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中，不工作的时间不容置疑是很长的。在许多手工业活动中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经常负债累累，并被经济困境所驱使的手工艺人工作时间极长，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基本的真像是简单明了的：空闲时间多，而上班时总的劳动强度、技能和勤奋程度一般都很低，而且没有多大的改进。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对此南亚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从南亚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来看。甚至在组织起来的部门中不但存在而且长期存在效率低下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大量的劳动力不习惯于有节奏的、持续的、勤奋的工作，管理纪律也极为松弛。实际上，人们普遍地感到。能提高效率的、严格的工作标准会减少工作的机会，因此必然是反社会的。雇主们往往容忍懒散的工作表现，其理由是：这种方式为在别处不能受到保护和支持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形式。只要支付的工资维持低水平，雇主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去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或坚持较高的工作标准。不是十分有效地就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工会在防止已确立的惯例发生任何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态度形成了表明这些国家为“软国家”的特点。

    在西方，雇主对提高完成工作的效率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高度的机械化经营要求确定的节拍和速度，这些同样的工作过程却不能在南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相关的比较中，结果显示南亚工人的人均产出大大地低于西方的正常水平。经常的情况是，同样的机器在南亚各国中的转速要低一些，但这种差别随着实践中技能和技术的提高，而日趋微小。这种状况是不足为怪的。一个南亚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身体素质低于一般水平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处于严重的劣势。

    在南亚一些国家，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敏感问题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印度，政府采用一些方法使高技术和低技术之间竞争带来的劳动力置换减少到了最低水平。计划中在机械方面预算的大量投资分配给了新的产业，在已建立的产业中采用绕过抵制生产率提高措施的方法。西方的工业经验从来没有因像南亚大多数国家如此禁止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这些特殊因素而弄得复杂化。种姓等级、宗教以及种族差异把人为的僵化强加于城市地区的职业流动，这种状况与传统的乡村情况相似。为了适应偏见，雇主时常被迫放弃工作中的合理组织形式。其影响之一是，雇主没有提升一个生产效益很好的工人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鼓励这个工人的行动自由。除非雇主想冒严重的劳工骚乱的风险，否则他不能授予雇员一个超出此人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身份。同样，工作分配也可能必须迁就对劳动力的歧视。

    另一个因素，工人的职业分配，有助于解释那些有经济活动力的人取得较低效益水平的原因。从事服务业与商业的人数大大地多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暴满的服务业和商品交易业的效率一般很低。城市中过多的工人多是由新进入城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由暂时失去工业性工作、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引起的。还有一个对效率不利的因素是政府过多地雇用人员，特别是雇用那些仍然属于受教育阶层失业人员的持续需求。

    本章所提出的考虑使我们有可能再一次认识到南亚与那些典型的西方状况的悬殊差别。甚至在南亚经济结构中的现代化部门也大量揭示出与先进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一地区影响劳动力使用的力量完全超出了处于现代化时代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态度造成的差别以及制度和态度本身的差别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建立在就业方面的合理方法同制度结构以及自动地产生高标准工作定额下勤奋工作的假设基础上的西方计划概念和基本规定相脱离。这些制度和态度的不同又同样地必须根据劳动未能充分地给予报酬的南亚经济环境，以及空闲和浪费产生的背景加以理解。

    敢冒言过简之嫌，可以说，该地区的劳动力使用以“缓解”和僵化的奇异结合为基本特征。一方面，各种制度压力相结合已导致了工作负担的分散；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化都起了限制可视为合法求职人员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对正常上班人的勤奋努力归于无效的经营手段是可以容忍的。这些力量的基本影响都抑制了人均产出的增长。

    莫里斯·津肯在他的著作《自由亚洲的发展》中指出：“若这些社会希望富裕起来，那么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工作，更少的懒惰。必须更少的为回家收割和结婚而长时间离开所导致的工厂旷工。必须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树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厅闲谈和更多地学习；要更少的理论和更多地实地工作。”

    另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沃伊廷斯基在其著作《印度：觉醒的巨人》中写到：“印度的弱点的主要根源是人这个因素：人们不是缺乏天才能力或技术技巧，但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力的重视。……如果我们可能将密西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所有生产要素一个晚上移植到印度，而不去改变人民的经济态度，20年后，这个国家还是和现在一样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讲，若构成印度劳动力大军的150万雇主、自营者以及雇员的哲学观在现代化工业国模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20年后的印度必将遍布现代的矿山、发电站和高速公路，尽管国内资本短缺，人均收入必将增长许多倍。”

    再说一遍，必须认识到，态度不会在真空中存在，而是受社会制度的羁绊，由社会制度提供营养。

    受过教育的集团成员在劳动市场中保持着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市场中分离的和不同的部分。他们在失业条件下具有支撑自己的非凡能力，大部分依靠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在受过教育的人们表现出在城区之间具有较高的地区流动能力时，他们的职业流动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寻求非体力劳动和不准备接受“会弄脏他们的双手”的工作。还应该记住，连一些只念了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称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也希望免除体力劳动。在独立之后，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情况已稳定上升。在印度，60年代初期，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数字估计在100万以上。

    根据合理制定计划的观点，这些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明显地影响着发展。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希望被缺乏技能、而仅会计算和根据操作说明以及图纸工作的工人所阻碍。必须注意到，西方（以及东欧**国家）一般工人受教育的程度不低于，而且高于南亚这种自称“受过教育的”人的程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坐办公室的工作和不愿干实际的现场工作的倾向，使妨害发展的障碍更加严重。这种不能充分地使用人才的浪费现象是可悲的。

    有关南亚教育状况和态度的争论远远地超出了与经济浪费有关的直接问题的范围。至少，同等严重的问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这一集团同他们的同胞，以及同他们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疏远。他们中的成功者都被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所吸收；从严厉的现实存在中出来的另一部分人，加同他们影响庞大的人口一样，降低了他们对发展工作的潜在贡献。每一位访问过南亚国家的人都能证实存在于受过教育阶层的高层次中奇怪的虚假气氛。在受过教育的较低的受雇用或失业的阶层中，缺少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意识。

    怎样把正在上升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现象与工作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但在实际的改革中，所推行的方法通常是强调创造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员愿意接受的工作——即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改变当今盛行的态度的力量必须要求整个教育体系作相应的根本改变。而这一体系应深深地扎根于南亚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现实的改革者必须把他的努力集中在打破极高层人员垄断教育的状况，拓宽和改变正规的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