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以前的所有各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影响南亚希望利用制订发展计划的方式，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和条件。“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消除贫困的过程；它是追求的目标，且大概实际上是通过“制订发展计划”的方法实现的。成为“不发达”国家特点的确切含意是，在那个国家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而又为数甚多的令人不快的条件；产出、收入和生活的水平很低；许多生产的方式，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形式是不利的；而且存在着不适宜的各种制度——从国家一级到控制家庭和四邻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根据“发达”的合意性观点，这些国家被认为是不合意的和不适宜的——这个描述过于模糊，但也确切得足以允许它的使用。由于这些条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因果关系，因而它们形成了社会体系。“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

    确定社会体系中条件之间的联系是研究不发达和发达的任务。社会体系由大量互为因果的内部联系着的关系组成。在这个制度中的一个条件变化了，将会引起其他条件的变化。我们已广泛地把这些条件归为：产出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制度以及政策。前面两个是确切的“经济因素”；而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制度是“非经济的因素”；除了作为制订计划的一般目标之外，生活水平普遍地排除在“经济的”计划之外；虽然当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起经济条件变化时，它们属于经济因素，但政策是一个混合物。然而，社会体系中不存在上和下，第一和第二的问题．经济条件的地位不会优于其他的条件。对影响系统的相互依赖性的论证和分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条件可分成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次序。这样的分类将包括同样的社会现实，并且有同样的分析内容．

    在南亚这些条件可以分成不合意的或者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按一个方向的变化，据认为对引起和支持发展是有利的，整个社会体系就向上运动。“向上”从发展的观点看意味着更大的合意性；“向下”意味着发展是令人不快的运动。我们还进一步假设，一个条件在某个方向的变化，将导致其他条件同方向的变化，向上或向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表明。在南亚国家中最重要的不发达的一般特征是平均劳动生产率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中每个成员的国民产值低。这个情况的另一方面是每工人或人均的国民收入也低。加上几个限定词，这个指标可作为一个国家的不完备的不发达水平象征，无论如何，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不是“不发达”的定义，它向上的变化也不能作为“发展”的定义。

    生产条件是影响经济结构以及变化方向和强度的另一个要素。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工业部门的规模较小，特别在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业方面更是如此。在所有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手工业以及传统工业，生产技术是原始的，资本密集程度也低，相对于收入的储蓄比例也低，人们储蓄更低。很少有艰巨、复杂或冒险性的事业，特别是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公路、铁路、港口和发电厂等的经营资本不充足。就工人出勤、工作的时间以及劳动效率而言，劳动的利用状况也不好。

    这些条件以上述单向方式相互直接联系着。很低的储蓄率限制着资本的形成。生产技术原始的部分原因是人均资本低的结果。劳动力的分布也存在问题，过多的人就业于相对的非生产活动中，同样的，技术的原始和资本的缺乏又造成低的劳动投人和低效率。

    我们已经把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低生活标准进行了分类。这些低水平显示了各方面特别的不足；食品的缺乏。住房差，恶劣的公共和个人卫生条件以及医疗护理，职业和专业指导以及总的教育设施的不足。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

    在因果关系环的另一部分一从发展的观点看，南亚人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准时和秩序也是如此。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看法和迷信观念，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为试验和变革的准备也较差。在某些阶级中存在着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而在另一些阶级中则存在着对权威和剥削的顺从。此外，对慎重和持久的节育缺乏准备。在绝大多数南亚国家中人口急剧的加速上升是贫穷的基本原因，节育是制止这趋势的惟一手段。

    反过来讲，生活和工作中不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低生活水平以及非直接的低产出和收入的函数，同时，它们也是原因。这里存在着另一个解释不发达的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前提是，必定存在一个通过发展计划的制订，解决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的制度方法。但是，在南亚的国家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条件。土地的占有制度对农业的进步是有害的。推动创办企业、就业、贸易和信用的机构不发达。一些国家还没将一些互异的要素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状况。一些政府机构缺乏必要的权威性，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了“软国家”。这些制度软弱的根源是人民参与的程度较低和僵硬的、不平等的社会阶层。

    所有这些制度的缺陷密切地与公众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这些态度通常支持制度，同时也得到制度的支持。两者对低下的生产率和低收入负有责任。而低生产效率和低收入反过来又使低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难以改进，这些又使社会制度的缺陷永久地存在。

    在缺乏政策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体系，作为我们上面讨论的最初变化和所有

    条件的内部作用的结果，或者停滞，或者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或倒退到更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有计划，就有旨在达到或加速发展的政策调整。

    考虑到我们在本书前面所列出的各社会之间和各社会中的差别，所有的南亚国家都视自己为“不发达国家”。这是重要的，因为人民对发展的希望，或者至少他们领导人的愿望意味着有兴趣改变影响它们发展的条件。与气候和自然资源不同，这些条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可以由政策、政府和制度的作用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条件都是“社会的”。社会科学当今没有认真地研究南亚人民和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国家人民之间在能力和才能方面的区别。对低水平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体力和智力上遗传的差别是不能排除的。但迄今为止，这些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的分析假设这些国家的人民与那些具有十分幸运的经济命运的人民就本质而言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情况仅仅是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差异产生的结果。

    在我们已把这些条件描绘成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不理想特征对，只是简单地从那个国家的具体发展目标——或者更确切地，是从那个国家决定政策那些人的目标的观点出发的。尤其是，对待国家生活和工作观念的道德态度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置于我们的分析之中。

    虽然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南亚地区的不发达国家上，但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相互依赖当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一般特性，因而存在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中，不论其发展水平有多高。但是，发展的低水平，正如我们强调的，不但对相互依赖的特征而且对相互依赖的力量产生重要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关整个社会体系相互依赖条件的假设与南亚有着更大的关系。

    社会体系的初始变化可由外部引起——影响庄稼的及时与违时的季风，或者外国运用的经济方法，这些变化也会随着这个国家所采用的改善一个或一些不适宜条件的努力在内部发生。我们已经将发展定义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向上运动。但为了制订计划的目的，我们需要比这种理想的标准更易确定和度量的有关发展的直接指标。这种指标的自然选择就是度量国民产值或者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体系中所有的条件存在着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确定生活水平方面个人的收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假定这些生活水平是重要的，它们影响着态度、行为方式和制度。反过来，我们也知道，如果后面的这些条件不变化，或者滞后很大，那么阻碍生产效率和收入上升的现象将会发生。但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只能用来作为我们真正想记录的整个社会体系中那种更复杂的变化的粗略而现成的指标。将一个人均收入这样的量作为指标的使用不允许造成向比较容易受影响的经济条件的过分集中，这可能使体系中有待诱导的变化的选择出现偏差。归根结底，我们坚持认为发展永远是一个人类的问题。

    南亚制订发展计划工作的主要部分受到了关于开始的分析可以集中在经济条件——产出与投入，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水平——加上那些仅影响这些条件的政策这一设想的阻碍。经常地甚至连生活水平也被忽视了。还有一个假设：认为联接这些经济条件的一系列原因不受态度和制度的影响。实际上人们经常假定后者自动地对经济条件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

    现实中，态度和制度具有刚性，不易改变，最不容易间接地改变。另一方面，政策体现因果环中适用于一个或几个经济与社会范畴的诱导变化，制订计划意味着完成或加速发展的政策调整。

    初看时，因果相互依赖关系似乎显示了在一个方向上变化的力量会使其他条件沿着相同方向运动的极不稳定的社会体系。但和这种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不发达国家低水平均衡的一般经历和发展政策的严重障碍，而且更为一般的是历史上许多社会体系的令人惊讶的稳定。均势，不是明显地不稳定力量组合的偶然结果，而似乎是个规律，并非偶然的例外。我们所有的证据表明。社会的稳定和均衡是正常的现象，所有的社会特别是不发达的社会，拥有性质十分稳定的制度。鉴于这些发现，真正的秘诀是他们如何摆脱均衡较得到发展。

    就许多不发达国家而论，其他条件对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变化的反应极少是瞬时的，通常它们是滞后的，经常有一个相当长的周期。有时在一些条件下完全没有反应，这种情形十分重要，若它发生在早期的阶段，会导致循环因果关系的停顿。例如一个农民如果没有雄心去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即使他有机会开垦更多的土地或者通过技术提高产量，他也可能会不去抓住这些机会。某些其他的制度条件，如不利的土地所有权法，可能会使这位农民失去发挥自己才能的动机。

    真正的“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不愿再勤奋劳动”这种人在南亚的存在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在南亚社会的传统背景中（除了少数民族华人以外），许多人仅有生存的愿望，他们除了维护他们习惯的生活低水平外，别无他求。态度和制度总是相互支持的。即使除了这一点，在条件变化的影响中还会有其他的延误。例如，营养的改善必然会提高劳动效率。但直到从孩提时代享受到营养改善的新一代人成为劳动力之前，人们在许多年内不可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即使教育水平提高了，若不平等依然盛行，国家仍维持“软国家”的状况，态度和社会制度可能会保持不变。这些惯性的因素阻止和拖延了发展，因为因果环只有在社会体系中所有他因素相互作用时才会向上运动——当第二级的反馈最终跟随一个条件下的变化时，最后的冲击引起最初条件下的进一步变化，并大得足以使它向上运动。

    制订计划不仅要启动和遭受冲击，而且若稳定性或者停滞能转变成积极的向上运动，那么制订计划会加速作出反应。但是，如果另外的变化，同时发挥方向相反的作用，那么变化也会减少。

    所有南亚国家正在推行发展政策，取得的效果各异。许多国家从西方或**国家或者从以上两者得到援助或贷款。在援助充足，而且其他政策引起的变化够大时，因果环必然向上运动。如果南亚政府英明，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反对僵硬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态度，上述的情况更可能发生。因为如果这些结构和态度没有改变，它们可能抵消包括援助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努力。

    除了这些惯性的力量之外，其他的力量也正在出现，独自地和同时地作为发展政策。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趋向于把社会拖向后退。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的爆炸。如果人口问题在南亚继续发展，它迟早可能成为社会体系中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所有极为有效的发展政策和国家所希望的外国援助也将无济于事。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的，另一个抵消力量是绝大多数南亚国家日益恶化的贸易形势，这是因为对它们出口的需求日趋下降，而它们的进口需求却在上升。

    在一个联成一体的社会体系中的运动机会提供了南亚不发达国家当前可能使自己发展的希望基础。但是，当第二次变化实际上使体系向第一次变化预想的相反方向运动时，也存在着一般规则的例外，不难想象大量发展带来许多矛盾的变化。例如，如果没有对排水系统给予充分的注意，一批水利工程可能导致土地的破坏。如果教育的政策不防止新的教育者的自我优越感，以至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则教育可能在实际上产生消极的经济结果。如果丧失了警惕性，政府的控制可能助长**的盛行；新的立法得不到实施，就可能出现玩世不恭．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向上的变化反而产生其他条件向下变化的地方，更有目的地制订计划能够防止这种衰退。如果计划人员是谨慎的而且政府准备坚决执行，则这样的第二次影响是极为少见的。

    在任何一般讨论计划制订的背后都存在着理想的或者最优计划的观念。在理论上，我们应能通过选择能在社会体系中产生最大向上变化的政策来构成理想的计划。为了确定这个计划，我们必须具备有关体系中所有条件，包括态度和政府政策的全部知识。我们也需要掌握它们之间相互依赖，以及充分评价条件好坏的全部知识。我们还必须对执行计划的结果的条件变化，直接地或间接地，予以明确单独的评价。虽然，这理想的情形实际上是不能得到的，但也不能排除理想计划的概念。近似和简化在所有科学的努力中是合理的，而且这在制订发展计划时也是同样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把握的广泛的价值前提——战后理想——只能相当模糊地提出。然而，它们允许我们依据发展的观点，毫不含糊地把条件和条件的变化归类为大致“合乎需要的”和“不合乎需要的”。

    另一个困难是，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项目，它必须依据政府的评价而制订，这些评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研究的那些结果会有所不同。政府本身是计划不能分开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此外，一个社会体系，包括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可能作为遵循计划本身的结果在计划执行中发生变化。人民的态度和他们的制度会形成计划的障碍。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自由地遵循自己的主观评价的。

    但由人口造成的障碍不会形成逻辑的困难。原理上它们与气候或其它制订计划时必须注意到的障碍没有区别。然而，制订计划还必须考虑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抑制。这些对订计划和执行计划负有责任的行为决不可能是无私的和公正的。这些抑制本身也是必须改革的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会导致影响并有时限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视野。但是，在南亚国家有发言权的人在推进制订计划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不能彻底地从这些态度和抑制中摆脱出来，而他们完全可以使他们自己与社会上流行的态度决裂，并显示出改变这些态度的全部愿望。

    还有，制订计划过程的本身将在与理想更为一致的方向使价值合理化，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制订计划本身的合理性。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引起的对发展的注意将影响人民把积极、独立的价值不仅置于提高生活水平上——它本身对于处于落后、停滞的国家的。许多人具有新颖的评价——而且置于社会体系中所有其他条件（包括态度和制度）的向上改变方面。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条件的向上变化具有促进的价值，因为人民认识到这些变化也将推动其他条件的向上变化。从某个观点看，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前仅有独立的价值观念盛行的有功用价值的范围内的创新和扩展。因此评价发展导致选择范围的扩大。虽然机会可能诱发价值观的变化，但这不是机会增多的直接结果，而是价值观变化的结果。更恰当地说，它起源于对循环因果关系的增进理解和更愿意把变化看做是促进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总会发生的，例如，若一定的交易或经济活动与种处分开并根据它们的财务收益进行评价——例如，若上层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妇女对工作的禁忌被空闲与工作相比的长处的评价所取代，或者实实在在的和比喻的神牛被制成牛肉和牛排。

    的确，除非能设立一个独立的有功用的评价领域，否则最优计划的整个讨论会是毫无意义的。经过考虑的、有计算的、合理的选择认识到某些事情本身或者没有自身的价值，或者它们拥有的不论什么独立价值也不是绝对的，但能由竞争目标的完成给予补偿。在一切东西都没有价格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最优的计划，因而也没有计划的制订问题。制订计划必须假定掌权者——政府——已经走上克服障碍和自由选择的某条道路，并诱导人民跟随他们。它还假定制订计划和发展一旦起步，他们自己将通过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