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时代，南亚独立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教育改革置于他们政策次序的前位。但在所有的计划人员中存在首先考虑的是“多少”这个术语——多少学生入学，多少课程，多少学校——而不考虑他们学得怎样，向他们传授什么，怎样改进从他们殖民主义主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教育体系去加速发展他们的教育。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把重点放在提高他们人民的识字率上。为取得这个目标，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力量放在增加小学的入学人数上。成人教育，肯定地讲，这是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却放在相对低的位置上。

    许多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感到，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尽可能快地提高实用文化的水平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观点经常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识字率，这为它们快速发展创造了可行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南亚最初期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西方国家相类比。

    还缺乏有关从不同国家现实的识字与发展的研究中得出识字在发展中作用的可靠信息。两者的相关程度很高，但现实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十分明显，识字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相互联系着。一般地讲，可以这样假设，起作用的、确凿的一般因素导致两类发展同时进步，它们之间的影响必然是相互的和渐进的。用识字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所表示的国际间的比较不能揭示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整体上缺乏识字对发展的价值的细致研究状况下，暂且用一般的常识性术语进行论述。

    在战后的时期中经常出现贬低识字重要性的状况。建立在浪漫和传统意识基础上的争论大事宣传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的智慧。这些争论认为这些人不先读书也能获得有用的技能。虽然这种信念没有明显降低推广儿童基础教育的愿望，但在大部分南亚国家中的争论挫伤了作为成人教育一部分的扫盲运动的热情。

    我们认为，那些动辄给实践训练以优先权的人过高地估计了不以识字为支柱的教育的有效性，且更为重要的是低估了识字对于南亚基础职业教育的意义。能阅读理解图纸和说明书的人比不会的人能成为更好的产业工人。能完成简单计算和阅读小册子的农场工人将比不会的更胜任耕种工作。南亚所追求的组织地方政府、创建合作、全面地取得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各种努力都需要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

    一般地讲，启蒙开辟了交流的途径。否则会维持封闭的状态。启蒙也为其他技能的获得和更合理的态度提供了前提条件。的确，启蒙甚至不是初级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由教育完成的复杂变化中所有其他要素与启蒙有关，虽然这种关系不是简单和明确的。

    另一思想学派认为，南亚最为需要的是发展中等教育。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最为紧要的是尽可能普及早期教育，以图增加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候选人数和增加入选人员的能力。这样的目标对于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带动停滞经济中飞地的发展，也是主要的。在南亚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特别不稳定的状况下，依我们的意见，需要极大的努力，尽快地提高全民的文化，边际进展是不足取的。

    再强调一次，在试图衡量南亚的教育因素时，我们会受到极端缺乏统计数据的妨碍。这一地区有关启蒙的数据完全不能满足需要。首先，大量有关识字的定义及其应用是不确定的；第二，识字被理解成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具备阅读之理解力并能以简短的书面形式陈述个人日常生活者，即为识字人。”虽然从一般讲可以接受这个定义，但这个定义不是非常具体，而且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

    即使对识字的标准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也不能保证人口调查人员正确地理解它，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使用这个标准，或者当调查人员询问有关个人识字一般和不够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得到真实的情况。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南亚所有的识字统计数据，如同不发达国家普遍的状况一样，是夸张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严重夸张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论，九个国家组成三个不同的小组。在第一组有锡兰、菲律宾和泰国，男人的识字率一般在70％以上，妇女为50％以上。中间一组有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性别上的差异很大。男人的识字率超过50％，而妇女仅为25％～40％。最后一组有巴基斯坦、印度和南越，男人的识字率约为40％或者更低，妇女的识字率在8％～13％之间。这些国家依照文化水平的排列顺序大致地与经济水平的排列相同。但是这些数据应有保留地采用。不过，即使这些数据有夸张之嫌，它们可能仍然提供了这一地区相对差别的概括性意见。

    在印度尼西亚，识字曲线急剧上升的趋势表明这个国家不同于南亚的其他国家，在执行成人教育计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在50年代开始发展它的教育体系时，较大年龄的人们已超过了人学年龄。但在这里还必须再讲一次，必须谨慎地将事实与满怀希望的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区分开来。

    除了在印度尼西亚，识字的进展几乎都在教育体系的框架中进行。在识字方面的绝大部分进步是在30岁以下的人中取得的。这里还存在人们所熟知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识字率较低的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区的男性是一个特殊的小组，即使印度，他们的识字率也达到了60％。乡村的女性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在锡兰，乡村妇女的识字率几乎没有超过50％。

    在南亚许多国家中，要达到一种语言合格的识字水平至少需要懂得另一种语言或地方土语。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一门或多门西方语言。这种文化能力的形式对于那些希望受到高等教育，或准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殖民主义政权的官方语言时常成为混合方言，虽然它仅在极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中流行，但是惟一能被国家各界人士理解的语言。

    一个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能使他足以把他的技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常常碰到“实用文化”一词，极难给它一个确定的意义。它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为自己实践所需的阅读、写作以及计算智力方面的能力，但这一定义还不够具体。“算术文化能力”是功能文化能力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它至少是与“词语文化能力”一样的重要。十分明显，这种在农业和整个工业中十分重要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后的阅读和抄写数据，而且是使用它们计算简单的加、减和乘的能力。文献中忽视了有意义地使用数字的能力，这是有关识字讨论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其中没有收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