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业部门一样，南亚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也深深地受到殖民主义时代的影响。欧洲人随同他们的侵入带进了他们自己拥有的各类轻工业的生产，以及数量很大的农业加工工业。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很大，但其趋势却对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带来了压力。这不仅体现在机器制造产品带来的新的竞争力上，而且前殖民主义统治者所维持的对民族手工业的支持也同时减弱了。虽然手工业因上述原因而衰退，但传统的制造工业却没有消失。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

    传统的制造工业仍然是制造工业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从雇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来看更是如此。

    这些手工业有吸收许多当地农业现代特点的趋势。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当代的手艺人工作的绝大部分使用原始的工具，依靠手工完成。与农民一样，许多为销售产品而生产的手艺人都控制在借贷者、原材料供应者以及收购并推销其产品的中间商的手中。许多南亚手工业作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他们经常雇用劳动力来弥补家庭人员的不足，但雇用的工人经常来自少数民族。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受雇人员生活在雇主家中，他们的地位十分类似于仆人，他们不仅参加生产，还要从事家务劳动。

    在南亚，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一开始就是由欧洲人、亚洲人（如中国人和印度商人）创建、筹资和管理的。近来，许多这样的企业都被当地人或者政府接管了。一些例子表明，南亚人自己也开始了一些十分复杂的商务活动。但是，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甚至在旧殖民主义飞地的部分孤岛上建立的），也不能完全不受到本地社会和制度的环境影响。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策略传到南亚后，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对南亚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常常完全不同于在西方的正常条件下所出现的那样。

    首先，在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人在招募和雇用地方劳动力上的困难促使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方法。一些伪装下的强制方法经常被用来招聘、雇用劳动力。过去的低工资常常迫使人们离乡背井。这种方法可能节约了受雇人员的工资，但同时也造就了一支不稳定的劳动队伍。在那些年代，工作时间漫长，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独立以后，许多南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以改善这些环境。但是，整个南亚依然存在着法规中描述的情况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仅仅有一些随机选择的、对工业企业中雇用的少数民族雇员生活状况的临时检查，这些检查是为了发现企业中不利于实现最大效益的住房、卫生和营养状况的。政府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似乎也没有有效地执行。

    广而言之，南亚的管理状况也没有能够创立一个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环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倾向于采取大的不在地主的态度。虽然这些人也有意识地比典型的不在地主更多地控制企业里的投资，但他们在日常的管理中还是可能不进行直接管理。大量的职能工作直接由西方经济学称为有广泛自由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去完成。

    除开这种管理的形式对经济中现代部门的增长和扩展的可能性的影响，它也对劳动效率产生了一些，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影响。在现代的西方环境中，工会运动作为增进工作条件的标准化的潜在工具，已经出现。在南亚，弱点就是现代制造部门的工会运动的统治特点。虽然许多相互依赖的因素以此为基础——在这些因素中，工人由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要依靠其雇主，而且失业现象又很严重对，工人讨价还价的困难很大——这必须部分地归因于本地包工头的管理问题。作为包工头的权力，他们对较多的工作流动率负有重大的责任。包工头的重要地位也会阻挠统一劳工组织的形成，这是因为工头自己——他们在不同环境中可用他们不可怀疑的才能去组织工会——享受现状的既得利益。

    显然，甚至在“现代”或者“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中，支配劳动力的使用和影响劳动成果的力量与当今典型的先进经济以及西方分析模型中所预料的力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甚至许多组织形式已大大地超过了本地经济机构的状况，但现代的部门也不能避免其外部的广泛影响。许多现代化的企业，尽管是飞地，也不能完全地与南亚社会和经济的生活分开。

    许多南亚国家在农业之外还有基本上在城区工作的经济活动的第三团体，它有时被称为“非正规组织的团体”。这包括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活动，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一套既区别于十分正规的西方化的生产单位，又区别于传统乡村手工业的制度特征。然而，绝大多数都趋向于保持传统的风格，即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南亚的这些服务业中从业的城区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城区生产行业中所有各类人员的比例。拥挤的零售行业、包括叫卖的小贩，组成另外一大部分，虽然这一行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外国人，它组织得更好。所有职业的特点是，劳动投入低而不充分。

    广义地说，传统农业外的经济活动形式缺乏作为现代西方经济特点的持续时间和劳动效率标准的制度控制。虽然，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能比雇用了许多城市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或其他缺乏组织的企业有更好的控制和纪律，但依然存在着对它们努力的有效成果的严重抑制作用。例如，在大规模的制造业中，低水平的卫生和营养条件大大地降低了效率，更不必说恶劣的住房条件对体力的有效性和劳动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讲，大农场雇员的身体状况要好一些，但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在先进组织中的工人有根本的区别，农场中的雇员们没有流动的自由。甚至在他们没有长期合同的束缚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遇到了不相容的环境也不能进入新的就业领域。

    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可能影响长期失业问题的南亚力量与西方力量之间的区别。南亚人在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失去工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失业”。在没有提供失业救济的社会中，那些不能回到乡村或者由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供养的那些人必须在城市地区临时性的或较长期的大量经济活动中找到一些工作。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从未被有组织的部门雇用的情况同样是真实的。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非农业就业的可能性的强烈影响是城区过多的人口。如果这一趋势归因于城市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那么工人们就完全可以被安排到这些新的工作中去。但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下降和传统农村手工业的衰退部分地引起了向南亚城市的移民。在其他方面，城市生活的吸引、摆脱单调的农村生活也刺激了移民的倾向。南亚的计划人员认为，向城市的移民倾向还将继续。与西方产业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相比，一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比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失业人数没有令人恐惧地增长，人们认为新的就业机会必定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时，这一观点部分地被官方思想所接受。许多系统而详细的研究都急迫地要求阐明移民的原因和后果。不幸的是，预先认定农村向城市移民是工业扩张的正常而健康的副产品的官方态度没有为这种研究创造理想的气候。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工作持续时间——劳动力利用的总体分析，在传统农业之外比在其内部更为直截了当。严重地影响农业现行工作方式的季节性对经济中工作时间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农业之外，制度的环境具有更多的意义。在现代和城市经济中，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日和周时间的长短正越来越标准化或列入了法律。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在南亚的制造业中，在要求缩短和规范工作时间方面，工人们自己有组织的主张只起到很小的作用。自发的劳动组织十分弱小和缺乏影响。改进和规范工作条件的意见主要是由政府提出。虽然官方规则增加很快，但执行情况却十分不一致。

    在一些非组织部门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