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对这种辩论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实际上，关键在于机构和制度”，因此，他们试图“帮助作为最后监督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个人，持久地寻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的政治游戏规则，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

    如果供给派经济学家要处理应得权利问题，那么，他们最好是洗耳恭听。经济学家这样做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首先，他们——例如哈耶克，不过也包括布坎南——倾向于在寻找仿佛永恒的游戏规则，而机构和制度的最佳状态本身却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提及这个题目时，我已经强调过，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契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题目。在发达的社会里，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的内容不是1925年凯恩斯所理解的同一个内容，更不用说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他的《论文》时的同一个内容了。

    然而，新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机构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什么？回答是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识别和确认规则和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受一般政治风云变换的摆布。“‘游戏规则”这个词对于这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几乎太过于小巧玲珑了。为一切人实现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属于此。保证毫无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规则也属于此。更为困难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属于此，即诸如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响，决定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或者保障各种组织拥有至少有限的自治，这些组织虽然需要国家的资金，但是，并非真正的国家机构。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者大学自治的，公众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发展公民社会的总框架。公民社会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对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说明它们的最佳数量和质量，终究仅仅是人在群体里和社团里、在企业里和各种组织里的独立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它们当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级别，因为它们是促成根系连结的。这可能是一些教会，但也可能是一些协会，甚至可能是一些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谈论某些特定的社团的原则性优先。然而，如果自由的宪法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机构和制度的总框架里，各种结社必然会欣欣向荣，这肯定总是如此。因此，机构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结社的产生创造空间。简明的宪法享有公民对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会的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3．一次向年轻人演讲的提纲

    公民社会的题目突破一切界线。它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犹如生活现实本身。因此，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彻底挖掘这个题目。然而，它却引起我们试图至少暂时中断对宪法和机构和制度的抽象的讨论。如果现实的人正好不是积极分子，那么，他们在现实的生活情势里，终究不是按照政治议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议程安排生活。他们想知道一些他们能够遵循的价值。在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就是简单的、不受禁锢的要求。谁若热爱自由，他就会想打破任何依附顺从的外壳，不管是官僚体制的外壳也好，人的一种不可忍受的环境的外壳也好，还是一种囚犯集中营的外壳也好，都想打碎它。政治如果调节这种简单的要求——如果不是说使之异化——即通过把这种要求译为它自己的制度语言的方式，那么此时，政治就会失去人们的激情，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政治理论尤其根本没有赢得这种激情。人们必须对此甘心忍受吗？

    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回答说：“是的。”然而，这个自白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疑，要在年轻人身上唤起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偶尔，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在一次中学生或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我会讲些什么呢？这历来就已经是一种艺术，而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求都高。这里是一些笔记，它们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尝试，也就是说它们是演讲的提纲，不是演讲本身。

    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斗争，或者干脆仅仅是非常简朴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无论如何，现在不再有简单的回答了。20世纪40年代，我应当会认为对年轻人这样讲并不困难：为自由而斗争吧！使尽浑身解数去捍卫你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吧！当时时代的事件和个人生活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人都应当会理解这个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讲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努力工作吧，为此你们将会得到报酬！当时重要的是关心个人的升迁发迹，和享受拥有第一个冰箱或者第一辆汽车、自己的住宅的乐趣。在20世纪60年代，注意力已经转移：物质的富裕很好，太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在我为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准备的记事小条上写着：越南战争，社会变革，民主参与。（我承认，我在60年代的竞选演说给了我快乐；当时要是拿去一次中学生毕业典礼上宣讲，我几乎不用作修改。）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已经变得慢无头绪，扑朔迷离：结好汽车座位安全带，要出大骚乱了！这样一种建议很难使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搭乘幻想的翅膀去翱翔。实际上，70年代是一个由一个又一个很精致的有关走下坡的预测方案组成的时代，不管它们是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核战争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经济增长极限的预测方案也好。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对年轻人发表讲话的大好时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就再也不是这样了。人们对那种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已经厌倦。因此，1989年重新给予人们慷慨激昂、精神振奋的契机。无论如何，这适用于新的民主国家，但在较老的民主国家里也得到反响。这仿佛几乎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回归。然而，这一表象是骗人的。新的精神快感不能持久，或者也许可以说，许诺新的精神快感的东西的到来，简直持续太久了。年轻人变得不耐烦了。“推迟满足”的时代，即节约和等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引人注目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刺激，除了它们两者都是着迷、即癖好的形式外，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相同。一种生活方式是对金钱的癖好，嗜钱成瘾。我们已经遇到过苏珊·斯特朗所描写的“连续不断抽烟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他们的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统治着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妇女把她所描写的“赌赛资本主义”局限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在金融机构的新的亮堂堂的世界里，受苦劳累也不少一些（而且抽烟也并不逊色一些）。清晨很早，他们已经在城市快速列车上阅读每天的经济报纸，晚上，他们带着一个装满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期望在他们高等学校毕业一年之后就能拿到教授一样高的薪金，在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就能有高于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过，如果这样，他们对待网球或慢跑运动的严肃态度并不亚于对待工作。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准备如同投资他人的钱那样去投入他们自己的钱。如果有更好的可能性，他们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犹如他们经常一起合并企业和拆分企业、采用新的公司名称并且让旧的公司名称消失一样。他们的角色楷模是这10年里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认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特朗普（Trump）和米尔肯（Milken）和马克斯韦尔那样，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为灰烬。他们首先想赚钱数百万，尤其因为他们不仅为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需要钱，而且他们在寻求成就，而金钱是衡量成就的惟一尺度。他们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潮企业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弄潮儿。

    这类癖好者的数目相当可观，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到35岁时每年可挣100万。正如所有攀登陡峭上升的崎岖小道的人一样，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很多人同样也要在半道上停歇下来，如果不是说摔了下来的话。也许，这甚至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走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的人，他们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预期在飞黄腾达道路上会减缓行进速度，并过渡到慢慢走下坡，而他们的父母在生命的这一时刻，还有可能再作调整，在事业前途上再向前迈出很显然的一两大步。早在1987年10月，不过，最迟到1991年这个经济衰退的年头，在各种机会里甚至可能还有一条缝道，人们可以借此带着一份小小的资产离开资本主义的赌场。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走下坡路是难以忍受的。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是一辆没有制动器的车子，因此，一旦接近危险，就必须加快车速。新的赚钱者本身会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即一些不可能持久的东西，更不用说这种癖瘾对身体和精神的副作用了。但是，这个演讲所针对的年轻人，将很难会被个人风险所吓坏。

    另一种癖瘾与其说是有利可图的，不如说是代价昂贵的。它不是对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癖好，而是对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好。在某种方式上，二者是有联系的。这里讲一个关于在美国西海岸埋葬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毒品贩子的故事。他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公里，其中包括很多他的受害者，他们爱他，因为他任意专横地慷慨大方，这种任意专横的慷慨大方甚至让他们忘记他那任意专横程度并不少一些的残忍。（母亲们也许不会忘却这些恶行。）比如，他有一次把城里所有摊位上和鸡蛋店里的食用蛋，全部都购买下来，免费分发；蛋是用美元支付的，而美元是年轻人偷来购买二等毒品“克拉克”（Crack）和其他毒品的。吸毒贩毒的场面说明在对飞黄腾达的癖瘾和对自暴自弃的癖瘾之间的界线：一方面是出售原料并赚取数百万元的人，另一方面是使用它并为此付了数百元的人，而那些人自己又没有这数百元。而且，双方都触犯了规范，而如果没有规范，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瘾并非必然由毒品因素诱发。我已经指出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所谓反文化的奇特趋同。二者都是对多数派阶级的官僚体制化的世界的抗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赌赛资本主义还是同一种态度的一种变化形式。拒绝一种无聊的、似乎不可改变的现实及其各种令人窒息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某些年轻人的优先选择的共同因素。他们自己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些价值在其核心上是消极的。它们把粗野的服装样式和发型与对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偏好结合起来（不管这些噪音是打击乐也好，摇滚乐也好，或者哪怕仅仅是迪斯科音乐也好），而且也与不断寻找各种手段和途径结合起来，以便明确地同已经确立了的世界保持距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具有某种意义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它也根本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它是一条罕见的死胡同。

    这也还适用于对比较温和的形式的癖瘾，虽然有些身染这类嗜瘾的人在寻找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寻找积极的道路。尽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年轻人在官僚体制的依附顺从的外壳里，感到茫然若失。他们在寻找责任。80年代的社会运动往往同时追随两个目标。首先是直接的目标，人们为此目的才发动社会运动的，比如为了阻止布置导弹，或者要求妇女们的平等权利；其次是创造一种团结互助气氛这一潜在目标。德国的绿党对于他们的成员来说，既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政党，它们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属于家庭常事的家庭争吵。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同其他数十个人一起坐在美军基地前，谈论生与死，谈论爱情的甜蜜生活和由于热核爆炸烧灼和癌病引起的可怖的死亡，这就给人以一种有所归属的温暖感觉。

    我对年轻人的演说显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进步。为什么要取笑那些无论如何想尝试做些别的事情的人呢？在银行官员的可预计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会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他结了婚，又得到晋升，他离了婚，又得到晋升，他关心孩子们，又得到晋升，他再次结婚并被迫提前退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聘任一位年方28岁的精明强悍的青年，被委托负责设法以更少的人员开支，取得翻倍的利润。这里有什么东西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人们恰恰可以预见，这位退休者将会如何纵情酗酒（更糟糕的事情他也不敢干），这样倒是可以少给他的孩子们以刺激，少让他们去步他的后尘。

    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生活，它既不叫做官僚体制，也不叫做癖瘾。不，不是“找到”，而是人们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的生活。年轻人必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人们所做的事情，必须令人开心，而且，它必须是重要的。

    “开心”是一种个人体验的常用缩略语。人们可以用有些夸夸其谈的大话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高谈“自我实现”等等。我认为，如果人们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同时偶尔也经受一番良好的满足感，这就足矣。在理想的情况下，职业工作，或者充实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带来这种感觉，后者无论如何如此。毫无疑问，年轻的金融天才们有时也有良好的感觉。成就会令人开心的。但是，成就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衡量。有点儿耐心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属于大多数成功故事中的内容。遇到有趣的人，会令人快乐。劳动本身可能给人以满足。办完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如果有人出色完成一件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赞赏这一点。

    这一切要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要说明开心比功名利禄、飞黄腾达更重要。无疑，二者可能结伴同行，双双到来。肩章上又增加一颗星会带给某些人以乐趣。然而，由功名利禄决定的生活计划，也会出现某些不尽如意的事情。在他最初生活中，——谁还能回忆起？——母亲为其早期的天才迹象而骄傲；下一步是他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很好的成绩，这个成绩保证他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个位置。在那里，首先至关重要的又是考试成绩；如果考试成绩优良，那么，在一个有名望的组织里就会有一个职位在等待着他，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们可以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刺激性。而且，它也夺走了学校和高校教育的一切乐趣，因为在教育里面，重要的应该是获得技能和知识，培养创造能力和自由思维，而不首先是关注功名利禄、飞黄腾达。一般的功名利禄在人们开始其生活之前，总会在使人万般百无聊赖。（它会使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做事之时，就变成不应有的老气横秋。）因此，一个人应该更早得多就开始拥有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乐趣。

    这不是一篇为富有人家的孩子们写的辩护词。也许，我的建议适用于多数派阶级的孩子们，尽管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也不仅仅需要一种他们自己并不严肃对待的工作，而是需要比之更多的东西。不过，这种辩护的核心是冲破功名利禄思维的禁锢，并且寻找其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开心是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们所作所为必须是重要的。开心是一种个人满足感；而什么是重要的，恰恰是由别人决定的。这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别人的价值结合起来。这就界定了事物的意义。这就把癖瘾同作为区别开来。

    在这里，并非指一些过分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包括一件裁剪很好的、别人喜欢的衣裳，一项制订周密的、让退休人员用有限资金周游世界的旅行计划，一部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命运的电影。该电影有两个特别的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可能要求特殊的和比较罕见的技巧，但是，我听过年轻人谈论做一系列事情的“创造性的”任务，而这些事情是大多数人都能企及的。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了，这并不一定是无与伦比的或者独特的，但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或思想所创造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部分重要的东西。

    该电影的另一方面在于它与难民有关系。我在这里不想呼吁建立乐善好施者们的世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世界上的公正相联系着，或者毋宁说，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相联系着。某些人想要以可以说是抽象和普通的方式进行斗争，建立一些组织，参加示威游行，书写和散发传单，这往往是很好的和必要的。另一些人想做些具体的事情，俗话说，要点燃很多小蜡烛，而不是诅咒黑暗，必须点燃很多小蜡烛，然后大家才有机会处于光明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改善其他人的命运的工作，不管是作为职业，作为志愿的服务，作为业余活动，也不管作为其它什么，都特别重要。

    这种工作也有意义。今天，有些小戏法是有意故弄玄虚耍弄的。有些精明的“思想企业家”，从人们有关在一个毫无关联的世界里寻到根系联结的要求中，发财致富。他们建立了一些准教会的组织，这些组织收取一定费用，通过电视，减轻成员的良心责备，或者也以不可预计的代价，把整个人、往往是年轻人都收买了。“圣人的复归”同时是很深刻的，往往极为严肃，是一种虚假的神明对旅行商人的诱惑。在这方面要区分真假，并非总是十分简单。甚至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机构的铜绿，也不能保证不受诱拐和蒙骗。也许，最重要的劝告是保持怀疑态度，又不让怀疑态度蜕变为玩世不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可能会有些答案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超验”（“Transzendieren”）是一个对应于“超越”这个词的外来词；有一些超验的答案。也许甚至会有一些人，他们对超验答案的了解比别人多。但是，人非圣贤，人的本性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求全责备。

    对付一切形式的假神圣的诱惑有一剂药方，那就是有所作为。因此，对于20世纪90年代，可以这样归纳我的劝告：天啊，你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令自己开心，对别人重要。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够多的。

    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由地联合其他人而去做一些事情。它将导致出现一个由志愿的社团和组织组成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随后也导致成立一些自治的机构。也就是说，它将导致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生活媒介，是实现了的自由的媒介。但是，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总框架。对年轻人演讲不必是政治演说，然而，它需要有政治的前提。如果人们仍然被拘囿在社会方面受歧视的圈子里，或者生活在由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机关擅权专横，对其他人趾高气扬、东推西搡，那么，人们就很难做出一些令自己开心又对他人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今天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性，也是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的。很多人宁愿去探讨这些可能性，而不想去研究它们的前提，而谁会为此去责备他们呢！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论证过，说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与公民身份地位相结合的义务。这篇随想赖以为基础的和我们借助马克斯·韦伯来解释的政治画面，并非是一种积极分子的社会画面和经常不断进行政治讨论的画面，而是一种觉醒的公民的画面，倘若有必要，公民准备捍卫自由的机构和制度，他们对于违反自由机构和制度的原则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们也过着他们自己的——“公民的”——生活。然而同时，对保护这些机构和制度、使之能够运转和得到发展，必须有一些人对之抱有极高的兴趣。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也没有错儿。因为自由的政治永远不是一种奢侈品。

    4．世界公民社会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在从前的第二世界里的后**各国，这是够困难的。这些国家的居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政府可能帮助启动供给的进程；国际组织可能帮助稳定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本国的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任务。

    如果说在前第二世界这种进程已经困难重重，那么，在我们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初看起来，它似乎无法驾驭。同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国和大不列颠城市里一种下层阶级的端倪，反映了一个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难题。然而，这两种难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虽然在这里，其相对重要性可惜被颠倒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很好过，只有少数人被排挤在外，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人类的少数。整个人类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是享受不到特权的。与对于较小范围的下层阶级相类似，对于他们来说，宏观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获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国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层阶级一样，国际组织持久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伟大计划，也都是失败的。我无意轻率普遍地一概否定这类政策和这类组织。显然，它们是必要的，而且也属于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但是，画面上的各种颜色和效果要用别的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是由成千上万人创造的，他们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做些事情，以推动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各国的原有居民，这些国家往往以损伤性的方式开始进行变革。有些人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值得称颂的，把一辆运水车，经过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去，或者在苏丹南部的饥荒地区修理发电机，这恰恰不是在寻常的意义上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肯定是人们必须称之为重要的事情。

    简单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条要做这类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篇随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经论证过，除非我们把各国的公民社会理解为通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些步骤，否则，它们将不会维持长久。这是一个康德的论点。在他的《短论集》里的某些文章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不像在《批判》里那么尖锐，但是，其说服力几乎并不逊色。我特别喜欢1784年才发表的题为《在世界公民意图中一般历史理念》。为了引入冲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里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论据之一。这条关键性的语录容许我们对之重复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个定理）中，康德论证道，“大自然所利用来实现发展它的整个素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里的这些素质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最终变为社会的一种合法制度的原因”。随后，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际性”的概念，它作为推动力发挥作用，促使人们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乐士，并赋予存在以更大的价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因此，要感谢大自然的争胜好斗，妒忌赌气式的好虚荣，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也包括统治欲！”冲突是迈向文明和最后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进步源泉。

    康德的论证是直线式的，可信的（虽然一般属于康德传统的卡尔·波普尔也许不会赞同所有的论证步骤）。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就不能说人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共同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乱。然而无论如何，可能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隐蔽的”“自然意图”，因此也对整体的意义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让我们试试去找到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人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来完成的事业。（因此就产生了进步的悖论：“较老的数代人似乎仅仅是为较后的数代人才从事他们的艰难的营生”，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进行辩解呢？）发展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冲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对抗”，对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实现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大自然迫使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不合群性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它也要求通过各种宪法来约束，即要求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各国都在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之时，人类才将会最先完成这项任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经历社会内部的各种革命和社会之间的各种战争。不过，最后需要一个世界机构，一个行政机关或政府，犹如过去和现在在各个社会里需要全国的机构一样，因为战争，甚至经常不断的战争准备，都妨碍着“在社会进步中天然素质的充分的发展”。如果人们从康德关于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设出发，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把历史理解为是在实现大自然的一种隐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内在完善的以及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能够在人类中充分发展它的素质”。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之辈来说，这种启蒙运动的开明乐观主义首先毋宁说是令人激动的，而不是很现实主义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今天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毋宁说在自我毁灭、而不是聚合为一个世界社会。即使它不是在自我毁灭，那么对它来说，带有憎恨和狭隘意识的部落的刺激，似乎比合理秩序的刺激还要大一些。然而，康德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还是在理的。他甚至不乏自我批判。他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历史必然会这样进行，不可能会有别的方式，而是在于诘问，如果我们假定，人们在一个无把握的世界里寻找更大的生存机会，那应当最好让什么事情发生呢。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地位、公民社会，是在由于这样提问而产生的道路上迈出的几个重要的步子。它们是文明的成果，它们一再受到损害，处处还不完善，不过，它们至少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们在过去和现在，在有些地方是实现了的。然而，只要这些成就与排斥他人的做法相结合，它们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下层阶级、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这类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的真正的自由。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我们可能已经丧失；但是如同在200年前一样，启蒙运动的要求今天仍然适用。

    这样就提出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个必要的目标呢？异质的民族国家有时是为公民社会找到了的、最可靠的总框架。然而，它也进行排斥。因此，必须消除它？如何消除呢？

    我们必须走的三条道路恰恰不是独创的，然而是重要的。康德谈到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法——法治国家——是自由党人的民族国家最珍贵的要素。问题在于法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前发展，也就是作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法，而不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然而根本不严厉的国际法——国际法仍旧是政治利益的百依百顺的女仆。迄今为止，这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征兆。偶尔产生一种超越民族的法的萌芽，例如在欧洲共同体之内。欧洲人权公约，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赫尔辛基文件和联合国宪章，有助于产生准法律行为的习惯，仅此而已，不少，也不多。至于是否有事实的规范性的力量，尚无确断；也许，刽子手，也就是负责判决制裁的机关，总是属于法官。然而，朝着创立一种有效的、国际的法迈出每一步都是受到欢迎的。

    第二条道路是经由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意义不可低估；前面曾经谈到过世界秩序对30年光彩焕发的岁月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有时也曾指出，当它的保障力量（大国）背弃它之时，战后秩序多么迅速地土崩瓦解。大多数国际组织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它们是一些“晴天组织”，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它们就被排挤在一边。（面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世界政治事件，即面对东欧的革命，德国的重新统一，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冲突和苏联的解体，就连欧洲共同体也还是引人注目地失灵。）而且，在它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是——这是第二个弱点——一些供给组织。凡是涉及到丰富的、较广泛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供给时，它们就能发挥作用，然而，一旦面临应得权利问题，它们就戛然止步，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就出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说为贯彻公民权利作贡献，不如说是它们帮助独裁者们大发其财。最近在这方面可以感到有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重要的。国际组织对于未来的世界政府来说，是一些重要的观察哨。但是，对于接下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它们可通过变为应得权利组织，例如通过把人权的要求与经济的援助结合起来而变得富有意义。

    前进的第三条道路再次把我们带到公民社会，尤其带到私人的组织。犹如在民族的总架构里，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一样，梦想在真空的空间里的一个世界政府或者哪怕是一部国际法，都是十分不合情理的。（缺少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是欧洲共同体的大弱点之一。）真空将被非国家的协会填充。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很多这类组织，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福特基金会，一些国际性科学联合会和经济团体，如第19条反对新闻检查和大赦国际等组织，姐妹城市和体育运动组织……这个名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延长，这是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一种良好的兆头。

    然而，它恰恰仅仅是可能性。这项工程仍然十分脆弱。并非人人都在阅读康德的著作，更糟糕的是，并非很多人都想阅读他的书。他们更喜欢卢梭和黑格尔，首先是喜欢一些更次的作者和蛊惑煽动家，这些人会建议他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束缚。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公民社会的工程首先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必须捍卫的价值。谁想要一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他就会发现，政治的极权主义几乎尚未被克服，他却已经面临着原教旨主义的（在错误意义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极权主义的挑战。于是，自由党人毋宁说是处于守势。不过，他们的事业值得去为之奋斗，在本国和在全世界为之奋斗。

    5．关于战略性的变化

    用一些撼人心肺的话语来结束一本书，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想抵御这种诱惑。描绘明天的美好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谁若不想要乌托邦，因而也不要革命，他就必须更加彻底地研究道路及其方向。关于方向，在这一章里业已作了某些提示。它们部分地提示情绪，或者最好说是提示态度，自由党人应该以这种情绪和态度踏上征程，部分地提示一些自由党人必须注意的具体的路标。然而，仍然存在着方法问题。我们已经描写了替代乌托邦的办法——但是，什么是替代革命的办法呢？也就是说，如何对付在自由党人议程上的各项任务？

    用例子来回答这类问题，会比用原则来回答更加透彻。我曾偶尔谈到过英雄或榜样人物的万神庙，我在这篇随感录里顺带构建了这座万神庙。并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战略性变化的直接创造者；康德不是，波普尔也不是。不过，仍然还有很壮观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没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适用下列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有过实际的政治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并不持久；大多数不超过一年。人们可能回想起威廉·冯·洪堡大臣所做过的有些事情，例如创建柏林大学，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几个月的大臣任职期间完成的，人们几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出任过外交大臣。马克斯·韦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参加竞选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议员的资格。谁也不谈论威廉·贝弗里奇当了下议院议员，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的那一年，或谈论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工作内阁任职的那一年。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届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不适于在该政府里任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仍然“对政治职务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诚然，这并不妨碍蒂尔顿的凯恩斯男爵到英国议会的下议院去发表演说，而且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世界上的领袖们的天然伙伴的自画像，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呼唤他去帮忙。

    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形式方面：如通过给有权势者以辅弼，或者至少用白纸写成黑字向他们陈谏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称颂的伟人们所提建议的实质。在所有这些有关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这些词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它们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前面曾经用过的“制度自由主义”的概念，表示着类似的方向。同时，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完全显然的。我的万神庙里的居民们无意改变制度，但是，至少他们当中的若干人，实际上是改变了制度。今天还在讨论，凯思斯用他的《通论》是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破坏了资本主义，或者也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毋宁说是形而上学的讨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但是，这种讨论表明一种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里实现坚定变革的态度，在现代的世界里，这种态度是一小群出类拔萃的作者和行动者们固有的。

    此外，这种态度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引导人们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边界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和18世纪的复兴，这条边界线最近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聚会场所。几乎没有任何人是比阿尔伯特·希斯曼更好的过境向导。他对“退出”和“发言”的区分（语言上起初有些令人惊愕）指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方式，借助于此，像“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这些抽象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运转，人们往往可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另谋生路，远走高飞；他们可能大发牢骚，抱怨诉苦。前一种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经济的选择可能性，它意味着人们去参加竞争，后一种可能性，即“发言”，是政治的选择可能性——人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兴趣的行为方式都涉及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涉及到它们的“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正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希斯曼对概念的选择有所道破作者的立场，这也许不是十分幸运的。他自己写到过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高等学校的校长），他读了他的书，并且指出，它是“由下面”写的。这位可怜的家伙是对的。政治对于希斯曼来说是“表态”，即抗议，而不是“行动”或者“改变”。他至少唤起这样的印象，仿佛他是站在受害者、穷人和被践踏者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的。他们的命运对于凯恩斯来说，其重要性也不会少一些，然而，凯恩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他总是“从上面”寻找行动的杠杆。同时，只要他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直觉总是十拿九稳地把他带到那个应得权利和供给相遇的严竣的交点上。在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让政治家们意识到供给问题的重要性。国家的应得权利（而且往往是特权）的守卫们不许可让市场的供给听任自流。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提醒我们记住，凯恩斯的最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持久影响就在于此：“这是经济学对政治的反叛。”这听起来不完全正确。要害并不在于冲突，而是在于二者的结合。斯奇德尔斯基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当他随后谈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时：“他们对金本位制和贸易平衡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犹如战前的政治家谈论两大国本位论和大国的力量平衡一样。”“认为创造财富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诞生于1919年，虽然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成熟。”

    在他的关于战争的经济后果的著作里，凯恩斯论断道，把简单的、几乎是机械的赔款要求强加给德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赔款要求会破坏经济，而赔款是应该从对经济收入中征税所支付的。这对凯恩斯10年后在他的《通论》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来说，仅仅是一次预演，根据这个命题，没有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有充分就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然而，有效需求不会自动到来；它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实施各种再分配措施。在书的末尾处，凯恩斯用了十分强硬的言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在于，它在创造充分就业方面是失灵的，它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随意专断的和不公正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的各种强烈的药方。用这篇随感所采用的语言来表示，就是他要求改变应得权利结构，以便提高供给。在凯恩斯的政治建议中的关键概念是一种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仅仅依仗供给方面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利用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增长，办法是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需求。

    笔者绝对无意借助提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思想，来说明他的特殊的药方今天仍然同样有意义。他的特殊药方也许没有意义了。而且，它早已不是改革家们的手段，而是变成为官僚们的工具。在变化了的时代里，必要的干与可能在于刺激供给方面，赋予应得权利以实质。在这一方面，凯思斯本人甚至表现出了一种有时令人迷惑不解的模棱两可，这种含糊不清令人产生疑问，要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不知他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会是什么。不过，在我们这里，基本动机是清楚的。它又出现在凯恩斯晚期的论著里，比如在1940年撰写的关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一些文章里，他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并不把普遍愿意作出牺牲的时代作为借口，来推迟值得希望的改革，而是作为值得欢迎的机会，以便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比以往更加阔步前进”。凯恩斯不止一次试图对圆求积方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为战争筹资，但是，消费又不得受到影响，而且正义必须主宰天下。众所周知，对圆求积方永远不会有充分圆满的结果。如果人们看看事实，那么，希斯曼谈到“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是对的。然而，如果允许自由党人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的罪过，那么，这种罪过就是孜孜不倦地试图通过同一种政策，达到应得权利的扩大和供给的增长。

    在这篇随感写作过程中，曾经提到过无数带有这一意图的可能的改革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它们无非是一些更多的解释性说明。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里，关键问题是经济发展与公民身份地位之间的结合。建立合作社有时可能服务于这种目的。最近在很多地方，发现有形形色色的私有化，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私有小企业，它们具有类似的作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各种形式的参与利润分配和共决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在公民权利和正在增长的供给之间，有些战略上更为有效的连接环节。其中包括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过也包括一些诸如由于提供某种普遍的民政服务，而征收“服务时间税”。在内城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发展纲要，往往恰好击中人的权利和人的经济需要之间的交叉点。在从**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里，问题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明显可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企图把言论自由和经济结构重组结合起来，但是他失败了。其他人能同时成功地确立民主和市场经济吗？这种结合的战略性杠杆在哪里呢？它是私有化、或者开放价格、或者甚至是开始一种自由党人的社会政策吗？可能在国与国之间，各种药方有所不同吗？

    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一位新的凯恩斯。如果新的凯恩斯出现的话，人们将会从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的能力认识他——或者这次是她。对于战略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界定。这里涉及一些实现改变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一个特殊的点上开始，然而这个点是有选择的，人们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从它出发应能发挥深远的影响，甚至发挥根本无法充分预见的影响。在此，典型地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应得权利和供给边界线上的一些点。无论如何，这适用于利于为更多的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的战略性改变。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这里；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战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负责任者采取行动来扩大生存机会的实际方式。它们是以批判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们的整个武器库为前提的，波普尔绰绰有余地装备了这个武器库；在这里，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计划或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社会整体”。另一方面，战略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撇开这种毋宁说是不幸的词语选择不讲——这种选词假定政治决策有着一种纯技术的品质——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议人们采取反应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它也隐含着一种演变速度，在严峻的情势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尔的概念首先被所谓的实用主义者所采纳，这也许并非偶然，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来说，行动的方法比目标更为重要。波普尔可能会令人信服地论证道，这里误解了他的意图。他不仅谈到“改革社会的任务”，而且也谈到有可能“通过一种普遍的倾向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对于波普尔会接受战备性改变的思想这种假设是不会错的。但是，他显然有别于在《历史主义的贫困》里形成的概念。战略性的行动包括一种方向意识，因此，并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和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准备”。而且，应当不仅仅从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识，各种实现方法也不仅仅是技术性质的。

    演变的方向是这篇随感的主题。在好些时候，战略性的变化要求更加强调供给，在另一些时候，则要求有更大的应得权利。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终针对两者的。自由的政治关键要点是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让更多的人分享机会。这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税收和对有进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时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识到还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到，不得由于有意摧毁特权，解放受特权损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选择可能性。马蒂内斯关于市场准入和货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

    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战略性改革的灵感呢？很多有关社会问题的作者们都曾被诱惑，过在某个时候推测一次什么是值得希望的目标。伊曼努埃尔·康德总是用幽默包装起严肃的看法，人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模式。马克斯·韦伯仍然是最为深沉沮丧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进行推测、浮想联翩，虽然他曾经写了关于《世纪的希望与恐惧》，建议不要梦想，而是要采取行动，以解决“建立一种公正秩序的永恒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时遵循一种会令他们自己失业的幻想。马克思的“**社会”也好，穆勒的“静止状态”也好，都不需要经济学家作顾问。凯恩斯也沉溺于这种态度的某种变化形式。在为“我们的孙子们”思索他们的经济生存机会时，他大胆地断言，“人类将会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并且在此之后，可能会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然而，请注意！实现这一切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类考虑听起来令人深思，可能会令某些人心悦诚服。供给是没有应得权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机会，而各种根系联结的那个更为难以把握的要素也总是属于生存机会。因此，即使在以后，各种根系联结也是机会；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用它们造就出来的东西。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