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伴随着成功，也有不确定、挫折和失误。但即使是这样，西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揭示的情况与南亚今天所揭示的情况相比，对于强大而有影响的副效应，有利条件更为充分。
如果工业的发展能按计划人员所希望的得以实现，那么所出现的扩散效应的一个类型必然是“逻辑的”。必须建设新的工厂、运输和通讯设施，必须在许多地区修建，或扩展到许多地区。原材料以及其他基本投入的需求将会增加。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新的需求都会来自国内。但对地方的一些刺激作用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工业化的进程将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创造新增加的扩充机会。从供给一方看，工业化也会通过降低成本，即增长获得动力而产生扩散效应。通过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收入。除非进口限制能有效地实施，新增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将首先通过进口而得到满足。如果控制了进口，大量的需求将依赖于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者。
通过新的需求产生扩散效应的传递是不难理解的。从本质上讲，这是由新的需求和生产投资而导致的扩展积累过程。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旦开始，必然会趋于成为自我的永久发展。如果持续的工业扩展是通过计划的——实际上很少有充分把握的期望——增加的投资可能减少。
然而，南亚经济的整体结构表明，对通过增加需求导致增长的冲力有效扩展的抑制和阻碍是难以克服的。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缺乏弹性，并且处处存在着瓶颈现象。即使产生于工业起步的经济刺激能保持在国内经济中——但它在现实中是不完备，并且有时甚至不大可能——扩散效应依然似乎是微弱的。不过，通过明智的计划方法，瓶颈和其他障碍能最后得到解决。
在需求增加时，经济的所有部门需要特殊的政策去扶植出现的扩散效应。新生的制造业面临着由于缺乏有效市场而夭折的风险。供给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需求不能唤起自己的供给。但是，旺盛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现实存在能激励克服不足的努力。为了提高有效性，所有的政策方法都应抓住机会予以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指向扩张的推进力可能已经耗尽。
而且，在南亚，我们不能认为发展的经济刺激能自动地伴随着有利的行为反应——这在西方的国家是可行的。全面的社会状况是扩展最为基本的障碍，原因是高涨的需求和供给。不能指望长期安于停滞的社会戏剧性地重新适应所不熟悉的机会。甚至在组织得非常严密的现代经济工业部门中，这里的市场十分敏感，反应的机制也可能受到不能激励企业家热情的制度结构的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模式不能应用到这些经济的基本原因。总的供给和总的需求之间的联系缺乏比例。尤其是在首次追加的收入注入瓶颈，马上引起物价波动时，南亚的各国政府——特别是印度政府——使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去阻挡计划的首次行为。然后他们还将检查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发展。这就等于无意地扼杀了扩展效应。然而，确定一个最高点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些抑制方法的基础。这个最高点限制了据认为经济所能容忍的需求总量。
造成经济弹性低的瓶颈有多种形式。当新的工业建立之后，经常会出现运输系统的紧张和熟练技术人员的短缺。在另一方面，新工业的生产能力经常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有效的计划能减少这些障碍中的许多问题。但不能指望纯粹的总体类型计划取得预期的结果。政策的干预必须对准国民经济中单个部门的特殊瓶颈。
试图计算工业化在经济其他部门中可能的扩展效应的计划人员面临的困难之一是，经济活动增加的事实不一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例如，在服务行业中，问题就特别的复杂。随着可能发生的对劳动需求的第二次影响，能轻易地为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效率所满足。如果服务行业中的工人数量增加，最大的可能是由失去工作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特别是从乡村来的季节工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
实际上，在许多计划的计算中主要的缺陷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区域流动的不明确假设；反过来，据认为这一现象又产生于工业化。虽然这一地区城市任何地方的劳动力都确实在增长，但工业化也可能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只要更充分有效地使用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那么就有可能维持远比当前南亚各国现行工业化的更高程度；不需要招募农村区域来的新工人。城市化的可能性将会继续，但这种城市化将不是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除了由工业化所导致的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重要的扩展效应。工业化还可望逐步灌输理性主义、进取心、纪律、准时、流动性和效率等新的精神。
人们不仅在新的工业企业中，而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都将受到鼓舞产生机械化的意识，决心精通不熟练的技术。将出现竞争性更强的更完善的市场，高级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工作的组织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将沿着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工作效率的方向发展。瓶颈将会更容易地受到控制，逻辑类型的扩展效应的扩散潜力将得到扩张。来自新工业起步的促进扩散作用将促使农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约束其松弛现象。所有这些美好的结果预计都将作为工业扩张的直接后果接踵而来。观点、态度和人口技能的质变不会从初次经济发展的其他形式中获得，而是在农业的发展中产生。
还很难确定，外来的经济学是否将很快在南亚地区出现或扩散。首先，新工业本身的作用一定不应予以夸大。深深扎根于宗教的礼仪在工作的各种安排方面都打上了烙印。例如，许多传统的节日将继续得到承认，工作的日程可能受到不同宗教意见的干扰。由于大多数，甚至新的工厂也不能安置空调，恶劣的气候会造成障碍和降低工作强度。
新工业之外的扩散效应依然是更加不确定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制度的结构和普遍的态度也阻碍有利于这类实质性影响的变化。扩散效应能沿着这些路线传递的范围，实际上是文化、社会以及已等达到的经济水平的函数。在贫穷的国家企图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时，具有长期经济停滞历史和十分稳定社会状况的这些国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各种类型的潜在扩散效应容易遭受扼杀。
拥有合理化和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工业的南亚各国的有限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教训。在传统的停滞“海洋”的包围下，模仿西方经济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小岛”并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在殖民主义时期，南亚发展的少数现代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没有明显地产生刺激作用，它们被禁锢在飞地之中。存在一个由工业起步计划所产生的明显危险，是将使这种殖民主义的模式永久化。每一位到南亚注意观察的访问者必然会注意到：位于城市几英里的范围内，现代化的工业建筑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工作形式共同存在，城内还有巨大的贫民窟。
实际上，现代的工业不能总是成功地改变对待工作的态度或者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技能标准。典型的例子表明，几乎没有提供训练的任何措施，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缺乏技能。更有甚者，在工资雇用期满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他们降生的村庄。与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接触和更为正规的工作纪律的努力的效果总是短命的。
经过通盘思考不难发现，工业化的观念未能给关于有益于经济进步的制度与态度的类型变化将因工业起步而产生这一信念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大致的推断进一步表明，如果扩散效应是有力而持久的，那么各方面的特殊政策——甚至远在工业部门之外，或者称为经济因素的地方——必须得到执行。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超出了工业部门范围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看为一体的一些较为广泛的结论。
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快速并加速的增长，收入和生活水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绝大多数劳动力能在农业之外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得以充分利用，才可能在长时期内防止迄今已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现代工业，即使它以很高的速率增长，也不能吸收今后几十年中自然增长劳动力的极小部分。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甚至不能保持各种类型制造业中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仅在随后的阶段中，现代工业才能开始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
但是，南亚国家不能放弃他们的工业化运动。与此相反，只有在工业化达到高得多的水平，才能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应尽快尽早地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去提高其他部门，包括最大的和所有部门之中最为重要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和效率，来帮助工业的推进。
几乎不能相信自动地产生于工业起步的扩散效应的功效。一般地讲，变化和改善的促进因素被吸收的程度是大众教育和改变盘根错节的态度和制度能力的函数。南亚国家，现在如同殖民主义时期，冒着风险建立了组织十分完善的西方类型的工业小岛，而这些小岛依然被停滞的海洋所包围。
当然，注意发展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减少了现代工业增长对传统制造业的回流影响。但非常清楚，这种形式的工业化不可能彻底地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提供真正的发展力量。实际上，如果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直接的干预，支撑殖民主义经济经验的飞地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工业化独自对提高传统束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使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通过推行改革的特殊政策给予解决。改革的成功要求在卫生和教育改善的方向上作出巨大的推进。诸如此类的方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不但可以用经济热情作为对缺乏相当大的源于工业起步的自动扩散效应的补偿，而且能够支持工业化运动本身。因果循环必须完成并使之衔接起来。尤其是，除非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量——特别是粮食——能生产出来，并可供销售，否则现代工业部门不可能兴旺发达。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自然提出了顺序问题。对于同样的资源按照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竞争状况单独进行的讨论太多了。把储蓄和投资一样看作是有意义和明确可用的数量是使人误解的作法。这种思想反映在不顾资金来源，而把增加工业企业中的投资与为农业、教育、卫生和通讯发展的支出混在一起，并把它们并列地放在“投资”和“发展支出”的计划中。这提供了国内储蓄和国外提供的资金可以互相替代的不真实情况。例如，国内消费的降低不能创造外汇——特别在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当前只有极少的消费品是进口的，而且这些进口的消费品也不是对生存有影响的基本物品。
战后方法本身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许多政策方法——特别是有关乡村地区——要求在卫生和教育上进行制度改革和作出积极的努力，但需要为只在农村地区本身、而没有要求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支持的资金数量所限制。实质上问题很清楚，在不伤害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未开发地区需要推行工业运动。在采用全面规划的这些国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制定更为具体和更大范围的计划，未能在其他领域中作出与工业化运动同等坚决的努力。
毋庸置疑，几乎没有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的工业化运动，往往充当了未能在其他方面努力推行改革的借口。这些国家需要能导致大量阻碍它们增长的条件同时产生变化的方案。从根本上讲，计划人员的工作是用刺激发展的方法来协调所有这些变化。在目标和指标按重点顺序分配时，很容易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