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指出，将发达国家的概念应用到南亚社会现实定义上的困难性。但在人口问题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能用相对简单和直接的方法讨论人口的因素。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出生和死亡的数量是生物学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按照逻辑的可靠理论和充分注意南亚现实的方法定义的。这些资料与正规的人口统计学，尤其是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之间的数量联系相关。然而，当我们超出简单的人口统计分析和探索其原理与影响时，我们立即进入了非生物学特征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甚至在研究人口的变化时，我们必须抵制运用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和方法将问题简单化的企图。
但是，模糊南亚人口变化的机制运行的是重要统计的贫乏和不可靠性。人口统计学家试图采用改进数据和提高使用少量数据的技术取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来克服这一障碍。然而，人口统计资料不充分依然是个障碍。例如，缅甸和南越有关整个人口规模的可靠数据是不适用的。在每个国家，出生和死亡的注册登记不够完善。一般地讲，从简单的整个人口总数到一个特殊的年龄层和职业的男性与女性数量上的精确程度都缺乏可靠性。但是，整个人口数量在其错误范围内变化的情况，将取决于各个国家和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字。
仅在十多年前，是否或就什么意义来讲，亚洲的国家面临过度的人口增长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今天，人们已普遍地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已进入了人口飞速增长的关键时刻，而且成功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人口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近年来确切的人口统计的变化表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是没有先例的。
这一变革是专家所未预见到的。直到最近，他们依然从早期的趋势进行简单的推断。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计算已被证明明显地低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总之，近来的人口调查数字和其他的信息表明：必须对过去估计的增长率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并且增长率已经和正在上升。这种人口统计趋势的机制是简单的。死亡率大大地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出生率水平似乎早在任何可靠的估计存在时就已十分普遍，或者稍后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死亡的大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生育率——突然而且很快地上升了。
很明显，正在出现的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的任何变化无关，也与大量的人口存在无关。如果不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手段降低出生率，南亚将继续维持高的甚至持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赞同一位人口统计学家的名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死亡和生育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出生不能调整到低于新的死亡水平，那么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死亡必然上升。对于南亚，这个设想首先是生活和工作状况必然低于前面各章所描述的状况。现实人口的趋势，如果不予扭转，必然使发展的努力受到挫折。最终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逐渐衰退。这种现象将会在较大的、人口众多和较为贫穷的部分地区很快地发生，在所有的分析中也会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收入和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死亡在某些方面将失去它自身的特性并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
至于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劳动力规模的可以预见的增长，正在出现的人口危机已成为一个贫穷国家所关注的、非常特殊的亚洲现象。在南亚之外，还有中国、北非（包括埃及）以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部分地区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从可以容纳增长的大量未开发自然资源的绝对意义上看，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小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单独的地区——依然是“人口稀少”，而不是“人口密集”的。
但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发展还是必然出现的，而这取决干国内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改革，提高教育和训练水平，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还要求，部分富裕的国家，在金融和贸易政策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如果本国和外国没有提供这些条件，人们会继续拥挤的生活着，即使那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仍会维持“人口过剩”的状况。
殖民主义时代就建立了南亚地区人口大量增长的基础。如同我们已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过的，殖民主义政权，在许多年代中，对提高其领地的生活水平毫无作为。不过临近它们的统治结束时，在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还有，殖民主义政权在南亚的存在，如同在非洲一样，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国家人民之间战争的死亡率。所有这些影响明显是累积性的。从1800年到1850年南亚人口增长率，年混合比，是9％，从20世纪开始，人口增长率达到10％，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20％。
人口预测由于与事实的完全背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预测与事实之间经常的差异也非常之大，例如，193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上，对世界人口十分密集的海岛——爪哇进行了到本世纪末的人口预测。在1955年，爪哇的实际人口估计已达到500万人，这一数字已超过了预计的到2000年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相当近期的预测也不能估计出南亚人口增长的准确比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政府发展计划直到最近依然低估（经常是粗略地估计）人口增长率。
作为警告，我们大胆地作出有关南亚国家未来20年中有关出生和死亡估计的结论，这里假设没有政府对生育控制的努力，没有现实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作用：（1）死亡率将继续地下降，虽然在不同的国会有不同的死亡率。在1975-1980年间，寿命的估计是：a.马来亚和锡兰为65岁左右或稍微高一些；b.泰国和菲律宾为60岁左右；c.印度、印度尼西亚、南越、缅甸和巴基斯坦为50至52岁。（2）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出生状况在这一时期内会保持不变或轻微地上升。（3）国际间的移民对南亚各地的人口趋势将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南亚人口近来增长十分迅速——快于欧洲任何有人口统计记录的增长率——以及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国家中增长率显示出进一步加速的迹象。这些的确是事实，在今后十几年中人口严重膨胀过程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政府的行动不管是怎样有力、决心和关注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有的话，也还要不顾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对此施加的压力。在下一个10年中，即使出生有实质性的下降——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是不会发生的——也不会在下降开始的今后30年内很大地改变人口规模的趋势。
这些国家年龄分布的现状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存在——这本身表明近几十年中高的和上升的出生率——显示出今后30年将发挥巨大作用的增长潜力。在出生本身开始下降的30年之后，处于生育年龄的人数才可能开始下降。
必须注意的重要论点是，甚至在认为人口政策带来的出生下降极端假设的条件下，在令后的20年中，人口增长的惯性必然会保持整个人口高比率增长的势头。对劳动力增长的影响也将推迟许多时间．人口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而且重要的。人口增长的极大惯性需要采用所有的紧急措施，尽快地通过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对此进行紧急刹车。但这种紧迫性只有这些负责的政策是准备从长远的民族利益出发时，才是明显的。从短期的前景来看——甚至15至30年——即使采用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口政策，其变化也将是极其有限的。
出境或入境的移民都不会对南亚所有国家将来的人口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通过了阻止国外移民入境的政策。这里没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这样的阻止，特别是针对贫穷、非熟练以及非白色人种的进入，会在可以预料的将来有所放松。我们必须假定，所谈到的任何南亚国家都没有移民出境。即使对移民的障碍有所减少，南亚的领导也不会对移民产生兴趣。还有，即使他们同意移民，南亚许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会希望背井离乡去面对陌生的外国新生活。但是，如果南亚的人口问题不能通过移民而缓解，那么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这个地区内的移民得到解决。今天，也不会再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从印度（和从中国）移民到锡兰和马来亚的情况。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已进入一个时代的末期。穷人的和平移民在调整经济状况中起着越来越微小的作用。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关闭它们的边界；穷国紧随其后；南亚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它们的政策与世界范围的趋势保持一致。
很明显，当今的南亚国家人口增长率几乎不与它们经济发展的比率发生联系。发展会影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因为发展决定了生活水平，以及可能影响改善卫生条件的政府支出的数量。但是，出生，若让其自由发展，将保持居高不下的传统水平，或者可能轻微地增加，而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发展。一般地讲，南亚人口快速和加速的增长正在妨碍经济的发展，若没有衰退，也会立即或在今后产生经济停滞的威胁，这将视各国的状况而定。由于移民出境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而且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只选择降低死亡率的方法，这个地区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政府是否希望如期降低不能自发控制的出生率。
我们对人口趋势的经济后果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尔和胡佛所证明了的事实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在20甚至30年内实质上将不影响劳动力的规模。15年以后的情况是不言而喻的，超出这15年，计算表明，影响是逐渐的、缓慢的。然而，出生率下降对生产者数量的影响几乎要滞后30年。但是，它将立即影响消费者的数量，劳动力以外的有关人数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马上回落。
南亚婴儿出生率下降的积极影响是不难察觉的。整个人口中儿童比例的下降是累进的：较少的人们步入生育的年龄，意味着相对少的婴儿出世。更进一步讲，如果人口出生率稳定在比目前更低的水平，年龄的分布必然趋向“正常”，取代年轻人和儿童高得不正常的比例。
在抚育较少儿童的情况下，每个家长的平均收入，不管我们怎样计算，都必然上升。如果所有的平均收入上升，消费将会增加，如果通常的儿童和成人保持相同的消费相应份额，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每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为优越，全体国民将享有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政府预算提供的其他利益。
较高消费水平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增进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较高水平的收入，更多的收入可以进行储蓄或投资，因而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增加。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产生一些更微妙的影响。南亚一些地区的极度贫困应该解释为，或至少部分地解释为，对努力改变态度和制度、推行现代技术以及改进卫生条件等措施的极大冷漠和迟钝。
看来很明显，根据经济学和更广泛的人道观点出生率下降将产生直接而有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但很大而且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势头。这些影响不以人与土地之比为转移：同样的因果机制在人口稀少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都照样运行。
影响的第二个方式是劳动力的增加。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目前劳动力的增长比这些国家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得多，是西欧国家增长的2—3倍，直至生育控制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增长还会继续。从现在起再过15—20年将达到工作年龄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出生。不管怎样努力地降低出生率，都不会对这些年龄层的劳动力产生影响。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只有从长远看，发展的工业化才可能有效地使用增加的劳动力。但从近期看——即近几十年中——南亚制定计划的主要前提必须是由农业来吸收估计增长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农业计划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劳动力的使用，并且在劳动力快速增长时也是如此。
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暂缓的喘息。如果工业化不能最终发展到对扩大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净影响，那必然给农业的广大群众带来更大的痛苦、停滞，甚至从总体上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妨碍。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现实的：相当于当前和预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和的劳动力的增长，能在任何南亚的国家中被无限地吸收，而不引起灾难。
人口政策，就其本身的特点来讲，应从长计议，而且在南亚由于人口的年轻化而特别需要。南亚人口中大约40％的年龄低于15岁，而在西欧仅为15％—20％，由于在生育年龄层中年龄分布是相对的偏斜，在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能明显地放慢之前，“刹车的距离”是极端的长。即使对某个南亚国家来讲，劳动力计划增长在将来的一般时期内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也不能认为可以延缓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必须记住，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出生率之前，群众性的教育是需要时间的。
虽然我们对问题的论述是一般性的，虽然我们经常地避免使我们的论述比实际所允许的知识更为具体，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人口趋势之经济影响的考虑应该使南亚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去雷厉风行地制定政策措施，在人民中实行生育控制。
时至今日，所有这些政府，除了罗马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在探索控制生育的政府政策。但在南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显著地降低出生率。即使在印度，这里的人口政策很早就开始了，但出生率还是没有下降。根据60年代的资料，节育政策所带来的收获被减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大概是抑制生育常规（fertility
depressing customs）的放松所抵消，人口出生率依然在上升。
还有这一地区的政府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建立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仅有的避孕基础上限制人口的谨慎选择。日本是南亚以外选用这种方法的惟一国家，不过它是在印度采取这一步骤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最初还不甚明确。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戏剧性地下降了，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种趋势的早期表现都不是人口限制政策的结果。相反，所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律师、官员、牧师、教育者、新闻工作者、医务人员——都动员起来防止节育的蔓延。尽管有这些反对力量，节育手段还是蔓延开来，因为人们自己需要节育手段，于是使自己熟悉了这些手段。
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反对节育的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即使在这里，反对的牢固性也正在破裂。**国家积极地反对计划生育，一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需要计划生育。在1954年的罗马世界人口会议上，来自苏联集团和天主教门徒的代表进行了难以理解的竞争，每个集团都争先恐后地与对方争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人口问题，仅仅需要的是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现在正目睹“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欧洲**国家中的软化。这可能部分地是否定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它是使政府的政策依照个人信念的需要的反映。这个问题必然会在任何国家的面前出现，而且现在似乎已对罗马教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在印度殖民主义时代后期，知识阶层的高级人士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开始相信印度次大陆“人口过剩”。他们的担心在欧洲得到响应。认为世界人口的繁殖比资源增加快的马尔萨斯的论点得到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拥护。马尔萨斯是一个把节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手段的顽固反对者。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是对西方国家那些坚持节育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激进分子的误称。
印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口过剩”和贫穷化的幽灵在那里没有消失；大范围极度贫穷的现实难以改变。一些城市中西方化的小集团在实行节育，而广大群众主动地实行节育还不现实。依据印度的实际状况，人口问题不能按不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