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雷蒙·阿隆的世界
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逐渐给trentes glorieuses即战后30年光辉的岁月留下空间之际，幸存下来的人们似乎感到，他们仿佛经历过冬日里顶着狂风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梦，现在正在扬帆驶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场景上还雾气茫茫，终究谁也不知道，新的气候能持续多久。但是，太阳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年累月，历时数载之久，时代的种种湍流把它们的节奏强加给大多数人；骤然，他们发现，更为可靠的环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回忆所及，求生的要求决定着日常的生活；现在，消费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日益显得重要。生活的供应方面受到重视。
一段个人的回忆尤其印证了这种经历。1918年晚秋，我父亲在汉堡议会前，站在一个桔子箱上，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他当时17岁，因此当他的党随后不久把他派到上西里西亚的一个矿上组织工会时，他很容易激动不安。无论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而能在党报《汉堡回声报》得到一个位置，得以进入工人培训班，随后开始成为汉堡议会议员候选人，继而成为德国帝国议会议员的候选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对希特勒的授权法之后，他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一起被新的国家警察逮捕。释放之后，他决定与他的家庭一起，迁居到他比较默默无闻的柏林。不过，正常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遭到监视和经常不断的刁难，之后，他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并且判处7年监禁。他幸存了下来，目睹了战争的结束，被俄**队解放，随即，他起初被委任负责柏林的燃料供应，后来负责整个苏占区的燃料供应。同时，他成为东占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这是在1945年5月。9个月之后，他拒绝赞同强迫社会民主党人和**人联合为所谓的统一社会党（SED）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官用飞机送他由柏林返回汉堡，在那里再次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只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开端，他的孩子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因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历史也是他的时代的历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里的几个月，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马尔罗是1945／1946年戴高乐政府的情报部长。在这之后，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学研究和政论之间的生活。
阿隆经历了本世纪的两个30年时期，并且为同时代人描绘了这两个时期。他追随他所崇敬的老师哈列维（Hal6vy），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暴政的时代，同时，他强调极权主义的纽带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里“两个革命凑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硕果累累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的传记作者也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的一生区分为“历史里的哲学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会里的社会学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无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时代人的40年那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且，后来他始终不渝地对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进行过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把社会作为进程，这种进程允许理性的理解，因此，社会也作为理性的进程。很典型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变成为他的著述和讲学的历史，而不再是为同时代的事件所索累的历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他赋予“工业社会”概念以一种新的、显著的意义。《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讲稿》十分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它们讲述着由于经济扩张而不断增长的供给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是时代的主导特征。
诚然，增长并非是什么新鲜的经历。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写道：“今天，占有欲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来榨取利润了，不管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发现的时代也是扩大商业贸易的时代。不仅大量可支配的金银，而且期待的贸易发展，导致了银行业的早期蓬勃发展。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为几世纪发明和革新的先驱者。新的企业形式建立了，据此，很多人都能拥有财产股份，全体股东都负有有限责任。农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仅仅是18世纪的真正戏剧开始的前奏。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表明一个民主增长阶段的开始。因此，这次革命是供给和应得权利的冲突和结构的一个范例。一般情况下，现代历史仅仅作为供给历史来叙述。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自从1720年以来，贸易增加了500倍，至于生产方面，罗斯托谈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数字”：从1820年至1971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工业生产产量增加了1730倍”。尽管罗斯托试图压低这个数字，他指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年增长率“仅仅”2．84％，不过，产量增加倍数仍然是很可观的。
然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即“较新近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20年里”的发展相比，甚至这个数字也是低的。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项福利指数不显示在1945年以后有明显上升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叶之间，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或4倍。实际收入增长还要高。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一种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凡是什么地方有差错，或者需要做点儿什么，第一个回答总是生产得“更多一些”，而不是干点“别的”。
同时，在此人们总是设想，生产得“更多一些”至少在原则上是为所有人生产得“更多一些”。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性的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人们谈到一种U字形的关系，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平等的指数首先下降，然后到达谷底，在后来的阶段里又上升。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根据可比较数据，重新审查这个理论，而且基本上证实它是正确的：“只要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首先是垂直上升，不过随后就迅速拉平，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
这当然是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论点，它们与收入的可计量的不平等有关系，而与应得权利的门槛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这样来讲同样的历史，U字形的发展，看起来毋宁说更像一个Z字形的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是基本公民权利的存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必须发挥作用，以使资本主义能够繁荣昌盛，哪怕仅仅因为现代的劳动契约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Z字底下一笔表明人人共有的经济参与水平，因而也表明了同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区别。
然而，公民权利的发展能够伴随以极大的不平等，在历史上，实际情况也如此。第一，权利本身是不完善的；很长时间，公民的平等仍旧是一种虚构。第二，那些被吸纳到工业增长的新的进程中的人，要么是事业有成，并因此达到相当的富裕，要么他们处于已经不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存在的未来之间的真空地带，正如今天在第三世界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铁皮小屋里，这仍然引人瞩目。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里，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公民身份地位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蔓延。公民权利的这种扩大是前几章的主题。第二个进程在于供给的增长。因此，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有着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供分配。这是Z字斜向上的那一笔所指的进程。
彼得·贝格尔通过技术和人口原因来解释这个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进程，首先意味着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同时变得更加短缺和更加要求有熟练技术了。这是一些重要的进程，虽然在这些进程里贝格尔所称的“政治干预”的作用太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篇随感的一个中心论题：这里并不假定在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或者存在着替换（trade
of）的关系。与此相反，自由的胜利则存在于战略性的变化之中，变化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是，历史并未显示出十分自由的特征，首先是在20世纪。战争、经济危机和各种极权主义，导致了应得权利结构的明显的变化。整体而言，它们是一些拉平不平等差距的手段。实际上，人们可以谈一谈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一个隐蔽的日程，它的主要议题就是平等。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民主的增长的条件，也就是对大多数人而且原则上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扩大供给的条件，从未像1945年之后这么有利。这些还不是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们为大多数人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奇迹作出了贡献。
对于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很多人已经作了描述，虽然其解释仍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很久以来，按收入最高的1／5人口与最低收入的1／5人口来比较计算，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变小，对于这个显然的事实，人们的意见仍旧是一致的。（甚至有些数字表明，最近一个时期有一种“新的不平等压力”，虽然它们仅仅表明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有微小的增长。）社会差别的这种不变性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它表明深刻的社会对立是持续长久的，社会的对立只能从政治上化解；另一些人从中看到这是表明依然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可以容忍的一种迹象，甚或断言，这种收入差异对于人们的上进和普遍的进步是一种必要的刺激。在这篇随感里应用的概念为对这类意见分歧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标准。倘若不平等设置了应得权利的藩篱，因而剥夺了大的群体的权利，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成为急剧纷争的契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门槛是否是单纯的统计值，像“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或者是对于人的流动构成实际障碍。小学教师（比例说），既不能成为校长，也不能离开教师的薪资档次，同小企业家相比，小学教员的活动自由受到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小企业家虽然钱不多，但是如果他卓有成就，他可能成为一个富翁。无疑，在一个没有藩篱的整体之内，程度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问题；然而，这类问题可以用一般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用T．H．马歇尔的概念讲，它们是“量的”阶级冲突，因此并不导致“质的”阶级冲突。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区分界线往往要求有关当事者方面作出判断。美国的梦想看上去似乎是一些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也许由于存在看不见的应得权利门槛，这些可能性仍然是实现不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某一种广泛传播的阶级思想则可能会阻碍人们去利用他们的实际机会。马歇尔的论点意味着，在现代社会里，曾经有过一种从质的不同到量的不同的演变。至于这种演变是否是现实的和可能持久，这个问题将伴随我们，贯穿本书的后半部。
像雷蒙·阿隆一样，T．H．马歇尔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和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的工业社会。对于阿隆来说，工业社会可以“干脆界定为把像由雷诺和雪铁龙这样的企业所代表的大工业作为典型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某些其他的界说从这个定义中产生，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分离，进一步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合理的簿记，当然还有增长。增长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现代的国民经济“其核心是进步的”。阿隆补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都伴随着某一种更好的分配”。这是他典型的谨慎措词之一。如果它应该针对历史的平行发展而言，那么，在好些方面，它是对的；如果应该为它确定因果关系，那么，它是错误的。增长本身并不带来“更好的”分配，即并不带来更公平的或更公正的分配。
阿隆对工业社会的分析的一个显著的和引人瞩目的特点，是他把增长假设为不言而喻的分寸。而并不是他为增长着了迷：“我不相信增长是一种绝对价值。”然而，他把增长看做在现代社会里是既定的，而且他喜欢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概念，来强调这种假设。当然，这并不总是对的。在一个世纪之前，现在毋宁说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理性的自动实现还是不够充分的。在19世纪，“乐观主义在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人们相信，财富作为科学、自由的首创精神和竞争的结果，将会增长”。那个时代的“悲观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反，今天的乐观主义，例如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e）的乐观主义，既非是自由主义的，也非是社会主义的；它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了解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
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想法。它绝不仅仅局限在阿隆身上，或者仅仅局限在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福拉斯蒂身上。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技术－科学变化的结果，而时至今日，很多人还相信，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共同原因。笔者在这篇随感里对这类因素给予较少的关注。这并非是由于疏忽。毋宁说，是基于一种疑虑，在这种疑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简单的（也许是太过于简单的）观察。技术的演变并非自动进行，并非是孤立和自动的过程。至少在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即研究的开发，总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发明则必须得到应用才有意义。技术治国论者——正如官僚体制的人员——执政治理世界，既没有民主的后援，也没有政治和经济领袖们的明确的方向意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然而，这类统治者只可能违背意志地采用外推法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与此相反，却不能改变方向。倘若事关方向的改变，人们就必须找到社会的力量和行为主体，让他们负责应用科学和技术，或者也运用官僚体制，由他们确立应用这类工具的目的。仅仅理性永远不足以勾画自由的道路。
这一点，阿隆当然知道。他不仅读过他的韦伯，而且也读过他的熊彼特。“为了让一种经济能够持久向前发展，必须存在一些条件，让经济主体能作出增长所必需的决策。”犹如要有技术进步一样，需要有企业家，犹如要让行政机构来落实政策一样，需要有政治家。事实上，阿隆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业社会的未来。关于静止不前状态的风险，关于资本主义的自毁，关于欧洲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他把社团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称之为“社会主义化”），关于增长的放慢，等等，他都曾经作过沉思。他的大学生们以及他那些忙碌的同时代人，对似乎毫无激情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日益感到阴森可怖，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迫使他对这些忧虑表明态度。然而，这些问题既未使他放弃他的结论，也未使他离开他的基本思路。工业社会具有一种“向着中产阶级的形式发展和缩小收入差异的倾向。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程度上，也许会有一种缓和**主义的极端形式的倾向，而且要求增进社会福利的呼声会变得更加强有力。”无疑，并非总是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所以，经济增长并非就是一切，并非就万事大吉。阿隆仍然是所谓的波普尔主义者，无论如何，他是开放社会的辩护士。“无论如何，不管情况是好是坏，我们根本无法预言未来。”
2．趋同，社会主义和现实的多样性
在为所有的人争取更多的富裕和福利的和平道路上，工业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基于若干原因，它那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背景。阿隆对他的讲座三部曲最后又增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第四个系列。不过，冷战为他提供了直接的背景画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不超过两年时间内，美国领导的一方和苏联领导的另一方的两种制度的冲突，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阿隆不仅机敏地意识到这个冲突，而且对他自己选择西方及其价值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而且，他成为有关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政治规律问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家之一，因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绝不是天真幼稚的。
然而，《十八篇讲稿》把一个值得注意的分析性因素带到这场辩论中去，关于这个因素，人们可能会认为，它违背作者的整个初衷。这一讲稿集不仅论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而且论述了整个发达国家，阿隆把苏联也纳入发达国家之列。“现代经济史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阿隆的一段语录里是这样说的，我没有整句引用，因为接下来的话语是：“技术进步或者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政体里实现，或者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体里实现；这是同一种转型的两个不同的例子。”阿隆从克拉克和福拉斯蒂关于从第一产业的经济活动过渡到第二产业的、然后继续过渡到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的命题出发，而且怀着疑虑的赞同态度联系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因此，如果他发现东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若干相似之处，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他把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化”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相互混淆起来，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观点：至少西欧的社会正处在一条与东部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无相似的道路上。他的这种混淆，部分是从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继承来的。人们回忆起关于“**主义的极端形式的温和化倾向”的引语，它同样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接下去的一句补充道：“现在，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种正在产生的要求富裕的初步困难。”
这段话产生于1955年，而不是1985年。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改革的早期希望的反应，而是联系到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大叫大嚷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今天我们知道，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仍然还有漫漫的长路要走，才能去哪怕是犹豫不决地轻轻叩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的门户，才能去争取其成员的资格。在50年代，这条道路还要长十万八千里！肯定无疑，所有的工业社会、甚至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口统计和技术与这类共同性有关系，尽管甚至在这方面仔细观察时，也是差异比共性更加引人瞩目。整体而言，在作较仔细的观察时，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特别引人注目。阿隆把“像雷诺和雪铁龙那样的企业”作为工业社会的体现，因为其中一个是国有的，另一个是私有的，但是，它们看起来却十分相似。不过，甚至那时以来的历史本身也给这个例子投下怀疑的阴影，因为其中一个企业停滞不前，直至其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个企业在各种不同业主的手里却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如果说，这在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那么，俄国和美国之间、或者波兰和法国之间或者德国的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别，又要比这大多少啊！那些忽略这类差异的概念和分析，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于好些人还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内，有一种对工业社会的理解还很流行，今天这种理解至少会使人提出一些严重的疑问，如果不是说会使人对之作出激进修正的话。
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放弃把苏联纳入一般范畴的尝试，尤其是在它承认自身缺乏统一并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之后，就不应该再进行这种尝试。然而，倘若人们还想做这种尝试，最好把苏联作为在特别困难的环境下推行后发展的一种情况来描述。一个国家，它的上层是西方化的，然而是狭隘的和**的，国内的社会动荡日益扩大和尖锐，这个国家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领袖们从在本国和国外的流亡生活中回到彼得堡；革命的解剖工作在进行着。革命使一个集团掌握政权，这个集团许诺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参与政治和人人都富裕的世界。然而很快就证明，人人都富裕比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预见的更难以实现，而人人都参与也比他们所预见的更加威胁着稳定性。因此，维持政权的政策就优先于一切其他的目标，很多次，看起来这种政策完全像似就要失败，也许如果没有斯大林，它就完蛋了。但是，虚拟的历史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斯大林来了，与他一起而至的是极权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占据最重要的职务的特权上层，当斯大林死的时候，江山就留给这个特权官僚上层。
在这里，谈的显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词语，它要求进行一些区分，尽管今天所有这些区分都成问题。于是就有社会主义的幻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当以一个幻景的名义所创造的现实的如此一大部分导致理想的反常变态时，对于这种幻景并不很有利，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我父亲在德国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之时，或者当雷蒙·阿隆1924年短暂地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之时，这种幻景支撑着人们想在自由中实现正义的希望。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之内，有必要作进一步区分，即区分社会民主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本章下一节还将谈到；对它来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革命、并且在经济和政治多样化的条件下，扩大公民权利的进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制度，尽管在这里再次进行区分是必要的。在有些国家，这种制度是由一个帝国主义的苏联强加的。在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国家里，人民一旦揭竿而起，苏联的坦克就不得不碾压暴动的人民，以维系这种不受人喜欢的政府制度。当坦克留在兵营里之时，当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Doktrin）取代“勃列日涅夫主义”之时，当每个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极乐之时，这个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政府制度证明是一层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结构之上的、薄薄的和能迅速破碎的贴面板。无论如何，在苏联的各卫星国里，官僚体制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不管人们怎么想，远离社会主义的梦想十万八千里。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发展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形式，其中有苏联和中国，也许还有古巴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这个或那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模式完全背离一切意识形态的论断和要求，并非是一种有别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选择。毋宁说，它们是受到扭曲危胁的后来发展的一种现象。按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观点，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荣膺民主的圣杯，他们可能要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得到它。即使人们与她的有关世界政治的精华观念不一致，但是，仍然可以坚持认为，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进了经济的富裕，既增进了应得权利，也扩大了供给，使它们达到生存机会的一个经得起严格考验的水平。这篇分析就是以这种严格考验为基础的。大多数很晚走上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社会，被困扰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痛苦矛盾之中，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犹如这篇随感开始时，一方面根据索莫查政权，另一方面根据桑地诺主义者早年的情况，对这类社会所作的示范性描述的那样。
有其独立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所囊括的国家起初从政治方面来界定它们的问题。一个主要对保持敏权感兴趣的、政治的阶级，压制公民的一切自发性的行动，并且动员公民作为（被委婉地称之为同志的）臣仆。当然，**者们和官僚体制的人员都乐于看到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愿望总是一再退让，让位于政治的必要性。政治的必要性与组织控制息息相关，与接班人问题和招募机制、与顺从和教义化、与规范化和调整息息相关，也与马克斯·韦伯生动描绘的官僚体制化的种种手段息息相关。建立这样一种统治意味着经常斗争，去对付外行、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和竞争对手，去对付首创精神和独创性。任何放松控制都包含着高度的风险。然而，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产生一种现代的、有适应能力的、自身经常不断更新的经济。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享有外汇支付的特权，外汇支付特权使这个上层能够过着相当于西方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灰色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基本物资的供应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主义成就的巅峰就是两种现象的结合。
1989年以来，一切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明显可见的崩溃，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鼓励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又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为争取民主的游行，尔后又导致在**使用武力。在苏联，鼓励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活动，毋宁说，更加深了经济的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扩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为了扩大人的生存机会，二者都必须抓，而且要同时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着能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杠杆，这个问题也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关键问题。
不过，抢先作这类观察是操之过急了；我们还在讨论50年代的世界，还处在分析各种制度趋同理论的思维错误之中。现在，一个中心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不是另一种工业社会，而是一种引入发展进程的方法。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在那些在**制度统治下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别有它施展身手的机会。显而易见，对少数人的供给会提高，而大多数人却未能赢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而且，少数人还能长期保持对他们的统治所必需的结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经常地满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够促成某种轻微的、现实的增长的话。这样一种进程还能持续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论的诱惑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勃列日捏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征，即使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总书记给它致命一击，这个制度也会变得日益不稳定。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充其量是通往现代世界的次优道路。而且作为这种次优道路，它本身没有效率。倘若它坚持政治的控制，那么，经济就仍旧不发达；倘若它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进步的要求，那么，它的政治基础就受到威胁。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诸如制度趋同这类东西的话，那么这种趋同的成因就在于自由的各种变化形式里。自由的变化形式可能不会实现；并不存在着一条人人都必然会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历史规律。也许，大多数人两者都想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也都得到它们。在充其量是次优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生活，极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然而，有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丝光明。因此，在时代的意识和行动中，1989年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半道上两种制度相互趋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业社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