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卫生状况几乎与南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紧密相联。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个人具有独立价值这一事实意思是说，适用的卫生设施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几乎每项其他消费的功用，包括食物、住房、衣着、卫生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与卫生状况发生联系。改善卫生状况必然会增加劳动投入和效率；在疟疾区排干了污水并喷洒了药水，就会增加耕地面积。气候对劳动利用的影响与气候对卫生状况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卫生状况显然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人口数量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广大群众中成功地推行节育的政策应对改善母亲、儿童的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由于小孩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直接的原因是降低了生活负担，间接的原因是对劳动力使用的影响——一般地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影响着卫生的状况。

    在南亚遭受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医疗工作和卫生设施的发展，用现代的观点评价，是微乎其微的，在实际状况中这些几乎为零。然而，在欧洲人侵入并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后，西方的医疗技术引入了南亚，但数量极小的援助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和他们喜欢的本地贵族身上。

    在殖民主义时代，死亡率明显地下降，部分原因归结于战争的减少（殖民主义政府几乎没有在殖民地之间进行战争）。但其余原因归结于殖民地卫生服务设施的逐渐增加和在庄稼歉收时防止饥饿的努力。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殖民主义政府没有作出像样的努力，去训练医疗、卫生器械、卫生护理方面的本地区人员，也没有为本地人提供与他们相同的卫生服务条件。

    本地的人民继续依赖于他们所独有的、用本地草药治疗与精神治疗相结合的传统医学。实际上，当第一批欧洲医生到达，在本地治疗的领域内并没有等待填补的真空，在殖民主义时期衰落了的这种治疗的专有技术，是另一个问题。在殖民主义时期结束的阶段，乡村和城市的广大人民很难接触在殖民主义时代进行的预防工作，除非他们受到颁布法令的约束，强制性地种牛痘防止天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时期，南亚的人口突然地始料未及地以爆炸般的速率增长。这种发展，是最近一个时期南亚惟一显著的社会变化。正如我们在第21章中解释的，这一现象产生于史无前例的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不能看成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对广大人民来说，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里既没有对疾病和死亡有很大影响的教育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对卫生常识态度上的进步。

    从不同的层次以及在一些国家从不同的时候开始，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应归于建立在科学发现上新的医疗技术的采用，这些新的技术使以最低的成本和几乎不涉及到生活水平、态度以及人们信仰习俗的情况下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成为可能。强有力的化学治疗药物和抗菌素在治疗一些传染病方面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DDT和其他杀虫剂也被引进了，而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中发展的时间不少于20年。随着大批量的生产，这些药品产量增加，成本下降。简单的使用方法也给它们增添了威力，以至人们经过基本的训练，就可以配方并使用。

    这些产品突出地改变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状况，这与原子能的发现改变了军事战争特点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相似。疟疾，从前南亚疾病中最为普遍的主要病因，在南亚所有的地方都减少了，印度特别在预防这种疾病中获得了可观的成就。所有的南亚国家都有控制本世纪初以来广泛传播的结核病的计划，但只有马来亚、新加坡和锡兰有魄力推行这个计划。在印度次大陆之外和缅甸，猖獗的天花十分成功地得到了控制。展望未来，可以预计，疟疾将很快地在南亚各地绝迹。由于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接种牛痘，并再复种，十分稀缺的人员和设备也将投入这项工作，天花也会绝迹。

    新的医药发明和群众运动的方法能使南亚政府使用相对少的资源耗费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推测，医学科学在今后还将推出更有效力的药品、杀虫剂和疫苗。但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努力需要营养，卫生设施和卫生领域的改革，需要增加经过良好训练的医务人员、设备、诊所和医院。医学技术是有用的，但主要还是与其他领域更大努力的结合。因此今后的进展将更为昂贵而且更缓慢。

    群众运动的开展显示出南亚政府接受了预防的方法在清除疾病的斗争中是最为重要的思想。由于本地的医学大体上仅有治疗作用，这种状况也使群众接受现代医学的方案。增强南亚国家采用现代医学的一个因素是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自从开展清除疾病的战斗以来，这个组织及其他公共和私人卫生团体都提供了援助。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非常吃惊地看到，卫生工作到目前在南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没有给予较高的地位。改善卫生条件很少在计划的基本目标中提及。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单独的卫生部，但部长通常没有按内阁成员来安排，这些区别在这些国家中十分明显。另一个评价南亚政府评价卫生价值的方法是将国家在卫生工作方面的开支与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进行比较。一般讲，所有南亚国家在卫生方面的开支不仅在绝对数上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低于发达国家。锡兰和马来亚相对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讲，把公共卫生放在较高的地位，超出了南亚的一般标准。但若按人均国家支出比较，锡兰和马来亚的支出仅为富裕西方国家的10％。

    所有的南亚国家在独立的初期都面临着卫生设备的严重老化和医生的严重减少。印度和锡兰的情形比其他的国家相对好一些，但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实际上没有留下合格的医务人员。但与它们的起点相比，在各方面取得可观的进步时，在情况最好的南亚国家中，1960年内科医生的人数也低于西欧国家医生人数的1／4。与他们国家可观的发病率相比，医生人数显得更少。况且，开业医生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学习医学的人遇到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困难。特别是这一地区缺乏专家。

    尽管南亚医生的能力一般较低，但是据认为，根据国家的贫穷状况他们已受到过多的教育，而且严重地不能满足护理的需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回忆说；“作为一个外行，我有时感到惊讶，如果医学教育真正地适应了贫穷国家的情形。……整个训练……的设备是现代医学的教育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欧洲以及新德里）。但在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坚持……为少数人的高标准，那么我们能为人们提供医疗帮助吗？若以在乡村中没有医生治疗骨折或开出一些像吗啡之类的处方为代价，则我们在首都就找不到称职的医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