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一种特别明显的迫害狂，以保护不受尚存未泯的自我怀疑的困扰，当然，还包括元首。

    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背叛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多心智更为脆弱的人，在领袖们的荫庇下，飞黄腾达起来，领袖们允许他们虐待毫无救助的牺牲者。极权主义的时代也是一种怯懦的时代。懦夫们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为领袖们去犯罪。他们理应受到鄙视，而盲目的积极分子和被诱惑上当的理想主义者却令人不寒而栗。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背叛了某些特定的政党的价值；他们也背叛了公民社会，然而，没有公民社会，他们就无法生存。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我们永远也不许忘却它。

    至于德国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1933年春天和夏天的几个月，当时少数人能成功地超脱时代的激情，而很多人则陷入一种罕见的、耿耿于怀的对自由的怀疑。在若干人身上，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愕。恩斯特·永格尔（Ernst

    Junger）歌颂了“全面总动员”，并且粉碎了“工人”的反无产阶级的理想；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把政治归结为朋友－敌人的关系；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郑重其事地要求“右的革命”。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33年在大学校长会议上确实臭名昭著的讲话，颂扬了把“教师和牧师等级”让位于“军人等级”的时代，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把阵地交给纳粹冲锋队去摆布。（甚至连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身居国外，也有过谨慎好奇的短暂的阶段。）他们都不是在纳粹分子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同其他数以百计的人一起，成为纳粹的同路人。

    **的诱惑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哪怕仅仅是因为落入诱惑圈套的人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即津津乐道地讲述和写下他们的历史的倾向。里夏德·克罗斯曼在他的著作《不是上帝的上帝）——这是一本凯斯特勒和吉德（Gide）、赖特（Wright）和西伦（Silone）、斯彭德（Spender）和费舍（Fisher）的忏悔录——的绪言里，谈到了“绝望和孤独”是“改信**的主要动机”，然后提出令人惊讶的、然而也许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但是，不管人们采用什么名称，这种有关一种积极的斗争共同体和同志关系的思想包含了个人的牺牲和消灭一切阶级或种族的差别的思想，在所有西方的民主国家里，都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一般政治党派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它能为其成员提供的东西之上的：而**的吸引力在于它什么也不提供，却要求得到一切，包括放弃精神的自由。”人们不妨看一看受虐狂的要素吧，也就是在这种诱惑中的自我毁灭因素，它把过分的希望与彻底的百依百顺相结合在一起。

    人们也许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描写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历史，这里采用路易斯·费舍（LouisFisher）的（只是过于现实的）对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于受到诱惑的左派清醒过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实际上并未触动很多从前的改变信仰者，因为他们那抽象的、几乎是美学的信仰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不把所需要的鸡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决裂之后，斯特芬·斯彭德还写道：“也许可以为暴力、集中营、科学和艺术的颠倒曲解辩解，如果这些方法最终导致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的话。”）直到最近，乌克兰的消灭富农和集体化这种凶残的办法才被充分地载入文献。30年代的公判大会对好些人有过一些影响；然而，**人有意识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强烈地促使幻想的破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向所有的参加者显示了这种同盟，违者往往有杀身之祸的后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幻想进一步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显然，诱惑是无疆界的。他们一直坚持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大挑战和否定，坚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还有某些人，尽管为数极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产主义结束之后，还成为殉道士墓碑载入本世纪的血醒历史。

    其他的因素补充了在欧洲的极权主义史里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的扭曲、领袖的引诱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在两者之间，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读者们并未忽略，弗朗茨·诺伊曼在谈及有关极权主义时，谈到了“对个人进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时，他把这两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应用。换言之，这是指极权主义干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可能会说是“权力上的极权主义”——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话讲，它是一种“不断革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汉娜·阿伦特的一种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必然会消灭运动自身，并且随之也会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值得结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个论点进行思考。倘若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匹配弗朗茨·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巨兽的描绘，这种描绘初看起来是极为不可能的：“一种非国家，一种杂乱无章，一种无法无天、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

    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是说，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这种不可调和性，它残暴地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或**制度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极权主义是纯粹的破坏。因此很容易诱使人们用心理病理学的概念，对它进行分析。极极主义的领导人们按照他们的办法残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之后，就引导着他们本国的人民进行集体自杀。不太形象地讲，不断的革命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紧急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它或者导致墨守成规的形式，从而也导致那种“必然会取消运动本身”的稳定，或者导致灾难，这一般意味着战争。

    因此，极权主义是对无组织进行组织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政府制度。人们必然会问，它是否以这种形式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也许相当接近一种极权的情势；然而，任何一种战时政府本身都必然会有极权的倾向，也会去干纳粹在短短的6年战争内所干的一切。在斯大林统治时，战争也帮助他巩固一种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在形式上比纳粹统治更为完善，因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难以预见，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门声会轮到在谁家的门上敲响。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从未超出言词的运用范围太远；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变成为**制度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混合体，从那时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现这种混合体。**要治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他向着纯粹的极权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多步，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任何的稳定化。人们也想起波尔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战后的统治者，他们所干的规模较小一些，但是其恶果却几乎毫不逊色。

    有些人曾经抗御住极权主义的诱惑。能够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对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谁也不再能够回忆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许忘却。索尔仁尼琴本人赞成重建一个较古老的俄国的思想，而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也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义，目的在于争取体面规矩和法治国家，而不是争取自由的宪法。少数人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既不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没有屈从于这些制度的诱惑。也许他们必然是粗暴的个人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就属于这种人。在下一章里，将会更详尽地谈到雷蒙·阿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44年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在流放遥远的新西兰之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表达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愤怒。

    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变化并非灵丹妙药；它可能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的纯洁无邪和美中去。我们的天堂之梦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一旦我们开始依仗我们的理智，一旦我们开始磨炼我们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们感到要呼吁大家要负起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呼吁大家要负起促进知识进步的责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从部落的巫术的状态中去。对于那些品尝过认识之树的味道的人来说，天堂的乐园失去了。我们愈是企图返回到部落共同体的英雄的时代去，我们就愈加肯定无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种浪漫化的匪帮歹徒的手中。倘若我们此时才开始压制理智和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告终。不可能返回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扭头向后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走完整个路程——我们必然会变为野兽。”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不管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明确地回答它。倘若我们梦想返回我们的童年，倘若我们被诱惑去信赖别人，并且因此而感到幸运，倘若我们面临肩扛十字架——人性的、理智的和责任的十字架——的任务而退缩，倘若我们失去勇气，并对十字架的重荷感到疲倦，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清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简单的决定，来增强我们自身的意志。我们可能又将变为野兽。然而，如果我们依旧想做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路，亦即走向开放的社会的道路。”

    把整个皮层、整个脂肪和肌肉都从社会契约的纯净的骨头上剥落下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些提出一些根本问题的时代。有时，它们甚至会得到回答。

    3．各种专政和简单的尺度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是否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情，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极权主义可能两次肆虐同一个国家吗？如果这里所推荐的分析结果是对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这样。如果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才走过了它的破坏性的道路，那么，它产生的条件就因此而一劳永逸地铲除了。也许，这个分析不对。无论如何，它具有若干必须在此道明的含意。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经不受极权主义危险的侵害。这是一句大话。另一个含意是说：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不再是极权主义的。那么，如何来描述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体呢？第三个含意听起来几乎如同历史主义的假设一样，即历史是一种单行道：凡是现代精神得到了贯彻的地方，它就不会再被扳倒重来。这个假设能立脚吗？在我们进入到第二次三十年代战争之后的世界之前，必须清理一下概念的多样性和混乱：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官僚体制，**制度。这是现代的社会冲突借以表现的一些政治形式。人们不必掌握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但是，必须清楚概念。

    1979年11月，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一篇文章，它不仅帮她阐明美国大使在联合国的立场，而且为里根总统的行政当局提供一个根据，让里根有理由背离他的前任卡特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文章题为《各种独裁制度和简单的尺度》，仿佛是在一场代理人战争中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它是对卡特的安全顾问齐比克涅夫·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政治态度的直接攻击。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为了她的目的，采取一种话语尖锐的方式，提醒人们要注意布热津斯基对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的分析（他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布热津斯基认为（她这样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它或早或迟必然会摧毁一切前现代化的、**的政体。这个进程的直接结果往往是累赘的；它甚至可能是**；但是，美国必须在历史的书页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阻止历史的行进。本来也只有那些真正现代的社会最终才可能是民主，而如果给它们以机会，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会这样去实现的。

    这种模式是熟悉的。现代精神的道路总是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虽然这当中有时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的炼狱。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不赞同这个分析。不管现代化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对她来说，世界是按照其他的标准划分的。只有很少的、极少的民主国家。让人民熟悉和掌握一种民主制度的习惯和机构，“一般需要数十年，如果不是说数百年的话”。也许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是惟一的例子。其余的基本上是**制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传统的或者善意的**和革命的或者恶意的**。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虽然强调这种区分，她对二者的弱点不抱什么幻想。“一般而言，传统的**主义者容忍社会的不平等、残暴和贫困，而革命的**制度本来就制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依照她的看法，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传统生活的弊端更能容忍一些，因为它们是司空见惯的、熟悉的、而革命的**制度在其建立的过程中，也还要破坏一切众所周知的和习以为常的东西。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兴趣在外交政策上。根据她的精明的、尽管也是相当玩世不恭的分析，她的结论是再显然不过的。关于索莫查，也许也关于特鲁西洛（Trujillo），据说罗斯福曾经有过评论：“他是婊子养的，不过，至少是我们的婊子养的崽子。”科克帕特里克把这种观点用学者的语言来表达。“一些自己理解为我们的敌人的集团，也应该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反之亦然。关于她的文章的剧烈的辩论，基本上围绕着这些结论进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读起来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美国对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的**家族和将军们的**提供支持作辩护。它们容易诱使人们把地缘政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道义的考量之上。撇开道义问题不讲，科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也会导致某些实际的困难，正如自1986年在菲律宾很多地方发生的那样，人民的权力在大街上扫除了华盛顿的独裁、**的朋友。

    不过，对政治体制的基础分析是重要的，尽然人们拒绝它的外交政策的结论。无论如何，这里所暗含的而且有时是阐明的模式是另外的样子。它保持“威权主义者”的概念（这里遵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老师弗朗茨·诺伊曼的用语），把此概念用于一些有一个相对狭窄的、传统的阶层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历来就一直如此。只要人们不再要求（政治的）参与，一些精英就会去关心他们的福利，不管是在美好的时代，还是艰难的时世，也不管是否有善意的统治者，还是恶意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威权主义在现代的世界难以保持下去。无疑，在对科克帕特里克论文的辩论中，人们也正确指出，没有理由为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的断言辩护。在要求得到应得权利和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一个**政体的解体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很不彻底。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许是第二个例子。

    拒绝不彻底的现代化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然而，并非必然如此。非民主的政府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较为稳定的、首先是较少凶残性的形式，对这种政府，很不容易作出一种深刻易记的一般的描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也在亚洲，我们发现一些政体同时是假**的和准极权的。没有传统的自诩的精英们，虽然援引旧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忙于把新的财富引入到少数人的腰包之中。一项增加（经济的）供给的自觉的政策与同样是自觉的、限制多数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相结合。这种中间形式可能比极权主义的政体稳定一些，但是，它不是稳定的。它总是摇摆于极权主义的封闭和民主的开放之间。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主意可能比科克帕特里克的主张好一些，他告诫不要上这类政体的当，如果它们讨好美国的话，因为在它们当中，毫无思想的企业家可能损失很多金钱，而毫无思想的政府又会丧失很多善意。

    至少在理论上，现代特有的统治形式会令人感兴趣一些。让我们从它们的风险开始吧。纵然有些国家已经跨越了托克维尔的现代精神的门坎，在它们那里平等的种子正在发芽，但是，那里仍然存在风险。实际上，现代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领导，（公民的）参与与行政管理——本身都蕴藏着危险。现代精神并不排除专政；多数派的暴政的旧思想是不容否定的。蛊惑煽动、民粹主义、“雾月18”时期的骄横跋扈，也就是说，统治者——或者女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多数，同时却践踏蹂躏公民社会的英国式花园，这些都是极为现代的政治形象。这也适用于（公民）参与的更为极端的形式。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说更早的话，“民主”这个词常常被滥用。有一种所有的人都持续参与所有事情的形式，它并不促进自由，即并不推动通过冲突促使演变，而是妨碍着自由。其界线不易划分。难道大规模的群体大学是一种永生不变的药方，或者是已俱形态的民主？而且，通过全民公决和全民表决进行统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然而，最为严重的危险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噩梦——官僚体制。它的最极端的形式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它尤其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最极端的形式几乎未作过分析过。其原因也在于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一些令人简单化的范畴。恰恰不仅仅有**和民主，更不用说只有极权主义和自由。中国、苏联和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1989年的革命开始之际，早已把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的以及卫星国里斯大林式的紧急状态制度置之脑后。不再是一个独夫式统治者的灾难性的政体，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层掌握大权。它的手沉重如铅。它组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行政机构，控制一切生活领域，自己却不受监督。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层首先对它自己的生存感兴趣，甚至是首先对自己的舒适安逸感兴趣。它把其余的一切人都保持在一种依附和贫穷的状态之中。对于多数人来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它借口已经消除了的东西的相当纯粹的形式，即剥削的一种相当纯粹的形式，除非由于这个统治层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没有很多东西可供剥削。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能够保持这么长久，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原因是，它比它之前的极权主义好一些。这是不容低估的；人们的思维总是相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体制的统治，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保障了某种最低程度的社会生存，无论如何，它们为那些忠于这种政体的人提供了这种保障。第三个原因无疑就在于统治者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尤其是作为克格勃，作为东德那样的国家安全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们无孔不人，无所不在，当然也作为通过（苏联）老大哥的军队进行威胁，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还有其他的原因。然而，首先恰恰是这种统治形式最终同样难以维系，无法坚持。由于它没有提供像现代精神那样的一种选择机会，而是毋宁说封锁了通往现代社会的福祉之道路，于是，人们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要求这两样东西，即要求享有更多的应得权利和更大的供给，而且要求这是载入一种自由的宪法的。

    现在，自由世界的国家看到自己面临着自己的风险。在某些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也不是有多大的不相似。带有某种推测，人们首先不得不担心由于官僚体制和民主的错误结合而产生“熵”（Entropie）。倘若把理性管理生活的现实与民主参与的幻想结合起来，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活动的了。马克斯·韦伯在他忧郁的时刻，曾经陷入他自己的不可逆转理论，并称顺从依附的官僚体制的外壳是“牢不可破的”。的确，如果人们的意志和抵抗力没有转化为革新和战略性的变化，它是打不破的。单靠民主是不够的，不足于动摇或监督官僚体制。也许有些人过分夸大了20世纪70年代的硬化症，尤其是夸大了欧洲国家的硬化症，但是，很难否定一些民族的式微和没落与它们没有能力促进演变、探索新的道路息息相关，与它们没有能力既通过增进人人共有的应得权利、又通过扩大丰裕富足的供应来增加生存机会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应该由自由的宪法来完成的事情。因此，仅仅用简单的套语是不够的；当我们在考察现实存在的自由的各种混合宪法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混合得好的宪法是罕见的，如此罕见，以致人们会乐于去理解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排他性概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不是原谅。断言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是历史主义的做法，然而，从一开始就对传播自由的宪法的任务表示绝望，则是不负责任的。“建立和保持民主的机构”也许“特别困难”，而企图“对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强加错综复杂的、不熟悉的政治实践”，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难以看出，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国家不应该是“世界的助产士，帮助民主的诞生”。自由的宪法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义务。

    因此，各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有幸看到，关键就在于此。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战后的时代，在战争之中就已开始了。各种重要的群体着手思考和平的秩序。从这种思考产生的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被证明不是持久的；由于冷战的开始，它早就开始破裂，而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对它失却兴趣之时，它就土崩瓦解了。不过，这个体系的思想还是一种重要的标志。联合国作为保卫和平和人权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增长着的经济体之间游戏规则的卫士；世界银行体系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这些都是不坏的里程碑。

    1945年之后，帮助发展自由的宪法是同样重要的，1989年之后，这种帮助又再次变得重要。无疑，在这方面也犯过某些天真幼稚的错误。昨天的改造说教者也好，今天的民主的某些专利药品的旅行推销商也好，都于自由宪法的事情无所补益。的确，相信现代连同自由的宪法都不可逆转，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投入。然而，‘谁不赞成我，谁就是反对我”，持这种目光短浅观点的人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更为糟糕。只有各种独裁**才会有如此简单的尺度。开放的、自由的社会能够同时既帮助其他的社会、又并尊重它们的自身特点。这就是在极权主义时代结束之际突然闪亮起来希望之一。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