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纳尔·缪尔达尔
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的经济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试图将其他学科的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缪尔达尔的大半生都在研究种族关系、失业和贫困问题。他还试图理解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他认为心理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是产生这些经济变化的原因。
缪尔达尔1898年生于瑞典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区——梭瓦波村。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地主，有条件为缪尔达尔提供良好的教育。缪尔达尔在皇家高级中学读书，接着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之所以选择这项课程是因为他希望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尽管1923年缪尔达尔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扼杀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这时他的妻子阿尔瓦说服他转而研究经济学，该学科能够将科学、数学与他探索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老师克努特·威克塞尔的指导下，缪尔达尔于1927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母校任教。
1932年缪尔达尔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新成立的住房与人口委员会委员，他因此能够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两度供职于瑞典议会，第一次是从1934—1936年，第二次是从1942—1946年。20世纪30年代末他效力于瑞典国家银行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中期缪尔达尔当选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及贸易与商业部长。
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此外，缪尔达尔还强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7）认为，在说服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特斯（Ernst
Wigters）将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实行财政赤字，从而减少失业上，缪尔达尔功不可没。1974年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兴趣广泛而多样，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分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水平上，他引进了事前与事后（exante－expost）的区别，从而澄清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他还创立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作为均衡分析可供选择的方法。在政策层面上，他诠释了在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现象，并提出大量政策建议以解决贫困问题。
20世纪20年代预期与实际的产出之间混淆不清造成了经济学上的诸多困惑。例如，厂商为赚取利润而投资；但有时他们会亏本。厂商甚至在没有额外储蓄的时候投资；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储蓄必须等于投资。缪尔达尔（1939）将预期产出与最终产出或事前与事后经济变量区别开来，从而澄清了这些问题。预期或事前经济变量在经济过程的初始阶段衡量，而最终或事后变量在经济过程结束时衡量。
有了这个区分，缪尔达尔得以解释投资增长超过事前储蓄将如何导致储蓄增加（通过利润及其他收入的增长），因此在事后，储蓄将等于投资。同样，事前储蓄较高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造成裁员和厂商利润降低。厂商无法将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将缩减投资规模。因此在衡量事后时储蓄又将等于投资。
尽管事前与事后的区别有助于解释经济将如何向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状态移动，但总的来说，缪尔达尔反对均衡分析，建议采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解经济运行方式的手段。累积的因果关系阐述了一个包括两个或更多变量的正负反馈机制。既然任意一个变量的变化将导致其他变量发生同样的变化，那么整个系统将向一个方向移动。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最初由威克塞尔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检验当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相背离时产生的现象。但是首次描述该法则并意识到其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是缪尔达尔。
我们可以将累积经济过程与单向性因果关系的计划——A引起B的变化，而B却没有进一步影响A——作一番对比。在单向性因果关系的情况下，A的变化引起了B的变化，事情到此为止；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变量A和变量B价值更高（或更低）的稳定均衡。
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变量A与变量B相互影响。A的变化将影响B，B将进一步影响A，A将再次影响B等等。系统不存在均衡或静止点。当A与B共同增长时，我们将得到一个良性循环或正的反馈回路；当A与B同时衰退时，我们将拥有恶性循环或负的反馈回路。缪尔达尔采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来解释诸如贫困和种族关系等经济问题。
1938年，当缪尔达尔在哈佛大学执教时，卡内基基金会邀请他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他应邀花费了五年的时间著述了开创性的《进退维谷的美国》（An
American Dilemma，1944）一书。该书认为在美国存在道德冲突。一方面，美国人信仰公平与机会平等的理想，认为黑人的才干并不比白人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黑人与白人并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美国没有实践其高尚的理想。《进退维谷的美国》大部分篇章深入研究了美国存在的歧视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