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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初期的欧洲

    那些在这里往往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来描写的国家，其内部的发展本身也有一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令人惬意的东西。雷蒙·阿隆的世界确定了战后时代的重视供给的基调；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补充了所缺乏的应得权利因素。因此，产生一些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难题的共同体，甚至也能解决石油危机冲击和滞胀的难题。通过一种潜在的、然而从未完全变为现实的对立的世界气候，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保持团结一致，对解决问题也有补益。富国俱乐部仍然可以孤芳自傲，又不必为此大吵大嚷。不过，最迟自1989年以来，这种舒适惬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就宣告了前**世界的革命，这些革命最后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图，把旧的确定性撕得粉碎。冷战的坐标不复存在了，而自由政策的种种任务显示比从前更为重要了。那么，90年代初期的欧洲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这种画面如何放进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有关欧洲前途的电影里呢？

    旧的西方的欧洲打上了一种可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宪法的烙印。一种善意的而且也是行善的政治一致性笼罩着各种共同体。不管在它们的宪法里也好，还是在它们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好，各国都是民主的。它们捍卫着它们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包括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并寻求内部的所有群体的理智的协作，以及对外寻求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理智的协作。凡是公民社会受到威胁的地方，人们总在自由和法的方面找到意见一致的先驱者们。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名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在大不列颠，工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伙伴的整个五党同盟（pentapartito）和法国（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见过，它也像美国一样走上了一条有些不同的道路）两大政治阵线的最大部分的人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那些并不追随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人，那就更难直呼其名了。

    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然而，对此有一种答案。这幅漂亮的画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称就是官僚体制。（一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友好的描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官僚体制。）韦伯的噩梦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其中之一是阶级合作主义。政治学家们扬扬自得地描绘了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而且最近从阶级合作主义转而着迷于“新社团主义”（Neokorporatismus）；不管怎么讲，这里涉及的是通过协议来施政，如果不说是通过卡特尔的话，这样一来，也就涉及既放弃对领导动力的寻求，也放弃对一种民主的后援的寻求。官僚体制的另一个形态是旧的福利国家。于是，麻烦的资源转移就不仅仅是指资源由A转移给B，而且也指由A转移给A，同时，在这过程中要填写表格，不管A也好，也不管B也好，都必须在形形色色的窗口前面等候。高额捐税是官僚体制的手段之一；事实上，高捐重税是维持官僚体制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没有捐税就没有行政管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以这种就是以那种方式，最终都终止在国家之处，而且也许应该说得更确切一些，都终止在软弱的政府和强大的行政之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英雄们，与其说是革新的领袖，不如说是超级官僚。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形式概念，战胜了他对在民主政治里对领导所怀抱的希望。

    这样就几乎把问题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人们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回答是，所描述的状况过去在很长时间、而且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事实上，这些状况代表着多数派阶级的利益。诚然，失去革新和首倡精神的勇气成为难题的时刻到来了。骤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行得通了。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也开始怀疑。情况变得更加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两股政治运动力量自告奋勇，起来打碎由多数人所支持的、社会民主主义现状的僵化。其中之一是撒切尔主义，另一个则是绿党。

    这两个概念被用来由其中最杰出的榜样的名称来标识那些政治力量。在80年代，不仅有撒切尔夫人的政策，而且也有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市场伯爵”兰布斯多夫（MarktgralLambsdorff）的纲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特点都是强调经济层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供给派的极端形式。它在大不列颠取得成就毋宁说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成就是建立在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与保守党人的忠诚和选举法的特殊结合之上的，保守党人甚至思想完全不同，也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二，英国的选举法使几乎不超过40％选票的少数派也能够变为强大的议会多数派。然而，不管这类特殊的解释圆满与否，撒切尔主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变革的纲领。

    纲领的核心在于许诺不顾社团主义的所有僵化结构，要提高选择机会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类供给机会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有些撒切尔主义的辩护士们提醒人们记住在“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下的法国大臣基佐（Guizot）的话：

    En- richissez－ssieurs！发财致富吧，我的先生们，还有你们，我的女士们，也去发财吧，巾帼不让须眉！迅速挣钱被用国家的和社会的荣誉加以美化，有时恰好还很及时，赶在整个纸糊的房子坍塌之前加以美化。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谁还谈论弗雷德·莱克勋爵（Sir

    Freddie Laker）？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又默默地悄悄撤走由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捐赠的建筑物上的纪念碑。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帝国的崩溃以旋风的速度把这位皇帝的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变成了已经一直了解帝国的宿敌。然而，“赌赛资本主义”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苏珊·斯特朗以世界末日的昏暗色彩看待这种财富，她描绘1999年12月31日的一次除夕晚会，在晚会上，“只剩下那些在高耸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摩天写字楼里幸存下来的、玩金融交易的人，还在举怀祝贺，弹冠相庆”。这种批评听起来有点儿带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新的成功药方的腔调，因为很显然，80年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是一些新富，是一些暴发户。

    经济活动的新气氛出人意料地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辩护士。当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其重要性可以与约瑟夫·熊彼特相提并论，熊彼特的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革新的理论在80年代经历了一次再生。熊彼特本人最后甚至也怀疑由他广泛传播的信念，即相信“有时候由比较少数的、毅力非凡的企业家所进行的革新”，这种企业家应用科学知识，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征服新的市场，从根本上做着非同凡响的事情。正如韦伯预见了官僚体制的命运一样，熊彼特也对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信誓旦旦，也许人们面对撒切尔主义的反革命，应该小心谨慎，别仅仅见到一只燕子就当成新的夏天来了。无论如何，在“面向供给的经济学”里，重要的是鼓励首创精神，而这同样适用于“拉弗曲线”（Laffer－Kurve），拉弗曲线告诉我们，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提高税率反而使税收减少。人们同样也喜欢把时髦的新技术用于为供给革命服务；丹尼尔·贝尔的“科技等级”必然会听凭很多庸俗版本出现。在80年代，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上，即认为“转折”或者“趋势转折”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应该促成它到来。知识分子的新保守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二者来说，都涉及到对已接受了的基本态度作出一种激进的背弃，因此，用“保守的”这个词肯定是不恰当的。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结盟并非偶然。

    为了理解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成就，人们必须看到，供给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几个“连续不断抽烟的青年男子”，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屏幕上价格在迅速更新变换”。不仅这样的人数目众多，与其说是数千人，不如说是数十万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很多方面，也被坐在工业控制室或者在库房里、顾客窗口和旅行社里的计算机屏幕旁的人所模仿、照搬。由于新的选择机会不仅仅局限在赚钱上，人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兴趣就更大了。旧的垄断被打破；对各种僵化的体制的管制被减少；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经济；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被解散；工会的权力被限制。教育制度里的选择机会成为议论的话题。公共服务，包括卫生健康事业都听任竞争的风浪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走得那么远，虽然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易于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变种，直至包括贝蒂诺·葛兰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大卫·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兰“社会主义”。

    谁在支撑这种演变？肯定不是多数派阶级，尽管它的某些成员认为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国，为争取学校选举自由的大游行把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从已私有化的企业购买股票。很多人为他们不再被看不透的组织或者无名的官僚体制推来推去而兴高采烈，欢心雀跃。然而除了这类观察外，很难认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已发砚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它想要一种激进的转折。用雅皮士（Yuppies）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年轻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会方面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的空间。对于某些人来说，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事后观察也一目了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的官僚体制化的社会里，隐藏的企业家精神，远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所能猜测的还要多。然而，一方面人们可能明确指出一些对撒切尔主义几乎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群体，如受到严重歧视的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刚刚讨论过的公共服务部门成员，另一方面，它以含糊的方式招呼着其余的人。它是供给前景与一种领导形象和很多人头脑里的某一种捉摸不定的不舒服感觉的结合。

    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撒切尔主义是否将持之长久。它是一段插曲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可能提错了。有一些插曲具有持久的影响，而撒切尔主义可能属于这类插曲。撒切尔夫人已经离开唐宁街，但是，在大不列颠还将长久地感受到她的影响。她打破了“阶级结构”（它们毋宁说是等级结构，如果不说是种姓结构的话）和社团主义的英国式的奇特结合。同时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公民社会的一些部分也被打碎。另一方面，在美国，里根时代的撒切尔主义使很多人缅怀传统的、美国的价值。（与撒切尔夫人的论断相反，这甚至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的英国的传统价值。）后来，那里甚至有一种党派的意见一致，使得民主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美国梦想的代表。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情况就不那么明朗。撒切尔主义的比较温和的形式，使社团主义的结构保持得完好无损一些。

    不过，90年代初期，不仅撒切尔主义的大多数先锋人物离开了职位，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过分强调供给之后，将会重新把应得权利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上。里根总统的继任者谈到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温和的”美国，而撒切尔首相的接班人甚至在谈论他对“无阶级的社会”的梦想。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撒切尔主义意义上的更多的选择机会，一般都是为少数派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于是就提出问题，旧的多数派是否又重新在贯彻自己的意图，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插曲已经开始，或者是否一种新的自由党人的激进主义正在扬帆启旋，开辟航道，这种激进主义接受更大的供给多样性的收益和为有进取心的人创造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收益，同时把政治注意力瞄准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如果说撒切尔主义是一种英国的特殊现象，那么，绿党则尤其是德国的现象。诚然，在很多欧洲国家里都产生了绿党，而欧洲议会里的“彩虹党团”则给那些稳固的政治集团以思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绿党只不过是把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运动的渊源就在于人的社会地位的巨大不平等，即在于一种很多人共有的兴趣，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迥然而异；这就是对营造一个可接受的环境感兴趣。因为环境遭受各种威胁事关一切的人，所以为抵御环境破坏的一个“政党”本身是一种矛盾。这个政党既未因此变得不具有现实性，也未因此变得更不具有必要性，然而，这意味着，最后必须得到多数，才能限制毫无顾忌的生产和毫无顾忌的消费所造成的危害。多数派阶级是不容易动员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一些组织和方法，它们将会仍然被视为一桩麻烦恼人的事。然而最后就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不应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上找到它的位置呢，就如现在偶尔已经发生过的那样。

    但是，德国的绿党企图把生态与两种其他的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绿党变成了为被异化的少数而设立的总组织，而且它们把那些想瓦解多数派阶级的整个“体系”的人都聚集在自己身边。属于前者的有重要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为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的运动，直至儿童保护者。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困难的，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最终不会满足于让一个小小的政党来代表她们的事业，而儿童保护者们则会让这个政党陷入相当明显的尴尬境地（犹如与所谓的疯狂的左派［loony

    left］类似的团体与英国工党尤其是在伦敦曾经干过的那样）。这就只剩下对于绿党来说在有一段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翼，它恰恰是把自己描写为要消灭一切政党的政党。在这里，核心是企图在社会里，也就是说包括在绿党里，瓦解一切固定的权力结构。为达此目的，有关“基层民主”教科书里的任何花招都被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回忆一下：担任职务者要定期“轮流”；无论如何，他们要服从对所有成员敞开的大会的命令性授权；这类大会经常举行，而且大会将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家庭节日，人们带着孩子，带着家养动物，等等，参加大会，好不热闹。

    在80年代，生态学、少数派和民主化的结合在德国相当流行，尤其是在各大学城里，在那里，20％或者更多的选票投给了绿党的候选人。哪怕撇开整个运动的明显中产阶级的——如果不说是学究派的——性质不讲，对此，还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原因之一已经谈过。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膨胀的大学的那一代毕业生，在公共服务机关里找到了他们的职位，因为当时公共服务机关也类似地迅速膨胀，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大学毕业生发现这条道路已经封锁起来。在70年代，由于国家限制财政支出，公共服务机关的膨胀也戛然而止。同时，公共服务机关的很多职位毋宁说是由青年人所占有，他们还可以在位20年或者更长。这种封锁导致失意和异化。我对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失业没有作过专门的探讨。只要这种失业会产生一些积极分子，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一般失业的影响。它也产生了一些“永久的大学生”，他们多年游荡、挂靠在那些大学里，也和产生了一些其“替代性的生活作风”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深度贫困的形式，也正好产生了绿党。

    不过，这种状况持续不长。接下来的一代人要么根本不上大学，要么不在公众服务机构寻找职位。这不是证明绿党不稳定和最后很软弱的惟一原因。它的某些成员认为大的政党能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准备被吸纳而加入这些大党。另一些成员毋宁说属于议会之外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属于议会里的各政党。原教旨主义者终究无法逃脱“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在他们建立一个政党之前，他们要是读过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该多好啊。组织具有某些前提和后果，这是谁都未曾逃脱的。与撒切尔主义相比，绿党更加明显地是一种插曲。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插曲没有任何后果。不管是否作为政治党派，在很多国家里，绿党改变了政治日程。而且，他们还把“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因素，引进到政治的思维里去。这也许甚至是他们的最持久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就是90年代初期西欧、即在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景象：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气氛，大多数的政治党派代表着这种基本气氛；有些插曲性的尝试，企图通过革新和企业家精神、或者通过基层民主和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摆脱大的意见一致；从80年代占主导的以供给为取向平缓地转向一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为所有的公民争取应得权利。这就是一切吗？气象学家们喜欢开玩笑，说最可靠的明天天气预报总是，天气将与今天完全一样。社会学和社会的情况可能并无两样。面对作为社会气候的特点的一直持续长久的高气压，这也许并不太坏。高气压已变低，也许这会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数派阶级丧失其自信，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合乎逻辑地智尽能索，无计可施了。已经不再信任选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经常改变政治信仰的选民。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变化的气味，却搞不清楚气味来自何方。

    粗略看来，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形势就是这样，1989年革命把另一个欧洲即属于经互会的欧洲国家扔进这样一种形势里。这次革命从波兰开始，经过匈牙利、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最后甚至到达阿尔巴尼亚、大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它是一次双重的革命，荒谬的是，它十分接近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次革命同时为了争取应得权利和供给。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特权阶层的垄断服务于捍卫特权；这种垄断同时压制现代市场经济的机会。垄断必须打破，以便为所有人确立公民权利，并且同时解放一种由首创精神和激励推动发展的经济的力量。至于如何安排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当然无人知晓；革命的活动家也好，应邀观看的观众也好，都很少知道有什么药方。他们仅仅知道，该进程应该把他们引向何方：即引向欧洲，同时，欧洲这个概念成为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代名词，也正是成为那个创造了自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代名词。

    已经指出，那个更大的、1989年之后苏醒过来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罕见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它的东部正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西部正在日趋一体化、逐渐统一。一方面是相对于经互会来说，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存在着一些更为深刻的矛盾，而对未来的挑战就在于此。在从前的**的欧洲，很多东西正在瓦解；一种旧的政府制度及其结构正在让位于一种混乱不堪的、有时几乎是失范的公开性。在较为幸运的西方的欧洲，即使在80年代以后，一个巨大的难题仍然在于僵化的倾向，在于韦伯所说的依附顺从的外壳的威胁。在东部，整个政治突然都变成为宪法政治，宪法政治十分确切具体地与争取实现自由的宪法、与新的公民社会的契约息息相关；在这背后，是渴望一种正常的政治，在正常的政治里，并非总是涉及一切，涉及整个自由，涉及整个财富。在西部，整个政治似乎是正常的政治，然而，重新提出社会契约的问题，即重新提出一种自由的秩序的最低条件问题，亦非偶然。

    至于有组织的欧洲，反向发展问题比初看起来也要复杂一些。西部的欧洲，无论如何，欧洲共同体的欧洲，是一个供给的欧洲。欧共体作为共同市场而开始，它几乎没有超出这个目标。它的法律框架首先还是与增加供给的前提息息相关，即与竞争和相同的起跑点、而且往往也与对外保护息息相关。与此相反，东部的欧洲在寻求一个应得权利的欧洲。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其民主化的时代那样，它也在期望其余的欧洲人提供宪法的保证。这一方面在欧洲理事会里虽然有些苗头初露端倪，但是，并非在欧共体之内。在民族之外，也缺乏一项能令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契约。

    这并不使得通往自由的艰难道路变得容易行走一些。这条道路至少有三种要素，它们并不是由于演变的潜在的影响而结合的。而这些要素同时是生存机会的三个部分，因而也是自由的支柱。首先，要创造可靠的应得权利结构。这包括整个一揽子要求，即一部在其所有部分保障公民身份地位的宪法。民主和法治国家，这就是流行的惯用语。其次，要创造供给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仅仅部分是法的前提条件，如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契约法，银行制度和交换的游戏规则。更大的部分涉及到那个激励和首创精神的世界，它要求人们要有那些被**系统压制过的美德。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

    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支柱本身，各自都是对它们的建筑师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明显挑战。而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犹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显然的困难在于两种发展的不同的时间视野。至少在形式上，民主的结构可以在短期内创立；但是，一种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好多年的时间。此外，这些年是以一种痛苦的经济滑坡开始的，是以泪谷开始的。其中有很多希望会落空。难道民主和市场经济到头来几乎没有比高层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好一些，或者甚至更糟糕吗？这就是自由的第三支柱即公民社会经受考验的时候。它在新的民主国家里特别困难。它的稳定化所需时间比经济的稳定化还要长。因此，人们抓住其他的、似乎更加方便的根系联结。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四处蔓延；有时人们也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治理国家。

    90年代初期，在属于新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所有这些难题。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里还没有站得住的政治结构。革命时代的联盟和论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党尚未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很可能会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然而只有当基本的结构也接近西方的结构时才会出现。难道东部的中欧、其他的新的民主国家必须仿佛以快速镜头重演在本书里所叙述的整个历史吗？难道它们的目标在痛苦结束之际也是多数派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多数派阶级的成员大体上讲能够在现有状况下满足他们的生活愿望。

    90年代初期，人们在欧洲再也不能谈论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形势异常清楚；只不过它极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对事物的旧的无把握性外，又增加着一种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无把握性。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情况总的来说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势很可疑。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国家，各种社会做着相当可观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没有一个总体框架可以帮助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生存机会处处都推向前进，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即没有一个同时既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又承担保障供给的多样性的欧洲共同体。于是，是否至少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即一种这个工程能够赖以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论？这个问题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自由党人的议程

    在这里，事关对本文的分析性结论再补充规范性的结论。这里所指的是20世纪结束之际一种自由党人的政策的若干原则。为什么用“自由党人的”这个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英国人固有的审慎说道：“如果人们是作为政治动物出生的，那么，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是极其不舒服的；这样做是冷冰冰的、孤独的和毫无意义的。”作为保守党人，他不能认识自己。“这样做既不会使我快乐，也不使我感到刺激或者鼓舞。”在某些方面，工党更加令他满意，然而，如果谈到阶级问题，他就发现自己是“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边”，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党”里没有他的位置，“这个党憎恨现存的机构，并且相信，只能消灭现存的机构，才能产生很多好事”。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我倾向于坚信，自由党还一直是为了实现未来进步的最好的手段，如果它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还是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想像的政党呢？凯恩斯对此往往避而不答，无论如何，在1925年说上面这些话时，他未置可否，虽然193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由党是引力中心，因此应该是进步力量的一种新的联盟的重点。”

    在某些地方，我也曾说过和写过这类话。凯恩斯认为，不参加任何组织又搞政治是毫无意义的和孤独的，他是对的。厌恶各种组织包括各种政党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制因素，直至厌恶毫无作用的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里草拟的日程不得视为替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制订的纲领。毋宁说，在这些日程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希望，期待能产生一个激进自由党，不管是从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的影响范围内产生也好，也不管是作为欧洲的超脱旧的边界的首创也好。

    怀抱这种希望的原因在于所牵涉的问题处于宪法的级别上。我们至少需要社会契约的一种新的等级。我们马上还将讨论这种措词的准确意义。当凯恩斯1925年草拟他的自由党人的纲领时，他区分了五种日程要点：“和平问题”（和平主义），“施政方式的问题”（国家多参与，但是，通过“社团”实行分权），“性别歧视问题”（妇女解放），“毒品问题”（同嗜毒成痛的危害作斗争）和“经济的问题”（“为了公正和稳定而自觉地……控制各种经济的力量，并且予以引导”）。这里与现实的题目有着显然的、甚至令人惊愕的联系。“性别歧视问题”和“毒品问题”，至少既与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与本世纪20年代有关系。然而，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也有所改变。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今天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毋宁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多的参与、社团主义、自觉控制和引导经济，并未放到90年代的一种自由党人政策的日程上。不如说，这在其核心是企图用一种最大限度的无计划现实来填充一种最小规模的宪制构成结构：即在一种简明而有效的国家宪法之内，建立一种富裕的和多姿多彩的公民社会。

    自由党人日程上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于这种意图。这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面对时代的社会官僚体制的威胁，如何才能解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难题呢？），应得权利问题（如何才能解决80年代这10年供给的遗留问题呢？），机构建设问题（公民社会如何才能既反对失范的倾向又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倾向而使自己站稳阵脚呢？）以及世界秩序的种种问题。在这一节里，应该谈谈前三个问题，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则应该在专门的一节来谈。在分析这两部分自由党人日程之间，我将尝试着以讲话的形式，向年轻人谈谈关于行为举止和态度的问题。自由党人的纲领将以一节对方法问题的论述而结束，这一节将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那里去，同时带出本论著的中心思想：激进自由党人应该如何着手采取政治行动？激进自由党人不相信制度的改变和革命，然而，他也不仅想让国家这艘船只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大洋里，勉强浮在水面，他要求比这还多。于是，他应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呢？现在必须做的，是战略性的改革。

    因此，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政治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应该拿来讨论的。如果它们被拿来讨论，那么，（用莎士比亚的话讲）丹麦国家有些腐朽了。尽管欧洲新的和较老的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极为不同，它们在严肃性和紧迫性上也很可能十分不同，90年代初，在它们里面，统统都有些腐朽了。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从极权主义和上层特权阶层统治的漫漫长夜里觉醒起来的民主国家里，从一开始就必须制订它们的宪法。有些较老的民主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一直身陷于官僚体制的停滞和社团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在诸如意大利或日本这样的国家里，自从40年代以来，还未曾实现过由于不同的政治局势而进行无暴力的政府更迭。英国和美国这样经典的民主国家正在寻找一些游戏规则，以从根本上遏制政治领导和政治阶级的过分行为。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一个简明的、集中到必要限度上的国家宪法的已经解释过的基本意图，至关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记住自由的宪法的第一条原则，它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使错误的代价尽可能小。这听起来起初可能会令人感到陌生，但是，具有很多实际的后果。这里谈的是旧的不确定性，即人事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没有谁知道全部的答案；至少没有谁准确知道，哪些回答是正确的。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防止让答案教条主义化。垄断的统治，**的也好，极权的也好，往往危险地把一种错误提高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倘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及其代表们不会受到挑战，而且在必要时他们不可以被取而代之，那么，代价就会加大。通过把演变的可能性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里，错误的代价就会被压低在微乎其微的水准上。

    正如人们将会注意的那样，这是在朴实地应用波普尔的观点。它也表示用我们的概念想像，可以把称之为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所有这三件事都与错误的代价息息相关。民主的意义是创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难而罢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意义是把供给与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偏好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的意义是让很多群体都能呼吸到空气和发挥作用，以至于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分别是这三个命题的理论家；其他人追随他们，并且继续发扬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在卡尔·波普尔身上。

    诚然，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不容易。对教条的诉求是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这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人要寻求保护和确定性。人恰恰不是天生就有自由主义素质的，而是恰恰相反。亚当·斯密描绘了商人有着联合为卡特尔的天然倾向。形形色色的政治社团主义也都导致教条主义。甚至在公民社会里，也总是一再有取消在各种联盟里的现存的多样性的倾向，曼·奥尔森在论述“特殊利益集团”时对于那些联盟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只有经过文明化，人才变得具有自由主义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机构。在这里所谈的是要解决那些从我们已经借助马克斯·韦伯描写过的现代政治问题中所产生的任务。

    其中的两项任务首当其冲：它们是一部简明的国家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必须有可能进行革新。这就要求要有机构的灵活机动性，不过，首先要有领导。对于采用所有群体的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党派民主是否会促进革新，人们不得不怀疑。政治进程的明显的法律化也可能导致停滞，因而导致危害自由的宪法。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恐怕不会有巧妙的解决办法；然而，执政者们要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政策方针、权能、总统制），而且国家要有一种促进多数的选举法，这两者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民主的后援（正如我们已有有点儿拗口地称呼那样）必须能够运作，也就是说，必须能够监督执政者和吸纳公民及其各种组织的冲力作用。在这里，明确的权力分立，首先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立，是很有意义的。政党是否还能令人满意地为民主的后援作出它们的贡献，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因为政党的现状不仅令它们的选民失望，而且甚至也令它们的党员失望。一方面同利益集团的四分五裂相比，另一方面同全民公决的民主相比，代议制的党派政府的各种优点是很大的，但是，它们要求一种尚不能看到的各种政党的转型，也要求实现舆论媒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就足够了吗？肯定不够。对确定性之渴望的文明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机构来实现。在90年代伊始，在某些国家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像重新活跃在概念的规范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那样重要。私人的权力要求到处渗透到公共机构里去，而且往往同极端的逐利行为相结合。以交易姿态出现的政治（如在美国），或者自称为政治的交易（如在英国），距离黑社会的传播扩散（如意大利）并不十分遥远。必须发起一次道德的攻势，才能赋予简明的宪法以意义，甚至才能赋予它以合法性。道德攻势将不会来自政治进程的一般的代表们。毋宁说，它要求一种公民的躁动不安的要素，而且为了打破保护主义和卡特尔化，这种要素一般也是需要的。使得这种躁动不安出现是一切热爱自由宪法的激进分子的首要任务。它要求有独立思想的人结盟，与其说要求结合为一个政党，不如说，要求组成一个自由党人的俱乐部。在这里，自由党人的日程不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而且，也不能是多数派阶级的日程。

    在自由党人的议程上的第二组问题涉及到应得权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应得权利仅仅是社会选择的一半。这里也包括的提供广泛的供给选择可能性不仅仅作为另外的一半，而且提供广泛的供给可能性在任何时代，也是自由党人行动的一个契机；自由党人从来不是供给的反对派。然而，90年代初期，应得权利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在于80年代供给政策占有异常优先的地位，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如此，而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应得权利的忽视。另一个原因在于1989年的革命，革命虽然涉及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其核心，是涉及公民权利。这两个原因在第三世界的穷困及其必然性当中结合在一起，在论述与世界社会相关的段落，还将再次谈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及其必然性。

    1989年的革命首先给予贯彻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新的迫切性。一个欧洲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必须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共同体，在其中，至少《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则要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同时，必须对基本权利作精细的和狭义的理解，首先是作为个人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活动和行动的权利来理解。

    然而与此相关，有一项还要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避免返回到部落的生存及其对内和对外的不宽容之中去。把这项任务作为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来描写是不够的。毋宁说，重要的是保持、在许多场合则是要创立一个那些不同人种、文化、宗教属性的人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参与机会的共同体。也许，寻求同质性、即寻求在其他同类人当中生活，与那种寻求确定性和保护一样，也是属于人的天生的恶习。因此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公民权利只有在异质性之条件下接受考验，并能经受住考验。不同文化的人在异质的民族国家里拥有平等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这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反对一种狭隘的、排他性的和几乎往往是播种暴力的社会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在相同的人之中生活会幸福一些，实现这种异质的民族国家，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自由党人的最困难的任务。此外，它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只有这类国家才应该吸收到欧洲的——和在广义上自由的——国家的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业已证明了它能够为不同文化特点的人保障一种平等的基本身份地位的意愿和能力。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新的应得权利问题首先表现在社会方面。它们与多数派阶级把一些人排斥出他们的社会的整体、或者至少把他们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的倾向息息相关。倘若人们想要一个简明的宪法秩序，那么，这里就会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拉平所有人的实际社会地位，即并不在于建立一种旨在平遏社会差异的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但是，关键是保障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共同体、（劳动）市场和公民社会生活，这类机会仿佛构成人人都赖以立足的共同的基础，尽管某些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竞逐中的成就或者运气，可能高出这个基础。

    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比一切理论都更加有说服力。我们就拿由长期失业者和受到种种歧视的人组成的新的下层阶级为例吧。对于自由的宪法来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怎么办呢？解释“劳动的权利”或者诸如此类的做法，于事并无多少补益。实际上，这样一种“权利”总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它夹杂有一种怪味，如果不是说有强制劳动的怪味，也有逼人工作的怪味。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是实际的政治、有运作效力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一种有效的混合体。

    实际的政治的任务当然将会是有争议的；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现。根据情况，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社会还决定着人的生活状况和自尊，这项任务的目标就是为存在着沦落为下层阶级危险的人，开辟通往劳动市场的道路，同时又不把他们变为“有工作的穷人”，有工作的穷人虽然有一个劳动岗位，但却不能因此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听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然而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工作再分配的想法的话。较为灵活机动的劳动条件，多种多样的劳动合同形式，还有缩减超时加班工作，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类措施对劳动社会的成员们有着切肤之痛，但是，它们对于维系社会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仅仅有它们是不够的。至少对于“贫民窟的下层阶级”来说，已经证明仅仅存在劳动或者培训场所的可支配性是不够的。在这里，应得权利的藩篱导致了一种更加顽固的封锁。想要松解这种封锁，国家的措施原则上讲可能是不够的。无论如何，美国在这方面，积极的个人和团体（我在上面谈到了一种魅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作用业已证明是有效的。同时，基金会、教会团体、各种情况下的志愿者承担一些任务，而倘若由公众机关承担它们，就不能获得类似效果。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哪怕没有集中计划，也不会把任何人置之门外。

    但是，这总还是不够的。还有那些跌倒或者被排挤出共同的立足基础的人如何维持生计的明明白白的问题。不能听任自流、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在今天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他们是社会救济的接受者。然而，社会救济按其构想和方法往往不是在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应有的东西，即不是一种赋予自由的公民的应得权利。有一种替代通常救济方法的办法，这就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这种基本收入可能特别有效，如果把它与税务制度挂钩的话，即作为负所得税提供。这当中，所有公民的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在其额度上同劳动收入可能会有竞争，这并不十分重要，它是无条件的，也就是作为公民身份地位的一部分提供的，而这才是更重要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收入应该不受政治风气的强制，犹如选举权或者舆论自由权一样。它应该是简单的，透明的，而且是可以追索的，应该是个人不费很多官僚体制的麻烦就能获得的。

    这还不是预先规定一项法律草案。但是，它却指出一种福利国家的概念，这种福利国家已经变成了社会国家，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人人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利的原则之上的。早在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他的著名计划时，这就已经是他的激进的思想。一切公民都应该“［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够维持生存为止，而且是作为权利，不必接受需求审查，以至于个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从事建设”。贝弗里奇十分强调这种福利金的另一方面，即保险的方法（“福利金作为缴纳费用的回支，而不是由国家免费支付，这就是人们在大不列颠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普遍性原则（以及交费和福利金的非比例性原则）对于维系和团结社会的力量。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强调这条原则。惟有它能引导我们摆脱形形色色的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们理应得到帮助吗？”），摆脱耗费财物的机制（“福利官僚体制”）和摆脱管束人的企图。社会国家是指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一切公民应有必要的最低机会，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并不取代作为旨在以帮助促进自助的公民社会，它也不否定人们有权自为地走一些既不受国家监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至少为这种初步设想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自由党人议程的第三组问题初听起来虚无飘渺，模糊不清；我曾经谈到过机构建设任务问题。事实上，这个任务深深地打动着自由党人的心灵，牵涉到他们对待法治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态度。有一种诸如“温和的”或者“软弱的”自由主义；前面偶尔也谈到过它。这些形容词说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它愿意把各种原则相对化，直至它的原则性特点完全模糊不清。“温和的”自由党人总是还能找到一种开脱罪责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则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人们却听任其发生。这部分地干脆是一种思想态度，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思维和讲话的方式，这种态度或方式在一些人当中很容易形成，他们维护一种文明化的讨论，因此并不期望其他人违背暗含的行为举止惯例。“温和的”人很好，“强硬的”人不好。不过这里，我部分考虑的是一种对待那些与失范的“无法律的空间”息息相关的准则的明确态度。刑法的改革为警察、法院和监狱的人道化作出了贡献。然而，它在有些地方超出了自己的目标，它把一切违背规范的行为都归咎于“社会”，社会成为无名的责任者，直至最后不再是由罪犯承担罪责，而是由受害牺牲者承担罪责。有些“无法律的空间”，如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或者有罪释放，是某些改革的后果，改革的意图是让法律人道化，但是，它们最终却导致了机构的瓦解。凡是在行为规则被大肆淡化、使得不可能强制遵守规范的地方，处处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某些人来说，“自由党人的”这个词，从根本上讲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待规则和规范采取懈怠态度的同义词。

    在自由的名义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一方面是机构的松懈，根本运转不了。谁要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或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犹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他的词汇里，“甚至连‘听从’和‘命令’这些词都被排除，不如说，还只剩下‘义务’和‘责任’这类词”，那么，他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霍布斯所描写的凶恶残忍的世界里，那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恐惧”之中，不言而喻，那里也“没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要设置机构和制度，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其他的稳定的渊源。进而言之，机构和制度设置是扩大所有人的生存机会的惟一的工具。人们也许可能想像一个工业社会之前的安乐园，在那里，少数几个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过于富足的供给，尽管甚至连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这种情况还指出，倘若没有财产制度，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许少数人的财富将不会持久。肯定无疑，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种主张建立机构的制度自由主义有着种种实际的后果。它们一方面在于在这些考虑里所暗示的态度。与各种机构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轻率态度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然而，“懈怠的”或者“温和的”态度并非是轻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对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唤采取新的规范来反应，也就是过分规范化的危险。各种官僚体制的现代社会，不仅在社会立法领域里过分规范化。法律太多。要复述这个陈腐的道理，老生常谈，人们实在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太多的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胜利，仅仅是为了在两年之后能骄傲地向他们的选民报告，在他们的参与下通过了多少项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规范泛滥仍然是重要的。除了减少经济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项减少法律规定的具体纲领，是值得自由党人洒下汗水的。

    这背后蕴藏着进行最优规范的思想。人们肯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最优规范；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个案赖以衡量的原则。今天人们乐于称之为“辩论”的东西的良好意义就在于此：必须说明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的各种理由。人们必须从它们的目标和意图来重建各种机构和制度。法律又必须与法律的精神相结合。近来，首先是那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