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工业化的呼声遍及南亚各国。在知识名流宣称他们的国家不发达时，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业少之又少。南亚各国的发言人都使用“前工业的”或者“次工业化的”作为“贫穷”和“不发达”的同义词。根据这个观点，现代工业的增长将为困扰农业的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其他传统和缺少组织起来的非农业单位提供就业机会。工业化还被认为是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工业化将刺激经济，并使经济摆脱停滞。

    聪明的南亚领导人如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认为发达国家当今高度的发展水平是工业革命带来变化的结果。对南亚工业化意识产生进一步重要影响的是近来苏联政府计划工作而带来的工业高速发展。在**的意识形态中，工业化包含一个理论和规划，它们尤其是需要在每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在每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种模式为任何企图效仿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乎规律的模式而接受。实际上，这一地区所有非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的作为促成发展之技巧的有计划有指导的工业化理论的决定性影响。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讲，在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时，苏联在计划工作的成功提供了他们喜欢采用的教训。**的理论还表明，真正的从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独立只有经过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到来。

    这个历史的解释包含有明显的现实主义，使得**信仰者以外的南亚聪明的领袖们采纳这一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许多相同的方法一样。更一般地说，**的观点在引起西方各国政府的自我怀疑并产生倾向于确定有计划的工业化的优先次序的态度方面也有所影响。

    工业化的意识还受到了对南亚传统上提供的原材料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下降的关注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认识的刺激。南亚面临着农业到处都人满为患的严重问题，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地高速增长。在现代的工业中，生产能力方面更大更快的进展是可能的，部分的原因是它较易克服妨害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的制度和态度方面的障碍。同时，在工业中没有像农业中土地可利用性这样的限制性因素去阻碍增加利润的实现。毫无疑问，尽管南亚统计资料的质量和数量极差，但在南亚现代制造业中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和生产效率达到了比经济中其他部门更高的水平。

    工业化这个词汇的吸引力还部分地来自它承诺把先进的技术带给落后的经济，并使技术具体地体现在动力和机器上，这种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尤为突出，但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中也有所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南亚使用的机器最初往往依赖于进口，一旦工业化的方向选定，在技术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也就不大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余地，以供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组合的比例。这在一些生产部门，如装卸、包装以及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又特别的重要。在南亚，这些工作，或绝大部分，由劳动密集的方法完成，由于存在丰富的劳动力，本身是资本密集的生产过程也是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该地区的国家只有这样的选择，使用高度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者完全拒绝先进的机器，除非存在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手设备的贸易得以发展。虽然一些这样的贸易讨论已在西方集团中进行了，但南亚国家对这种方式缺乏热情，其部分原因是评价二手设备的过程不够完善，另一部分原因是保证备件供应的情况也不确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第二等最好”产品的事实。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面对大量缺乏技术劳动力和小而又缺乏经验的管理力量的挑战。这使关于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工业更适合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技能和技术教育的论点变得似乎更加可取。这个政策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它还鼓励技能的迅速增长，克服阻挠有效使用劳动力的社会障碍。在另一方面，如果现代化技术的使用回避了长期阻挠经济发展和维持劳动力使用低水平的社会和传统障碍，那么这样的政策可能不是十分理想的。

    支持高速工业化的部分理由建立在这样的明确结论之上：该地区较大的人口稠密的一些国家中，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可能是目前规模的两倍，而如果相当大部分劳动力不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那么平均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的确是真实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甚至在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这里有可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多土地和更好的机会，但长期的展望也需要工业大量地扩充，以改善人口快速增长的环境。

    这个简单的结论本身提供了这些国家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的努力的合适基础。虽然我们关心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关心近期对提高劳动力使用产生阻碍作用的可能性，关心其他许多方面努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不能认为这些讨论意味着南亚的国家必须放弃工业的发展。对各种风险和制约条件的分析表明了克服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障碍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一般地讲，在南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中，人们自然地认为，工业化必然影响就业，甚至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创造就业”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计划人员特别注意的问题。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目标是非常适中的，从一般的计划目标中给予“充分”或“比较充分”就业的首要地位来看，尤其如此；但所取得的成就却通常尚离目标甚远。

    我们将阐述的非正统观点是，预计南亚工业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可能很大。这个地区的这种现象将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时候出现。一般地讲，工业化对制造业中劳动直接需求的影响不仅是工业化速度的函数，而且还取决于现代化工业在经济中已取得的地位。甚至非常快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能对劳动力产生有效的需求，以致明显地增加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比例。劳动力增长太快。如果而且当现代工业挤垮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后的就业结果甚至可能是个负值。问题的这些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幻想工业化是医治“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良方。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例子，以上所提到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假设在计划期之初，1％的劳动力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就业，而且没有传统的制造业存在。我们还假设，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每年同步增长2％。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工业就业增长为每年10％——这一增长率是十分可观的，南亚的任何国家都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直接就业只能吸收劳动力增长的5％。换言之，95％的新增劳动力为其生计必须加入到现代化工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中去。若这些假设成立，则现代化工业吸收工作年龄人口全部自然增长的任务，在第一年就将提出三倍于全年工业中就业人数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在今后的时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比必然会下降，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下降将是非常缓慢的。

    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忽视了对现存制造业可能产生的回流效应。当新企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同小规模生产产品的企业和作坊展开竞争时，传统的制造业会受到回流的冲击。已经建成的半现代化的工业也将被迫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化，合理化通常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通过计划的制定，传统和非现代化的工业能防止回流的大部分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将被早就存在的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中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消，这种现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在新建立的生产单位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时，这类回流影响不会存在。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南亚的国家，扩大出口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反，进口替代对于新的制造工业来讲不存在内部回流影响的风险。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新的，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企业直接地与保留下来的生产作坊，或其他非现代化的生产者展开竞争，工业化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会产生负作用。

    回流对劳动需求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几个其他重要课题。它为阻止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现有企业的现代化和新工业的建立提出了有力的补充论点。由于这些国家在刚独立时都没有名符其实的现代资本产品工业，因此重工业是特别安全的赌注。但是，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迫切的原因而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现代化的努力去开辟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人员和政府官员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长期的目标是将工业发展作为使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他们的短期兴趣却是防止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作坊的严重衰退，这又与长期的目标发生冲突。印度不仅集中尽可能多的新投资投入到进口替代的大规模工业中，而且阻止建立一些与传统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的大型工业，用以摆脱这种困境。后一种方法受到了工人的特别欢迎。出于对工人利益的关心，政府寻求“没有眼泪的合理化”——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工作，但由正常的摩擦所产生的空额没有填满时，劳动力的规模不会缩小。

    但新办的企业却没有遵照这样的约束，企业家们了解政府有意保护就业以及今后减少劳动力的企图会带来与工人的纠纷的意识使他们一开始就采用资本密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作法确立了新企业中使用的技术和老企业中使用技术的差距。在政府的政策强制要求投资到旧企业中去时，差距还会扩大。

    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计划人员在回流影响可能是相当大时，并没有完全忽视工业现代化初期对就业只存在微小的直接影响的可能性。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其他部门也可以吸收劳动力，对工业化赞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结论是，在缺乏扩展影响的条件下，在工业化没有降低净就业时，工业化在劳动需求上只能产生很小的直接扩张。如果现代工业的产品不是指向国内外开辟的新市场，那么，这种局面当然是现代工业开始扩张的低起点和必然出现的回流效应的无法回避的后果。

    正如南亚各国的情形一样，当必须从适中的起点出发的时候，不能指望向工业扩张的巨大推进在近几十年内直接为劳动力增长的较大部分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这一推进可能部分地或全部为回流效应所抵消，乃至有余。这一点必须予以着重强调，以便打消人们广泛怀有的不切实际的预期，这种预期认为，一旦开始执行工业化的计划，就会出现职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如果南亚的计划人员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工业对就业的影响和过低地估计口流效应的可能性和影响，他们也必然倾向于夸大希望从工业化所带来的“扩展”影响。这种偏见是不难理解的。战后的理论，正如南亚所采用的，助长了有关工业起步的直接影响的不现实期望。

    我们已得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人口／土地比例很高的国家，没有实质性变化是可能的这一前提，除非这些国家能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或者其他非农业生产中吸收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但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认为，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也是可能的，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业的兴办将给经济体系以极大的推动力。甚至在抽象和理论的水平上对阐明机制——传递由工业起步所预期的动力——的分析也是极少的。

    对工业化的迅速到效应的浅薄幻想往往建立在与西方经济的。早期经历的模糊类似性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工业革命是从许多小规模的偶尔也从某些大规模的产业开始的。这些工业取得胜利般情形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也刺激了其他的工业。积累的发展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但严格地看来，西方经济史的形象显得过分单纯和理想化。回顾一下，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