书，便把它废除了。由此看来，书经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但是到了后世，人的信仰逐渐巩固起来，全都认为这是圣人的著作。蔡沉在书经集传的序里说：“圣人之心，见于书”，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蔡沉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不必讨论古文今文的区别，只要书中所载合乎圣人的意旨，就可以视为圣书了。可见今古两文中，必有一种是后世为迎合圣人心理而伪造的，也就是伪圣书。可知社会上不但有很多伪君子，而且还出现过伪圣人著作过伪圣书。）智慧就不然了，社会上智慧是丰富多采的，它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两样，但是，智慧的力量，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作用，智慧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譬如，学加减乘除的方法，就可实际去运用加减乘除。听过水沸腾变为蒸气的道理，再学习制造机器利用蒸气力的方法，就可以制造蒸气机，并且制造成功之后，它的功用，就与瓦特所制造的机器是一样的。这就叫作有形的“智育”。因为这个智育是有形的，测验时，也有有形的规律准绳。因此把智慧传授给人之后，实际运用上如果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进行试验。如果经过试验仍不能实地使用，可以再教导他实地使用的程序。总之，没有一件不是可以用有形的事物进行教导的。例如，这里有一个数学教师，教学生用二除十二得六的算术，试验学生能不能实地运用，可以给学生十二个球，叫学生分成两份，就能证明学生是否掌握了这个算法。如果学生把球分成八与四的两份，这就说明还没掌握这个算法，这时就得再讲解一次重行试验。如果这次能把十二个球等分为各六个，这一课就算教完，学生所学得算法的技巧程度，和教师没有两样，就象天地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教师。其传习之快，试验的明确，是可以用耳目见闻的。再如，试验航海技术，可以使其驾船航海；试验商业法术，可以使其买卖物品而视其盈亏；看病人是否痊愈可知医术的巧拙；从家庭的贫富可证明经济才能的高低；诸如此类，逐一观察其实际情况，就可了解是否掌握技术，这叫作“有形智术试验法”。因此，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世骗人的。不道德者虽然能伪装为有道德者，但是愚者却不能伪装为智者，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缘故。社会上也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有的经济家，能畅谈天下的经济而不能料理自己家务；有的航海家理论十分高明，而不会驾驶船只。这种人虽然似乎是所谓伪智者，但是，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理论和实际，毕竟是一致的。只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缺少可以检验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准绳而已。在智慧的领域内，纵然会出现这种伪智者，但仍然有查明其真伪的方法。如航海家不能驾船，经济家不善料理家务，这种人必定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技术本领，或者是另有妨碍其发挥技能的原因。（例如，经济家好奢侈，航海家身体虚弱，技术本领虽高但不能实地运用等。）由此看来，不论是技术本身或是妨碍技术发挥的原因，都是有形的。所以，要查明其情况，证实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并不困难。既能证实真伪，就可以采用从旁讲解教导的方法，也可以由自己钻研并向别人学习。总之，在智慧的世界里，没有伪智者的立足之地。所以说，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道德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譬如，有两个少年，都是生长在农村，都是性质朴素诚实毫无差别。他们为了经商或求学来到城市，最初，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看到城市人情之刻薄也曾背地里慨叹过。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一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本质，沾染了都市的浮华，终于放荡堕落，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修身日严，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农民的本性。这样，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两个少年留在故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天长日久，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他们在中年以后，一人从有德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现在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二人的天赋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交往的人相同，求学内容也相同，所以也不能归咎于教育。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德行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方向开倒车，另一人则保持而不失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外物的作用有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因而造成了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例如，有人从少年时代就放荡冶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人理睬，以致在社会上几乎无法容身，但因后来猛然醒悟去邪归正，痛改前非，开始考虑日后的个人前途，竞竞业业，后半生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分析这种人一生的行事，显然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好象在桃木本上嫁接梅枝成长之后，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种例子很多，如从前的赌徒，现在却吃斋念佛，大流氓无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的事例并不稀罕。这些人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教导而回心转意，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悔改的。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斩杀了平敦盛之后，归依佛门；某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毕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归依佛门，就是念佛的行者，而不是旧日的慓悍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把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往日的杀生者。从武夫变为念佛行者，从杀生者变为善良农民，这种事情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作到的。德与不德其间不能容发。至于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初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初生儿放在旷无人烟的山野上，即使幸而不死，他的智慧也必和禽兽相差无几，甚至连黄莺筑巢这种本领，只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努力恐怕也是作不成的。所以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并且，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回来。比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进行教导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人的进步有了快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授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而造成的。即使有了某种条件，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打开智慧之门。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念佛者，但是，人的智愚，若不与外界接触，绝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者可能变成了今年的浪荡儿，不复保留拘谨的形迹，但是，人的既得知识，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是不会消失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宋儒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禅家所谓“悟道”，这些都是在无形的内心中无形的功夫，无从见其具体形迹。但在智慧的领域里，绝不会因一旦豁然开悟，就能象浩然之气那样发挥其巨大功用。瓦特发明蒸气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一旦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中日的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妙法，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学而后进步，不学就不能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