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他们把资本投资的原理拓宽到包含“人力投资”，有时称为“人类能力投资”，或者“人类资源投资”。在这项工作中，为了计算耗费的明确数量，他们依然需要将众多的特别因素减少到一类，或几类。虽然卫生有时给予了注意，但兴趣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教育上，而且更为精心设计的模型都把人力投资缩小到教育这个单一因素上。

    在发达国家中用于教育的不能用实物投资完全解释的资本／产出模型中的“剩余”的发现，是以发达国家保存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但是，经济学家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不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基于不发达国家必然使用发达国家的现代技术的事实而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教育的投资对不发达国家来讲，比西方更为重要。若没有这样一般的考虑，在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区别极大的状况下，会对决定教育作用的研究失去兴趣。新的理论凭借类推方法简单地加以应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当南亚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许多计划的制订，以及许多有关发展的经济文献继续建立在实物投资是发展动力的见解上时，斥责这种见解，并认为发展（特别在不发达国家）的首要的是教育过程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

    把将财政项目中的教育简单地看作投资是否可能和正确的问题搁置一旁。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一定同意这个新的经济思想学派。实际上这是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唯一地以实物投资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一个由于不能解释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发现”了人力投资；这一事实证明了将社会科学和传统经济学划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的破坏性。

    鉴于过去在教育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和行家里手的思想和作品，这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在此之前的任何经济发展的讨论中，都未给教育的改善以重要的地位。主要的例外是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战后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计划的制订。在远远超过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谋求发展的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文献的中心议题。经济史学家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中经济发展的速率各不相同时，经常地对教育和教育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学者中无人试图，正如许多战后的经济学家已尝试了的，把教育改革作为许多财政投资数量概念的约束物，用资本／产出的比例进行分析。这一方法仅仅是最新经济方法的发明。

    事实上，强调教育重要性的新方法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们批评这个方法，因为它没有十分彻底地反对战后方法。这个“最新学派”的经济学家局限于把教育作为投资的追加项目，而且他们如此推荐的模型建立在许多无根据的假设上。在这种情况下，该模型特别提出了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可用财政支出衡量的假设。该模型还认为，除了教育设施外，现存的态度、制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重要，而且所有同时采用的其他政策手段都可以全然不顾。由于这些假设与现实状况毫不一致和极不合适，所以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只会阻碍现实和中肯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人们对教育感兴趣的时候，教育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将依赖于制度改革的发生。这样的改革只有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手段才会出现，并需要许多其他的政策措施才会使其有效。教育与投资等同的论述还意味着绕过了平等的问题。还有，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明确地决定了努力改进教育的作用，教育的进展在目前有助于不平等的加剧。因而，人力投资的最新理论严重地偏斜了，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价值前提发生了冲突。

    我们并无意贬低在教育领域的努力，或者否定有形投资的重要性。我们的观点是，下面这种分析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会导致错误：在分析中不充分考虑各种经济变量在其中运行的制度结构，而这种制度结构当从其他互补的活动中分离各种经济变量的同时又综合各种根本不相同的各种活动。制度结构的抽象，和在那种结构中形成的态度，并反过来支持这种制度结构的抽象，在南亚和西方都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具有偏见的方法。

    对于投资于人的教育支出种类的限制倾向立即产生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不顾其他有关人口质量、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答案不会比给健康和健康的目的下定义更困难，而后者的难度至少与对教育“水平”下定义一样。就教育方面，用财政术语确定推进教育的努力及其有效性比在健康方面更不可行。在这两方面确切的信息大约是同样的缺乏。无论如何，既不是定义的困难，也不是经验数据的缺乏妨碍了经济学家（至少是他们中的模型建立者）解决问题和提出自认为有知识的解决方法。改善健康的状况经常地随着人口的改变而变化（死亡率的下降和大概的出生率的上升），而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向下影响的人口变化在忽视健康因素的情况下不会有充分的根据，特别是考虑到由于轻微地使模型复杂化而产生的这些次要变化，更是如此。

    然而，没有理由不考虑发展方案中的健康问题。在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里，不良的健康状况对于提高劳动的投入和效率是十分巨大的阻碍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确实为教育的投资增加了健康方面的投资，并以人口质量的二维状况对人力资源进行定义，我们就必须包括所有改善健康状况的成本，而不仅仅是卫生设施的支出。在所有的南亚国家，特别是在最为贫穷和人多地广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不良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严重地缺乏营养和营养不良。南亚的大多数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一半收入。但他们依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他们既没有得到衣服、住房的机会，也没有满足他们合理需要的卫生设施。再者，必需品，特别是食品消费的增加，或者使这些增加成为可能的支出的增加，对达到更好的健康水平大有好处。

    如果基本的推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则暗含的意思是，新的词组“人力投资”不仅应包括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耗费。而且在实践中还应包括所有的基本消费。然而，生产效率对各种耗费的边际影响不同。一些消费相对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有一些用于卫生的还有负值。真正编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用加速发展的方式压制消费，这一问题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消费构成人力投资的论述是无论如何也难予以澄清的。计划人员需要了解的是在各种项目中消费增加对生产率的影响，而这里的模型完全没有提供这种指导。

    总之，一些经济学家向这一个时期以来实物投资的权威角色提出了挑战，他们近来对战后方法的反对是有一定益处的。如果明智的计划和指导有可能是正确的，对改进教育作出更多努力的反对学派的一般政策评价会比一些实物投资更有助于发展——虽然它不是仅仅依据资本投资更广泛的定义，使用相反模型得出的结论。同样的状况可能也适用于增进健康的巨大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必须把增加基本消费，特别是，摄取食物作为主要的目标。再讲一次，即使模型注意到健康的标准，也不能从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中得出这一结论。投资方法完全忽视了为了使教育投资“得到偿付”必须实行依赖于政治决策，而不是预算考虑的制度与态度方面的改革这一事实，它还忽视了关于教育计划的成功既取决于教育计划本身的方向也取决于其他各领域所推行的政策这一更广泛的考虑。

    一些已在这里讨论过的经济学派的成员同意我们的评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人力投资”的观念依据这些批评而被修正，那它的理论内容会变为完全空虚，仅仅成为一个既注意实物投资又注意到其他诱导变化、为了更为合理而慎重的发展计划的含糊其词的宣传。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必须再一次强调，我们没有非难模型的使用。还有，我们并不反对努力进行数量的评价，我们不同意某些因素是“定性的”；原则上，社会科学家不懈地努力将他们的所有知识转化为可度量的数量。然而，模型和数量的见解必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根据是十分充分的。十分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发展努力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受到制度背景的影响。在更多的数据变为可用时，清晰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和非常现实的模型就有回旋的余地了。

    南亚国家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增进教育和卫生的评价，就它们所进行的情况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是模糊的，未能阐明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卫生和教育项目的方向是什么，它们应进展多远，它们应采用什么方法？以及需要什么其他的政策手段？

    对研究制定计划的传统战后方法（它把发展与实物投资单独联系起来）的批判是正确的——但理由比经济学家最新学派所提出的看法更为基本。它并没有因为运用作为经济增长之引擎的人力投资这个——一般“理论”而得到丝毫的加强或变得更为精确。利用新的、扩展的资本／产出模型得出的数量推断像“没有充分就业”劳动力百分比的计算一样是虚构的。采取介绍子虚乌有的知识的华丽外表，他们轻而易举地避免了研究十分复杂的现实状况的艰苦工作。本章理论上的批判旨在清除无用理论的保护层，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阻碍和错误地引导科学前进的偏见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