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研究人们生活的质量，就没有希望对国家的贫困进行完整的研究。在研究中，基本的问题是健康和教育。在发展的连锁环的前提中，我们认为，为了改善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改善他的健康和教育。我们也确信，对健康和教育作出严格的定义和精确的度量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着手研究南亚时，我们作出了两个假设：一个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南亚的民族有任何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易死亡的遗传因素，健康条件的差异只能用环境因素给予解释。另一个假设是，明显的智力和体力平均水平在学习效率上的差异也仅仅是由这些环境因素形成的。

    即便拿出世界上最好的统计数据，依旧不可能精确地阐述健康和教育的“水平”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对这两个要素的质是什么作出定义。建立有关健康方面数量的另一困难是南亚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欠缺的，甚至完全没有。甚至在用已知的症状估计特殊病症流行的，只能得到有关通常称为早期疾病流行和由于营养与病原的媒介在人群中扩散而造成的一般心理上和身体上虚弱的最粗糙的猜测。在南亚，这些难以诊断的营养缺乏症可能比十分明显的疾病对国家的发展更为重要。各类可承担医疗任务的医疗设施数量与健康的条件和条件的改进缺乏明确的联系，分配给卫生工作的支出更是如此。

    在健康状况的讨论中，经常用死亡作为参考。我们用健康的完全丧失更为正规地定义死亡。这个方法是比健康状况更为简单的概念，并更容易数量化或者度量。然而，死亡率的信息对于我们用术语死亡率，或者不健康状况表示十分复杂状况的适用性就过于广泛。而且使用死亡率——一般死亡率或者年龄划分的死亡率，或者寿命的预期表格——来表示一般健康状况是不允许的。它们仅仅给出两个混合因素的结果的显示：能致命的流行疾病和不成为流行疾病的那些疾病。事实上，它们缺乏死亡率的度量。它们单独不会告诉疾病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也不告诉健康不良的程度，例如失明或者衰弱的内部疾病。

    当然，这是可以想象的，在整个时间或绝大部分时间内，即使死亡率正在下降，估计寿命正在上升，但大部分人可能在生病，或者至少缺乏正常的精力。甚至可以想象，人们忍受着不健康的衰弱状况，而同时却比以前延长了寿命。这些谨慎的反应是南亚健康情形改变的恰当描述。十分有效的医疗技术正在用来预防和治疗可以致死的疾病，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加速增长，在一些地方还可能正在下降。如果医疗技术以及它的运用继续地改善，死亡率在即将来临的时期内还可能下降，即使生活的水平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逐渐虚弱和不能有效地工作。除非出生率迅速地降低，实质性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从国外得到大量和十分有效的援助，一些最穷的南亚国家可能会很快地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情况，甚至它们已进入了这样的状况。

    定义教育的有关水平，如果不是更加困难也是同样困难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同样也没有共同的标准。例如，在处于文盲和将来依然处于这种状态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群之中，可能要作出重大的努力。在所有的教育形式中，改进态度的重要性至少与技术的传授相同。

    有关南亚教育所有方面的真实信息都十分缺乏——甚至诸如识字和入学率这样简单指标的估计也非常不足。但是，即使可用的数据十分可靠，他们也不能以此计算出教育的“水平”或者这一水平的变化。

    任何希望以专用于教育的财政资源，或者提供的教育措施，如雇用的教师数，来衡量教育水平的尝试必定要失败。例如，对于教育的“产出”，包含能力的传授和态度的改进，与资源的“投入”并无明确的联系。在南亚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错误的教育。在把现代化和发展作为目标的前提下，传授和传播了各种错误的才能和错误的态度。这意味着，教育的改进需要更好地使用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增加这个目标的资源量。

    此外，不论是健康还是教育都不能单独地进行研究。首先，健康和教育的状况紧密地相互依赖。一方面，一个孩子能获得学校给他传授的全部知识依赖于他的健康。一个成人能使用他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也取决于他的脑力和体力的健康状况。在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人们对卫生学的知识和态度，反过来讲，健康和教育的标准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特别是现行的态度和制度。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必须取决于社会的——甚至集体和家庭的——改革。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除非大规模地进行并纳入计划的发展中，否则卫生和教育通常是事倍功半的。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到，态度特别能通过依据奖赏或惩罚确立一定行为规范的立法和管理手段得到改进。这些政策的有效性能为了同样目的使教育得以加强。针对某一特别国的宣传运动——例如，推行节育——也可以进行。如果达到了目的，自然意味着教育的改善，即使通常并不认为是教育上的努力带来的。

    由于健康和教育是如此难以驾驭的目标，我们有关它们的论述将包括非常广泛的现象，并强调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联系，包括过去的遗产。这将不会得到有关南亚各国健康和教育有关水平和这些水平变化率的明确总结。此外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甚至在这状况下的特殊要素，我们的分析将必须大部分地依靠估计、占有第一手材料的专家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的感想和推测。

    我们探讨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价值前提是通过它们在发展中合乎需要的那部分集中体现的。

    对于个人，卫生条件是他和他周围人们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供他使用的卫生设施是他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根据平等的现代化意识，卫生条件的享受已成为“人权”中的一部分。但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外，卫生工作的发展在影响其他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促进的价值。这个循环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卫生条件本身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可观的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特别是营养的影响。

    乍一看，由于劳动的效率部分地依赖于民族的健康状况，卫生工作的发展得到了全部的赞同。但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可能会同时产生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而人口的上升对发展是不利的。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健康状况的改善如同我们在各章中提到的，在道德上是绝对需要的。

    教育也有独自的价值。确切地讲，个人可以从他能力的发展获得益处，增加他参与国家和世界文化与生活的任何活动的机会也使个人增加经验。在非常注重实际的计划中，教育对于个人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教育为他们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机会；教育设施，和卫生设施一样。是这些水平中的一个因素。与卫生条件的享受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也逐渐被看做是“人权”。

    理所当然，教育的改善必然导致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进。但是，南亚的教育始终没有这些有益的结局。一些时候，教育受到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尊重，但其原因却对发展有害。例如，遍及这一地区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影响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和他们评价教育的方法。但是，作为教育努力的结果，若能改变态度并使个人的抱负与国家发展的努力一致起来，那评价的冲突将会得以解决，教育单独的价值证明，在这领域中的扩展努力是正当的，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价值。

    近来，一些成就引起了南亚领导人对健康和教育的兴趣。西方福利国家的实例，**国家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联合国机构的援助都结合起来增加了改进的热情。迄今为止，南亚受过教育的绝大多数人和上层阶级都感到了这些影响的效果。但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还只是受到轻微的触动。

    表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在官方企图劝说人民在有关卫生环境和卫生方面的行为更加规范时，他们遇到了困难。即使群众经常抵制教育工作带来的态度变化，他们大概对较好的教育稍微更感兴趣一些。政府已表明更加愿意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工作，但规模却有限。除了一些方法外，例如，预防疟疾的运动，卫生政策并没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提高教育标准的方法在计划中已非常突出，但它们没有对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应归因于入学年龄人口爆炸似地上升和部分地由教育努力方向失误的影响。

    卫生和教育领域在真正的和现实的改革中相对低的地位还可归因于流行的发展观点。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已注意到，经济文献和计划由基于不加鉴别地将发达国家的原理和分析模型运用到南亚的理论所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资本炉出比例原理上的模型已支配着不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方向。这一战后方法的一个应用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不仅有制度和态度，而且还有生活水平，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为经济发展而投入的实物资本所决定的首要和独有的重要性需要这样的考虑。

    然而在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高度发达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必须在实物工厂投资数量之外的一些因素中求得解释。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不愿放弃传统的资本／产出比例。实际上，除了实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