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控制必须看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印度知识分子在激进的英国友人的推动下所提出的要求，还不足以压倒那些反对普及节育的毫无意义的公共政策；但是为了给出生率来个急刹车，这一要求可以视为促进普及节育的积极的公共政策的开端。一旦有了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的远见，实行节育的迫切要求会变得更加强烈。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时，知识的基础已经奠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在独立的时期就能推行了。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新马尔萨斯运动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仅有一些国家领袖的论述，他们认为人口政策问题的影响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一些开办诊所或宣传家庭计划的私人努力，以及非经常性有关人口问题的资料出现在计划的文件中。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60年代中期颁布国家的政策来推行节育。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推广节育的人口政策的意见已经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形成，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菲律宾，当然这里不包括最为落后的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充其量不过只存在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有兴趣的不真实的矛盾的表示。但在泰国，已故首相、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已对他的国家在本世纪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表示担忧——当时计算每年不低于3.6％。

    与此同时，在西方时有关注南亚计划生育过度热心的群众活动发生。活动的喧嚷者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局限在新教徒的国家中，这些国家是最为富有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们为活动确立了基调。

    然而，西方突然的兴趣对许多南亚的领导人却有相反的影响。这种相反的影响来自过去的殖民者出现在民族主义激情浪潮的同样时刻。白人妄图减少南亚人口数字增长的强烈**酷似西方希望削弱亚洲力量的努力。在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避孕带有种族灭绝的意味。但不管这些领导人十年前比较愚昧的思想如何，他们现在正开始接受他们必须考虑降低人口增长这个显而易见的前提。

    为了对付他们的人口问题和力求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南亚国家受到了一个具有刚性的价值前提的约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结论：任何降低人口增长的企图都局限于对人口出生率因素产生影响。对高死亡率能减慢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满足或容忍态度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作为价值前提，这一点在南亚的政府政策，如同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基础。所有与疾病作斗争以及防止不应死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尽量做到，而不要顾及人口增长的后果。这个价值，与久已确立的医疗职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致，在近来已成为**和非**势力范围中人口政策的基本原理。价值前提在这里体现的是：道德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南亚人口政策的主要争论是经济问题——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广泛的机会——这个政策集中在人口规模上。它主要的要求是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的增加。用这样的观念，南亚的政策是真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归根结底，它变成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因为节育没有自发地推行，这在西方和欧洲的**国家中是做到了的，还因为这里没有理由去指望在可见的将来将会做到。依据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南亚出现的人口政策与目前在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公共的与个人的道德正趋向一致和节育广泛推行的状况相比，可能有助于看清南亚政策基本原理的复杂需要。

    两者的区别是鲜明的。首先，在欧洲的西北部，这里没有理由害怕人口过剩，事实上也没有希望降低出生总数的经济动机。与此相反，这里的公众知道，人口出生率很容易落到人口不能繁衍后代的百分点上。普遍认为人口的下降是不受欢迎的。在价值判断的后面，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较小，但它们也没有反对这一评价。当然，欧洲西北部没有地方像南亚一样用政府政策的方法去降低人口出生率。

    扫除反对节育和推行“家庭计划”的方法不是用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是去创造鼓励社会和经济各阶层人民选择给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最佳条件的家庭规模。在推行节育中，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人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集中在改善儿童的成长条件上。广泛地讲，欧洲**国家的政策趋势与上述情况相似。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甚至更快更完整地接受了新情况下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某些重要思想和政策原理已超越了冷战的争端。

    与此相反，南亚各国不得不在人口发展上主要强调数量方面。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迫使他们凭借推广节育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不是自发地推广，尤其不是按照所需的速度。它们的人口政策不得不是新马尔萨斯的，而西方和欧洲国家则不是。

    然而，结果是非常的相似。由于南亚的国家试图根据现实制定它们的新马尔萨斯人口政策，他们除了这一原理而没有西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和在先进的**国家实行自愿节育的方法。在政策的框架结构中，原则必须充分地结合实际，南亚的国家将必须用各种方式改变人民的思想——在它们的具体情况下，首先是诱导他们少生孩子。在个人的事务中采用强迫命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在**国家中试行过的效果也是这样。节育的信息必须广为传播，取得节育最为有效的方法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

    的确，南亚国家必须提防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免他们多生孩子，否则这些家庭将会变得更穷和需要更多的援助。但是，只要给人口多的家庭的援助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家长的，那么这种矛盾就会存在。毫无疑问。为儿童做的各种援助都有一定的形式：从卫生、教育和训练设施的费用，到提供学校的膳食。但是，若这些有利的条件是直接向儿童提供福利，若家长了解到是以实物给孩子，而不是将现金送给他们，那么鼓励生孩子的危险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种措施往往具有减少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利益的相反作用。南亚的儿童福利，甚至超过了西方，通常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消费，给予孩子们越来越多的直接需要的东西，以及建立社会机构的方式来办理。

    在南亚，如果且当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之时，则应实现的自然目标必须是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旦节育普遍地实施，人口政策将自然地转向家庭的福利和民族的质量。甚至在追求它们降低人口出生率首要的利益时，南亚国家将以许多方式改进儿童的福利和人口的质量。人口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随着人道主义原则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对人口问题是道德问题的认识将进一步加深。关于与人口问题相联系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某种类似普遍的社会思潮的东西正开始在全世界发展。

    直到如今，许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因素还在阻碍一些南亚国家正式地宣布节育政策，并且直到最近还阻止所有的国家采用可导致任何降低人口增长机会和影响的政策。但是，产生于宗教制度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了十分主要角色的禁令和阻力，在南亚地区的作用却小得多。事实上，在南亚主要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没有针对节育的明确责难。虽然不能指望这些宗教领袖在此关键时刻成为支持节育的理智先锋，但部分领袖至少宽恕了某些节育的形式和动机。当然，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不在此列。任何支持节育的官方运动直到现在还被禁止或开展得非常困难，即使天主教的地位不再是那么巩固。

    但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日常的生活中和人们社会的习惯中担任主要角色的其他国家，仅仅没有反对意见是不够的。然而，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都具有害怕和不喜欢来自认真的思考和使用技术手段的变革的保守本能。在所有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机器和新的运输工具都出现过本能的忧虑。但是，一旦人口政策在政治阶层被认为是必要的，就不会在南亚的教会中出现顽固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除了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菲律宾——在西方世界曾有过种种情形。

    禁止人口政策的政治根源存在于出现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例如在锡兰。在多数民族这一方面，都有尽可能维持多数人地位的愿望，但少数民族经常希望增加它自己的人数。有报告说，瑞典的家庭计划项目在锡兰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该项目是从僧伽罗人居住的地区开始的。他们害怕这一项目可能降低民族的人口出生率。如果泰米尔人不随之执行这一计划的话。在那里存在着真正的少数民族的二重性，这里面的问题必然要求对同意限制生育的政策提出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来亚，马来人和华人的态度同样地易受到担心，他们自己社会中的出生率可能下降，而其他的人却没有执行节育政策的影响。然而，由马来人掌权的政府——一直支持家庭计划讲习班。

    一个误解实际形势的不同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的信念，这个政府认为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从爪哇和巴厘迁徙到边远的小岛和苏门答腊而加以解决。他们的错误不是他们从爪哇移民的兴趣，这是一个十分明智和值得花精力的政策，但他们趋向于夸大政策对爪哇人口增长率的潜在影响。苏加诺总统，他在经济生活中的盲目行为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但的确成功地在涣散的印度尼西亚人中灌输了国家整体形象的观念。他对他的国家的潜力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印度尼西亚人不能为他们自己的人口发展提供思想准备使苏加诺感到厌恶。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节育的基本态度在苏加诺与《新闻周刊》的伯恩哈德·克里舍的谈话中体现得十分清楚：“我依然相信我们这里不应该实行节育，我的解决方法是开垦更多的荒地——因为若开垦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荒地，就可以养活2.5亿人，但现在我国仅仅有1.03亿人。在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许多小孩后说：“‘苏加诺，当我看见成群的孩子，我就感到忧虑，孩子们制造了麻烦。’‘是的，你的国家太穷了’，我说，‘在我国，多多益善’。”苏加诺拒绝相信他的移民计划彻底失败了，从爪哇和巴厘到苏门答腊的人大大地少于在爪哇一个地方出生的儿童。自苏加诺下台以来，政变后上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至少允许福特基金会在爪哇设立了一些节育讲习班。

    在各个地方，包括印度，一种系统的偏见发挥了贬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的作用。为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工作机会的未来经济困难已迫在眉睫，结果转移了对家庭儿童数减少的直接经济救济的可能性的注意力。

    于是出现了所谓“数字幻觉”。在一般的语言和思想中，“大”和“很大”之间的区别总是不清楚的，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完全摆脱这种混淆。规模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与权力有关；它与威望的联系是明显的。任何人都很难接受他的民族可能太大了和不能再增长了的论点——这是一个往往被西方对亚洲人口爆炸的警钟进一步增加难度的困难。

    在评价这些态度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直接将它们与欧洲鼓励节育的态度相比较。既然提出了这些保留的看法，那么南亚乡村中的状况似乎非常不利于唤醒限制儿童数的愿望——一种足以导致有效而持久的节育的强烈愿望。在某种程度上，生儿育女甚至可视为一项投资；孩子们为父母提供了生病和年老时的安全措施，他们还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分担父母的工作重担。相对地讲，南亚的生活环境认为孩子们对父母履行的义务要多于父母给孩子们的。另外，不管是自然地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南亚人比西方人住得更为密集，许多妇女，母亲、祖母和姐妹共同地负担抚养小孩的重担。

    在所有的南亚社会中，特别在印度人之间，另一个态度因素是渴望男性的后代。在儿子出生之前，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些社会中不能获得正式男子的地位。而且印度人相信，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头颅必须由儿子揭开。因此引起了要有个儿子的强烈**，又由于死亡率较高，最好有2～3个儿子。这个问题，特别在婚后生活的早期，妨碍了节育工作。有希望的是，一旦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有明显地下降，这种现象也会随之下降。

    必须记住，这些问题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日常的政治现实有关。从短期的观点看，十分容易发现政府勉强应付人口问题的现象。南亚各国政府担负着各种各样急迫的政治烦恼和正在大胆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所以，人口问题不过是朦胧地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笼罩国家命运的一片淡淡的阴云。对于全神贯注于经济问题的计划人员，这是特别自然的事，他们通常只为有关制订计划的思考设立一个框架。南亚的政府总是处于重大危机的境地。除了应付近期的种种问题之外，高瞻远瞩并承担沉重的任务必定是更加令人厌烦的，因为人口问题无疑引起不休的争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节育政策给予重视的倾向并没有向着加强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些南亚国家，我们已经指出，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仅仅选定一个政策是不够的。在向广大群众推行节育的计划中，大量的、处于不同层次的工人干部必须培训、组织并投入到有效的行动中；所有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到总的管理机构中。如同在其他的领域一样，政府面临的是我们在研究中总结的属于“软国家”的困难，它一般趋向于使政策的有效性和贯彻处于低水平。如果新的节育计划不能达到其目的，任何计划贯彻的缺点将很可能是管理层次的阻碍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广大群众中的态度造成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迄今根本没有在主要是文盲构成的基本上生活在停滞的提供非常低下的生活水平的乡村经济的人口中普及节育的历史经验。然而，在初始条件方面存在两个重大差别，这对南亚各国可能非常有利。其一，南亚各国的人口控制可以依靠政策手段审慎地完成。其二，这里存在依靠避孕技术方法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些方法适用之前，在西方推广节育——十有**，在**国家也是这样——直接产生于态度的变化。在很长的时期内，观念主要受到**中断的阻碍，这一方法依然是发达的和收入很高的西方国家人民主要的避孕手段。在南亚国家发起的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将比西方国家在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使用技术避孕手段。子宫内避孕器的有效性为快速地推行节育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诸如福特基金会这样的非商业性组织活动的支持是南亚另一个有利的因素。目前，口服避孕药的有效性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女用口服避孕药”已成为另一适用和更简单的节育方法。

    总之，我们确信，如果南亚国家不能制订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政策，那么它们不仅会在经济上以很低的速度发展，而且将很快地处于危险状况，或者今后的生活水平还要恶化。不能排除的是，巴基斯坦、印度和爪哇已经进人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的历史时期。人口政策必须视为经济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特别在较大又较穷的国家里要想避免灾难的话，在人口计划以及其它计划的制订上，迫切需要顽强的同心协力。

    人口出生率水平的经济影响不仅是十分可观，而且是累积和渐进的。作为政策手段不仅特别要逐渐地影响人口出生率，而且必须尽可能地超前。必须引导一般的民众改变他们的行为，上层人物必须克服他们的阻挠行为，并结束他们对推广节育所施加的强有力的阻碍。

    在人民中存在着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节育的潜在意识。教育宣传是激发潜在意识的基本力量。宣传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中成功的希望最大。

    印度政府在它的第三个计划中确立了加速计划生育，将出生率在1973年降到25‰的主要目标。依据目前这个过程的状况，很难相信这个计划能顺利地实现。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强调了的，人口爆炸是战后时期南亚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它远比任何改革或发展更为重要，并且极大地抵消了这些努力。现时存在推行节育的可能性将是今后几十年中最大的变化，会逐渐地使改革和发展更容易地完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中，出生率是否将下降并很快地下降，这一点似乎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