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就是指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所以，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这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习惯互相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兹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二人，三人的主张，可以制服二人。人数愈多，舆论的力量也愈强，这就是所谓寡不敌众。然而这种舆论的众寡强弱，只是限于在人们的才智相等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犹如人的体力，有一人的力量等于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于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众合成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而应从整体之中分别具有的力量来计算。譬如一百人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使这两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则必定要相差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从这一百人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为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现在按照这情况计算，从人数来看是二与八之比，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与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数多寡来决定，而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类的智德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奇观。蒸溜十个这一类的人，能得一斗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个那一类的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来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所谓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而且，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们中也有无限的智愚之差。或甲胜过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锋立即遭到失败的，也有争论不休而胜负难分的。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智德指导之下，智德如果改变方向，人民也随着改变方向，智德如果分成党派，人民也分成党派，进退聚散，无一不是跟着智德走的。（社会上嗜好书画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求乐趣。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爱好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几个钱，也要买些书画，挂在房间里，或者因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扬扬得意，这的确可笑亦复可怪！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追随中等以上人物的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如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也是模仿别人的式样来加以欣赏。）以最近我们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有废藩置县之举，华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者的臆测。王室如果真有实际的威力，王制的复古又何必等到庆应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复古的时机不一定非在庆应末年不可，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和实行了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而作儒医，有的埋头著作。在藩士里面有这种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种人，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从“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以发泄牢骚等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迹象。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对门阀**政治进行攻击，但是，从国学家悲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执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说家，利用狂言戏语讥讽社会等，不论在文章上或事迹上，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是，不满意现状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发泄牢骚，这种情形，恰如陈疴缠身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初期，政权强盛之时，著作家慑于幕府的威力，丝毫不敢批评时政，有些人反而谄媚歌颂幕府；从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示愤慨，字里行间，有如谴责德川氏的罪恶。现在我们研究其中原因，很显然，白石、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见得是天子的忠臣，这都是时势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当时权势所压制，不能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由于愤恨当时的**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其积郁而已。以后在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在天明文化之后这种风气最盛。如本居、平田、马琴、蜀山人、平贺源内等人，虽然都是有志之士，但是，由于怀才不遇，只得献身于文字，或者提倡尊王之说，或者记述忠臣义士的事迹，或大放狂言嘲讽时世，而发泄其不平。）然而，这些国学家不见得是王室的忠仆，汉学家也不见得是真正忧世之士。试看世上所谓的隐君子，平素虽然牢骚满腹，一旦踏上宦途，骤然变节，再也听不到牢骚不平的声音了。再如今日的尊王之士，如果得到幕府五斗米的俸禄，明日就会变成拥护幕府派；又如昨日的贫儒，一经拜命封官，今日就会趾高气扬。这从古今许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总之，这些国汉学家，在德川末期，虽然把尊王忧世之意形诸笔墨，无形中开辟了舆论的途径，但是，大多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不过是借尊王忧世之名以发泄自己的不平而已。至于他们的内心是否真诚，他们的议论究竟为私为公，姑置不问，如果研究发生不平的原因，这是由于他们受**门阀的压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而感到愤恨，因此，在心情上是不愿再屈居于**之下的。这从他们的笔墨言语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是在于暴政强盛时代，这种心情不能暴露于外而已。至于暴露与不暴露，则完全要看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强弱来决定。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得势，那个就要失权，那个得势，这个就要鸣不平，两者的对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在德川氏的政权全盛时期，天秤始终是偏重于一方，到了末期，人智稍微有了进步，在天秤的另一端，才能放上一个小小的砝码。从天明文化年代以后所出版的那些书籍，就可以说是这个砝码。但是这个砝码的重量太轻了，根本不能使天秤平衡，又怎能谈到打破这个平衡呢？若没有后来的开港问题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平衡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谁也不能预测。幸而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这才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自从佩里来日，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条约之后，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和外国人接触，听到他们的言论，或阅读外国书籍和翻译书刊，见识越广，民势越盛，于是觉悟到幕府虽然暴虐如桀纣，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这种情况正如聋瞎的耳目顿开，闻见了声色一般。首先出现的就是“攘夷论”。而这个议论产生的根源，决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要划清敌我界限，出于保卫祖国的一片热忱。有史以来，初次与外国人接触，犹如从黑暗沉寂的深夜，走到喧哗纷扰的白昼，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奇怪怪，没有一件是适意的。这个意并不是私意，而是在思想上仅仅考虑到日本和外国的区别，想要挺身而出以肩起祖国伟大事业的意图，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为公。在明暗突然变化时期，必然会眼花缭乱，议论的条理也不可能周密，行动也必然粗暴鲁莽。总而言之，爱国思想虽然粗犷和不成熟，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完全是为公的。他们揭示的主张，唯一目标在于攘夷，所以是单一的。以为公之心提倡单一之论，其势必强，这就是攘夷论从开始就得到了响应的原因。社会人士一时也受到了这个影响，还未看到和外国交际的利益，就产生了憎恶外国的情绪，把天下的坏事完全归罪于和外国交际上。假使国内发生灾祸，就认为这是外国人造成的，那是外国人策划的，以致举国上下都不愿意和外国人交际，即使有人愿意和外国来往，也不得不附和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然而，唯有幕府不能不首当其冲，要和外国人接触，并根据道理办事。幕府当局也未必喜欢外交，不过因为慑于外国人的威力和不能解答外国人提出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讲些道理。但从攘夷论者看来，这种作法只是一种因循姑息。这时，幕府好象被夹在攘夷论者和外国人中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能保持平衡。幕府愈发暴露弱点，攘夷论者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攘夷复古，尊王讨幕，倾其全力以打倒幕府，驱逐外夷。在当时虽然也发生很多杀人、纵火等为士君子所不取的举动，但是推翻幕府这一点，众论却始终一致，全国的智力整个地指向了这个目标，终于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若按当时发展趋势，在革命复古之后，本应立即攘夷，但却没有这样做。在推翻了万恶的幕府以后，按理说应该停止行动而并没有停止，却同时又排斥了诸侯和士族，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近因。总的智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所以举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制度的生死搏斗，掀起这次战争的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就是事件的远因。这个远因早从开港以来就以西洋文明学说作为援军而逐渐强大起来，但是，为了展开一场智战，必须有个先锋队，于是乎才和近因结合起来一同走向战场，而完成了革命的壮举取得了胜利。先锋队的主张虽然曾经一度发挥过英勇作用，但在胜利以后，方始发觉它的组织松懈不巩固，因而逐渐放弃暴力，参加了智力的阵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后如果这个智力的权势越大，从而使那粗浅的爱国观念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使那未成熟的成熟起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团体，则将是无限的幸福。所以说，王制复古，并不是凭借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国内的智力假王室的名义而成了事；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

    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实际上参与这个舆论的人数，计算起来却为数甚少。日本全国人口以三千万计算，其中农工商的人数占二千五百万以上，而士族还不足二百万人，另外把儒医、神官、僧侣、浪人等姑且也列入士族以内，假定大约五百万人属于华族士族，二千五百万人为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