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业

    滞胀是70年代及其种种难题的症候：除了人们愈来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么东西也不行了，这一矛盾变得令人有切肤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时还超出这个程度。赚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风险，而最后也损失很多。在引起轰动的崩溃之后，随之在那些过于大胆猛冲勇闯的人当中，出现一些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的恐惧。供给的曲线变化迅速异常，几乎无法观察全貌。但是，这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得权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时代之后，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无头绪之后，是否产生了一个可能决定着未来冲突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必须转向80年代的另一种症候，即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业之间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业就已经上升。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初看起来，这是经济活动放慢的一种正常的伴随现象。因此，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开始从7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过来之时，失业人数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还在80年代景气很好的时代，失业率几乎到处都很高，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政府起初相信，100万失业人数会使它们的落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这类担心就被忘得一干二净。2％和3％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把人们的视线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万到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大关的事实。5％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正常的，而10％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可以忍受的。

    这并不同样适用于美国。在这一章里，首先特别要讲一段欧洲的历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还不描述他们）。如果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失业作比较研究，将会清楚地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欧洲的僵化性，美国的流动性和日本的家丑不外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暂时留在欧洲。

    在一个经济增长时代的高失业，向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的问题。为了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分析，首先必须再次强调80年代增长的特殊品质。这种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奥尔森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要打破滞胀的僵化，必须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向供给方面的转折，而战争则用民主的手段进行，针对工会，也针对福利国家的某些利益。转折的发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严格熊彼特的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追随这两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长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直线型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个10年开始于一个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后，才可以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谈论高度景气。这10年行将结束之际，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气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是认为技术的发展会使人的劳动成为多余，这种思想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是老生常谈，经常重提，比起50年代关于自动化大辩论时，今天这种思想更难找到官方的追随者。然而，那些认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至少听过一次的人来说，应该小心谨慎为好。劳动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劳动不再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回答，而是本身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劳动是工业世界的普遍的主题。一些重要的作者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一种荒谬现象。现代社会是一些劳动社会，是围绕着劳动伦理和职业角色构建的，但是，它们也被一种幻素推动并向前发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种日益变为现实的没有劳动的世界的前景推动向前。人们在成为公民之前，有职业，至少有临时性工作，无论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是作为消费者的。通往供给的世界，有别的道路可走，有各种歪门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从事职业工作。职业工作决定着收入、包括转移支付收入、社会威望、自尊自爱，以及决定着人们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从事很长时间的多天数的连续沉重劳动的日子被视为无法忍受的重荷，自从几世纪以来，尤其在工业社会里，享有特权的阶级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很多人带着惊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这种特权阶级。

    这种荒谬现象以某些方式发展着，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在劳动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有一种清楚的结构。在那里，孩子们正式进入职业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那里，在每天、每周、每年，从事职业的人员都有一些时间不必劳动；最后是生命的黄昏到来，即从职业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与一个第四个方面相联系着，即职业劳动。童年就是通过学习技能和熟悉各种价值，为劳动作准备；闲暇就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休息，体力恢复和精力，为了能够接着劳动；退休是对长期的劳动生涯的奖赏。今天，这三个不必劳动的阶段，统统都有其自己的意义。它们的范围都增加了，而且他们往往被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界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认为，教育和培训世界之所以主宰着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闲暇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经济部门；不少人从业余活动中至少得到与从职业工作中得到的同样多的个人满足和社会承认。退休业已成为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段，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持续20年之久，或者更长，产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结构，而且从“第三个年龄段的大学”直到政治舞台上的“头发灰白的豹子”，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发展对于劳动已经有了意料不到的后果。烦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赞扬劳动的美德方面，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社会党人携手结为同盟，而同时，二者都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控制，迄今为止，除了职业劳动纪律外，还没有发明其他的机制可以进行这种控制。劳动骤然成为不太像是一种重荷，而是一种特权。最近，甚至连上层的各种群体都很难描写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因怕遭辞职而过度劳累的工作狂阶级。它的很多成员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好几年没有真正度过假；然而事实上，这类埋怨只不过是“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形式，即公开炫耀在劳动方面的新富。

    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能说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里，今天20％的人口未达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10％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些毋宁说，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当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人口了。这25％的人口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职业要占用他们清醒时间的一半。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业者的命运提供了证明。他们是一个不适合于放进我们的计算里的群体。我们丝毫不反对有人是大学生，或者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处旅行度假的职员，或者甚至是在无授课任务的年份中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当家庭妇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侮辱性的，哪怕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作为智力或体力残疾者，不能参加劳动是很悲伤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业又当别论。这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人的自尊，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它把他们排挤出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又制造着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这一分析的命题意味着，在80年代的失业，在一些重要点上有别于同一现象的从前形式。很久以来，人们就曾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忧忧忡忡。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变动或者企业家任意专断、随心所欲的牺牲品。在19世纪晚期，第一次发现经济上系统性的失业原因。充分就业变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题。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值得希望的，并且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尽管在这当中所应用的是应得权利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长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从以前要求把临时工作正规化，到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和公共劳动工程来进行需求管理，直至广泛的“在自由社会里充分就业”计划（而在大不列颠，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毫无疑问，都认为失业不仅是有失尊严的，也是浪费劳力的，而宏观经济的扩张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就业发展脱钩。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必须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应该意味着，工作的分配已经变成了困难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一种能使大多数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职位。这种事态发展的种种直接原因是技术性质的。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不断取得进步。不过，似乎缺乏职业岗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新的发明转化为产品，其原因在于新发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这些原因又与有组织的雇员们捍卫实际收入（有时凭借立法的帮助）息息相关，与难于控制和稳定人的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还更深入地挖掘，那么，我们很快又遇到现代劳动历史。

    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以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东西的能力，创造着很多新的生存机会。自从1870年以来，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经济的总产值也许至少增长为10倍，然而同时，人均劳动工时的数字却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种他治性劳动和自治活动的新关系是可能的，它将克服工业劳动社会的较麻木的做法。劳动的质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劳动世界里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要素，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代表制和共决制加以缓和。有些人工作狂热，劳动成瘾，另一些人则可能在他们不必在其劳动岗位上度过的很多小时和日子里，施展他们的天才。不管在劳动世界之内和之外，到处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并非对大家都适用。用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事实意味着劳动是可以变得短缺的。这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结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最终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求“自然”失业率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会有多少帮助，尽管“自然”一词意味所理解的失业率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危险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业率。在最近发表的出版物中，经常谈到劳动力市场是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对孤立的局部市场的，这些孤立的局部劳动力市场有着它们自己的技术资格要求和进入通道。这类进入障碍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在景气波动发生影响之时，总是首批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最后一批返回工作岗位，但是，它本身却并不能解释长期失业。与此相反，实际工资是否存在灵活性却能提供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工资在实际上富有刚性，不可能创造在一种其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现有各种职业普遍收入水平的就业，那么，在一种狭义的货币的意义上，失业（对于整个社会）就比充分就业更便宜一些。

    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业并未触动经济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来，农业已经是一个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就业的部门。在作为货物生产的第二产业意义上的工业，紧随农业之后，也迈步在这条道路上。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就业则在萎缩。在第二产业里仍然留下来工作的工人们，从合理化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开始，拥有相当可靠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酬不菲。然而，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于是，首先有一个必要的第三产业，我们需要在那里工作，以保持第一产业的生产和第二产业的运转。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门里的就业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须增多，以满足人们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与组织收入转移支付或者社会方面的给予权利有关联的活动。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生产率是一个比在农业或工业里更为复杂的概念；新的领域的扩张迫使一般生产率指数向下降，然而，这并不十分重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里的工作，构成可以称之为社会经济核心领域的东西。这个核心领域在明显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就业，就必须创造一些比较无关紧要或者可有可无的职业。这显然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谁来决定，一种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有必要？个人的服务职业曾经大量存在过，随后它们又几乎完全消失；最近，它们又作为有组织的服务行业重新兴起，作为洗衣公司，“在轮子上供餐”的企业，或者也包括擦鞋店铺。不过很显然，这种企业并非处处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倘若人们编写整理出一份维持一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职业的清单，那么，人们不必收入这类明显具有社会特异性质的服务。

    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一些。有人说过，“信息社会”产生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任何人能够利用的数量，然而，这里包括各种需要相当高技术资格水平的职业。人们一再听到关于公共服务机关职位明显过多的报告；人们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规律以及在英国海军中船舰数目和从业人员数目之间的反向关系。有时人们也提出疑问，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的繁荣是否大大改善经营管理，更不用说改进生产了。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在时世兴顺之时为那些拥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贡献，而在时世艰难之际，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其中有些职业会首先被裁减掉，如果不得不严肃对待竞争能力的话。

    然而，提供这类形式的就业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还将谈到它们的社会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阶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员们睁着敏锐警惕的眼睛，关注那些“真正的”职业或者至少如此装点的、仿佛就是“真正”职业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失业的无序。无论如何，在那些拥有可靠的、高工资的和显然很有意义的就业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拥有这一切的人之间，开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线。在那些存在实际工资刚性和多数派阶级目光短浅的国家里，长期失业就是症候之一，虽然真正的分界线与其说划在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不如说划在低收入的那一半从业人员的中间位置。

    由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应得权利问题是严重的，它绝不简单。工作岗位作为劳动社会里的生存机会的关键，很长时间不仅作为进入供应世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条件。职业仿佛就是通往应得权利世界的针眼。例如，选举往往是以人们是纳税人和后来又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等级的成员为前提的。一般地，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过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与职业工作相关联的，尤其是由于为了社会方面的应得权利而规定的保险原则，是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在给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义时，我曾经强调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种交换契约的结果，因此也是不能够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权利是不能交易的。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职业分开意味着进步，尽管劳动世界的主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进程，使之倒退。不过，应得权利派在企图建立某一种劳动权利时，它很快就开始犯着它的固有的错误。这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滥用“权利”一词。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这可能是值得争取的，而且对此作出许诺，政治家们可能也会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够强制雇主去雇佣失业者。无论如何，在自由的国家制度下，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为就业而就业，就是一剂没有经济效益的药方。为了自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不劳动的权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陷入一种他或者她想摆脱的依附关系之中。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明确一方面是权利和应得权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应的概念的结果。

    因此，持续长久的失业就提出应得权利问题。只要通往市场的进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给的进入通道仍然取决于就业，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条进入通道仍然被阻塞着。哪怕失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保护人们不受极端贫困化之苦，情况也还是如此。在欧洲，已经开始了关于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开的辩论；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国，也有一些激进的作者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且论证道，劳动、包括它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依附关系，是文明的一个前提条件。辩论拾起古老的话题，而且由于劳动世界发生了那些我已暗示过的变化，辩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对于失业者来说，它很难令人感兴趣，对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可预见的冲突来说，也不会令人感兴趣。

    2．关于定义（1）：下层阶级

    新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尚不完备；尤其是还缺少美国方面的历史。诚然，在美国也有长期失业。而且，经济学家们把他们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方面的假设作了更正，往上调高了，即调至6％或7％，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谈工作岗位的短缺，或者仅仅是理解这一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人的生活里劳动伦理及其语言的普遍适用；它尤其与我已经提到过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短缺的条件之一息息相关，即实际工资作出灵活下调的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是下降了。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旧贫穷。长期贫困是美国对欧洲长期失业的对应物。

    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始于70年代中叶。这样一来，一个持续长久的趋势被打断了。自从50年代以来，对于全时制工作的男子来说，平均工资总是不断提高。在60年代，靠工资为生的人当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国的男子中，不少于80％的人在他们实际收入方面，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就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时间内，自从4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在官方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又从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这些数字绝不仅仅反映那些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就业的人的收入下降；后者在美国不是一般规律。毋宁说，这些数字是裁减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位，并且创造新的、较低工资水平的职位的结果。如果考虑到没有同时计入附加开支——诸如医疗供应的应得权利或者劳动场所安全的应得权利——那么，这种趋势就还要更加严峻。

    这种进程的影响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须预计到在今后的10年里收入会下降，那么，有关的当事者就不会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弗朗克·列维计算过，自从开始有统计以来，平均年龄为40岁的美国人，不得不预计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后10年里，他的实际收入会下降14％。）当然，总体情况掩盖着一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日子过得很好，而且他们可以期望，好日子会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当数目的人处于下层的边缘。他们有时可以忍受，有时十分艰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弗里奇曾经建议采取“正规化”来作为对付失业的药方，即定期雇用部分计时制工人或者临时工，来对付失业，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从就业者的立场上看，并非总是不自愿的；然而，它提供着引起人们广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机。在美国，就业情况对于人的一般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在欧洲要强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穷困线上下，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他们。对他们来说，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显然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并非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仅回忆更加美好的日子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且技能资格也于他们能有补益，借助技术技能，他们就会摆脱穷困。

    这不再适用于那些情况还要糟糕的人，即下层阶级。美国的“贫民窟”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和公众讨论的题目；但是，还存在着些许怀疑，它究竟是一个由社会学家构想的范畴，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残存着没有劳动能力者、好逸恶劳和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然而，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及其在伦敦的相应的同路人，并非是一个下层阶级。要产生一个下层阶级，就必须有招募其成员、确立与其他阶级的界限和形成其行为举止特征的系统进程。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仿佛存在着这类东西。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广泛相同的特征上，“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以及——至少在男人当中——有犯罪行为的倾向”。换言之，这里谈的是一种社会范畴，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这个范畴里，以至于形成一种异化的持久状态。它的特征是缺少技术技能专业资格，居住条件恶劣，依赖国家帮助。下层阶级的很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而且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举止行为多暴戾。

    有不少作者曾经企图确定下层阶级的规模。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理查德·内森（Richard

    Nathan）曾调查过美国的百大城市。他的最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黑人和伊斯帕尼亚人的群体，它们生活在集中的穷人区里；这总还是已占8．7％的城市人口，或者说超过400万人。大多数的估计数字在10％和5％的总人口之间摆动，虽然有些数字比这高得多。如果包括所有那些在诸多社会或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摆脱国家政策掌握的人，那么在实际上，5％与其说是一种过高的估计，毋宁说是一种过低的估计。

    不过，这类从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依旧必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下层阶级”这个概念应该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么，这个含义就必须描绘出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行为的可以辨认的范畴。实际上，内森谈到了一种“牢固的残余群体，它很难把握，很难用关系与它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n

    Julius Wilson）。他是下层阶级这个科学概念的真正的发明者，虽然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里更乐于谈到“真正受到歧视的人”，并把社会因素估计得高于民族或者种族因素。他原来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部分作为公民权利运动的后果，部分作为相对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后果，很多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离开了美国城市的城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仿佛铲除了在包容与排斥之间的桥梁，因为随着他们的离开，较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和较缺乏参与动机的人的“角色模式”也消失了。留下来的人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况。很快就出现一种（歧视对待的）“集中效应”，它使得在“贫民窟”和其他城区之间的界篱越来越难以克服。下层阶级不是站在一个角色阶梯的底部，也不是至少在一个行进队伍的末尾被拖着一起前进，它发现自己在社会方面已经脱了钩，而且处在一种越来越不能避免的受歧视循环之中。

    在欧洲，下层阶级迄今为止受到较少注意，哪怕撇英国不谈，在英国，这种现象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的经验相类似。然而，即使在英国，威尔逊所描绘的脱钩进程也还远未走得像在美国那么远。各种观察和报告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的内城的受歧视区域里，人们尚有很多毅力、技术素质和参与动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歧视的“集中效应”更大的问题。在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地区，这种属于下层阶级定义的组成部分的有形的集中，毋宁说是罕见的，无论如何，远远没有像在美国的百大城市里那么明显。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往往是分散的，如果不说是零零星星的话。这不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轻松些，但是增加了把他们描写为一个阶级的难度。

    诚然，对于美国的下层阶级，也有概念的问题。自从这个概念变为普遍流行以来（也许是1982年肯·奥利塔［Ken

    Auletta］在《纽约人》上发表系列文章的结果），大多数人应用它，并没有太多考虑术语的准确性。理查德·内森试图克服这个缺点。他说，他得出下述结论是相当犹豫的，“下层阶级这个词描绘着一种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的和新的社会状况。这是一种用阶级的概念恰如其分描绘出来的状况。”内森这样说，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是对的，即种种现象表明，被描写为下层阶级的社会范畴与社会的其余部分是由一些界线分割开的，人们必须把这些界线称为应得权利界线。官方的、国家的正常措施，到达不了这些人身上。当整个经济景气蓬勃向上之时，他们仍然滞留在后面。即使在他们的住宅区有学校，孩子们也不上学；学校关闭并非罕见。甚至工作位置，原则上讲往往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并未被接受。在这种地方谈应得权利的藩篱，有些人就迟疑难决了；官方的社会还一直指责穷人的生活状况。不过实际上，我们看到一种定义的过程；人们划出一条界线，把某些人放在界线的外面。

    这并不是说，下层阶级不要任何提供补救、帮助它摆脱困境的尝试。美国的特点是：在总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试验各种解决办法。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劳动，因此，大多数治疗药方最终的结果是如何把下层阶级的成员吸引或者挤迫到劳动世界里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威尔逊告诉我们，把社会救济和劳动相结合的所有这些形式，在这个群体身上都不灵；“集中效应”太过于强烈。首先必须打消这种效应。在社区一级上的工程和首创精神至少部分显示出有成效。（尽管在一个有问题的群体里，只要对25％或者哪怕仅仅是10％的成员产生效果，也就不至于使美国人丧失勇气。）我有时也建议过，建立一个企业，把它叫做“魅力有限公司”

    （Charisma GmbH）。魅力有限公司将鼓励各种能够在地方层次感化和激励其他人的人。这可能是教师，或者医生，或者物业管理人员，或者足球教练，然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