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种世界秩序在支离破碎

    在20世纪，想要论述社会的发展，又不想联系国际的压力。作用和影响，其可能性是罕见的。数十年的战争、经济危机和权力的专横拔扈，把一切民族都吸入它们的漩涡。即使在1945年之后，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来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变。一系列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内部发展遭受帝国主义强权干涉的残暴宰割。最近，若干中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其他地区从殖民统治中觉醒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又不得不适应它们的外部地位的变化和解决内部发展的问题。除此而外，冷战无不影响到所有的有关当事者。冷战划分了界线，在集团内部以及在集团之间，这些界线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断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内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有1／4世纪之久，相对而言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对于它们有所帮助。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这种秩序开始支离破碎之时，其后果是到处明显可感。早在冷战结束之前，战后时代就已一去不复还了。

    一种有组织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是30年光辉岁月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就已令人惊愕不已。当时，尤其是美国对国际联盟幻想的破灭，而且1944年和1945年盟国显然集中精力于作战任务上，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策划者和政治家还有时间自觉地草拟一项有关国际机构的方案，并且将其重要的各部分付诸实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诚然，必须说明，这些机构的普遍的意图，在实践中并未超出联合国组织很远。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自莫斯科的著名的“长篇电报”，证明斯大林缺乏接受经济合作规则约束的诚意。它特别指出，大国总是喜欢把国际体系作为一种本国特殊利益的工具加以利用。基于类似的理由，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一种世界秩序的辩护士们，都很难就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达成一致。不过，这部分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们已经为货币、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建立了合作体系，它们在长达25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运作得相当好。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银行成员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指出，稳定的货币、自由贸易和慎重的发展援助，也给这些组织的非成员国带来了补益。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里，区域合作也相当繁荣。它的产生要求付出某些代价和痛苦，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安第斯国家的卡塔赫纳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柜架内，区域合作仍然是发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则是一段颇有成就的历史，尽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废墟和从前的若干一体化尝试的空壳之上。在贸易、热核研究和发展援助等领域里，以及在社会政策的各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共同的农业政策算作是属于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计划之前，欧共体就是一个由成员国共同行使主权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国，后来9国、10国和12国共同行使主权。欧共体始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增设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共同体融合为欧洲共同体。两年之后，它们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第一个伟大的工程，即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处于作出决定的前夕。共同体（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上）同意的下一个工程是它的扩大，让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实现了；然而，合作的内容深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种合作应该通过第三个工程加以深化，即通过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加以深化。在欧洲共同体重新关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此时此刻回忆一下第一个这类尝试，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在经过彻底的准备之后，1971年春天，欧共体作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决定。它们持续不超过几周时间。当世界体系开始支离破碎之时，这首先把欧洲共同体的日程搞乱了，虽然欧共体不是惟一的牺牲者。

    关键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单方面宣布废除战后时代的货币和贸易秩序。他们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加征进口附加税，并阐述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权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他国承担责任之前。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保障力量，声明它对自己的了解无异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对自己的了解。之所以作此宣布，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当事者对于这些宣布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它们也带来后果，因此在谈判中又撤消了最粗暴地违反一切规则的若干措施。然而，由浮动汇率取代把美元作为对一切货币的稳定尺度的固定口率制由此造成损害，直至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从中复元过来。而且自从1971年以来，关贸总协定的贸易体系一直受到重重压力。

    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归咎谁是谁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后的紧张的几个月之内，指责已经够多的了，从8月底关贸总协定特别会议的初步讨论，直至12月底华盛顿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责甚烈。争端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遍体鳞伤，然而并未使他们变得聪明许多。在当中，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显然已经变为幻想的国际秩序的支离破碎，使世界各国得不到保护，听任大国更直接实施强权的厉风洗劫。有时候，风似乎减弱一些，但是，它们很快又变得强烈起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为飓风。1971年10月的斋戒日战争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两例。很难准确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通货膨胀开始的日期，但是归根结底，通胀的深刻影响不会小于那两次石油大涨价。两次石油价格大暴涨反过来又直接关系到那些对第三世界发放的、不负责任的信贷，这些信贷构成80年代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1971年，还有几个人把放开汇率看做是一种市场药方。他们认为，货币最终体现着在其背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实力。20年之后，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这种论点辩护。相反，浮动的货币促成了币值和实际经济增长相背离；在这里存在着使80年代的赌赛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诸多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讲，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这里所描述的进程更加尖锐了。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对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愈来愈消极的态度。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美国持这些态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后果激怒了。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人人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总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

    诚然，直至80年代，还有一种稳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场冷战，冷战在开始时就充当了战后时代的事实秩序。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在回976年赫尔辛基的最后公报里，仿佛把各种冷战假设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可能恶果。战后的边界为大家所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视为协议的一部分；两种持久打算的体系在尊重它们的势力影响范围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们的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打这种算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参与进来，或者也许是当时还是**世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参与进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任之后，后来在1989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岁月里，赫尔辛基的协定开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动。此前显得似乎很稳定的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动摇，随后就崩溃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华沙条约。在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宣布废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结束战后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后，苏联就着手开始摧毁这个时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后的紧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为这个瓦解过程的牺牲品。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等等，等等，随后阐述了他的论点。“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困难问题。对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或者毋宁说，罗马俱乐部对梅多斯报告的较为沉闷的回答，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的报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说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应该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罗马俱乐部自己很快也就发现，它借以运算的总数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都并不确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奇（Mihailo

    Mesarovic）和爱德华·被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个报告里，对这些数据又重新进行分解计算。不过，这两个研究小组都低估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能力。在任何一点上，没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会存在饥饿现象，即存在应得权利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与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谋而合，然而它却想持反对他们的态度。）20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估计可供支配的资源。节约、新的方法、替代性资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环境问题到处都被提上日程，无疑，这部分是由于罗马俱乐部公布这两份报告、引起传媒舆论重视之缘故。当然，世界人口的增长还继续不减地增长着，虽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类前途问题。

    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弱点在于它的极限观念。对于预见更加遥远的未来，外推法并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设问题会指数式地而不仅仅是直线式地恶化，可能会吓坏一些思想较为简单的人，使他们惊慌失措，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谁若把极限作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维是单向的。人们只能一直向前开车，急刹车和挂上倒车档。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思维的。各种习惯限制着幻想。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建议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彻底掉头返回，这是在既定的情势下，两种最为可能的反应，恰恰在人们面临意想不到问题的时候，会做出这两种反应。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黑暗中吹着增长的老调；另一些人则要求永远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两者都很少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实际上，历史以别的方式继续前进，也许像国际象棋中的马，先向边上走，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