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该由他们为人民作组织工作的感情。这种代代相传的对权威的依赖是地方自治和合作的巨大障碍。但它至少有助于使较低层的人服从计划思想。与这一点一致的是官员们容易进行控制和指导。在南亚，行政官员——如果他们认识到需要变化——都往往是“计划者”。
在这些行政官员中间，来自**世界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国家指导私人企业方面的影响，是强大的。对南亚最早的计划者来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具有明确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对在南亚所发展起来的计划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具有某种一般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思想方法强调经济因素和注意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体系的一般相互依赖。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南亚思想中暗含的教义具有更大的和更具体的影响。
南亚知识分子正从相反的方向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协调的政府政策中计划逐渐展开的情况，这些西方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福利国家。这种趋势具有的影响与**世界产生的影响并无很大不同，至少在国家计划的好处和有用性的总看法方面是这样。
总起来说，在思想方面，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计划实际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反抗，虽然对计划中的特定政策及其执行与不执行有理所当然的大量反对。不过，情况可能是这样：具有传统理想色彩的先入之见，特别是那些宗教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先人之见，以某种方式降低了有意识地诱导变化的渴望，这种有意识地诱导变化正是计划思想的精髓。我们对这一点或民众对计划思想的接受程度知之甚少。在南亚和西方，当然还有在**世界。这样讲和写是十分普遍的：好像大众突然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并已理性地开始要求迅速发展以改善悲惨的生活。“提高预期的革命’这个术语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述。但是，这种看法代表了对停滞社会状况的完全误解。知识分子及商业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差距，而这常常使上层社会把这些精英本身在被迫以同样方式生活的情况下可能将有的态度归于民众。
实际上，我们在南亚看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接受了计划思想和现代化理想，并且试图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思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些传播努力中计划思想将发生什么变化。过去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主义格局有助于民众接受计划思想。我们也必须假定它们影响了其内涵。人民被引导到期望或要求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但没有表现很多改变自己方式的意愿。这无助于发展事业，因为停滞贫穷社会中的计划必须旨在促使人民自身的态度理性化，特别是劝导人民更努力地工作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
计划思想的影响和一国相对程度的贫困及相对程度的缺乏自发性发展之间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意识到需要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更有利条件使政治领导人自然更相信市场力量。计划的实际成就与中央政策的力量和国家巩固的程度甚至更有力也相互关联。这些因素决定了政府能够关心经济计划的程度和有效行动的可能性。计划本质上是要求一系列鲜明政治决策的政治纲领。
印度尽管贫穷，但比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巩固，政府更为有效。在巴基斯坦，认真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军政府上台，军政府至少暂时对该国实行了更多的指导和约束。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工作仍然很不成功，这一事实显然与这些国家的起义与旨在保持团结和有效政府的持续斗争有关。
计划和发展的水平与理性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水平也相互关联。印度在这方面又处于领先地位，锡兰、菲律宾和马来亚紧跟其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较低水平的公开讨论——很受传统限制的束缚，并经常受到离奇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口号的标榜，且一般更易动感情——不能仅仅用“政治困难”的字眼来解释。更准确地说，它们的困难之所以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是因为：或者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理性的而且富有在殖民政府和行政机构长期工作的经验或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士；或者是主要受过充当密谋者、阴谋家、鼓动者和斗士等训练的人进入了国家领导层，而且为数甚众。
但是，在整个南亚，计划思想已支配了有发言权的上层，提供了公开讨论的形式和方向，并已导致政府计划机构的建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认真的和经常的尝试，检查计划的完成。确实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否认，在印度像该地区的惟一国家巴基斯坦近年来那样，计划已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民族信仰的原则。毫无疑问，印度实际计划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对计划思想的强烈认识。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政治发展又加强了计划思想的控制。在印度及最近在巴基斯坦，当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牢固地确立了计划观念时，计划便成为具有自身动力的生意兴隆的商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意味深长。计划随后创造了新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和影响了现存的制度，有助于现存制度的进步。该国越来越多的有发言权的上层人物在计划中获得既定利益。由于效果日增，计划思想成了一切公共政策讨论的参考标准。政府及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事。并开始作为巨大计划机器的一部分运行。拟定、论证和执行计划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所有的政府政策越来越多地以计划形式出现。
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在南亚的条件下，当计划成为生意兴隆的商行时，它主要由中央政府同有选举权的州政府和商业界协商组成。同时它所面对的“民主计划”必须得到地区和职能组织的同意。新产生的集体制度和修改后的老制度都成为制度的基础结构的扩展部分，它旨在作为人民参与计划和在计划中合作，特别是执行计划的工具。当然，该国较上层的有组织集团，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单个大企业中的那些集团．更容易作为计划参与者卷入。参与的方式也就变成谈判，这对生产和贸易大规模国有化来说是惟一的选择。最终结果是妥协，对有组织的私人商业界给予考虑。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在这种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又受到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影响。
人们对于实际遵循的政策总有反对，这种反对总是由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忽视的利益集团滋生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只遇到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散的反对，或者是否与专门限制计划活动、因而反对计划思想本身的很巩固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系统的反对也可以预料会来自相对富裕的集团。首先，计划最可能通过过多的直接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冲击他们的活动。其次，整个南亚的计划思想承担着改善民众福利的责任。但是，一个事实是，这种激进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很多思想意识方面的反对。
穷人并没有得到计划政策的大部分利益，即使这是公开宣布的目标与动机。相反，利益归高居他们之上的阶层享有。更一般地说，推行的各种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较大的经济平等和削弱经济权力的集中。实际权力构结的这种反映说明了为什么较大平等的诺言没有导致上层社会对计划的大肆反对：南亚已有的计划一般向来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特别是有计划地扩大公共部门也还没有触犯位居民众之上的大企业或任何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其他天生的保守集团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反对平等化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反对南亚计划思想说法中隐含的控制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事实是，这些政策或者符合他们的直接利益，或者对他们干扰很小。曾出现过的反抗，主要用来使政府保持警惕，警告它不要冒更激进的风险。
上述关于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议论，特别是在印度，是用过去时（未完成体）表达的。因为在6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经济灾害的情况下，计划曾有三年的中断。印度现在正试图回到五年计划路线上来。如果它成功了，已确立的计划形式就会恢复。
在西方国家，今天也有大量的全面经济计划，虽然这种趋势的加速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已成为与更成熟工业社会的出现有关的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在南亚不发达国家，计划却是在工业化以前或工业化的很早阶段运用的。而且，在南亚，计划在原理上和方法上都被认为是，首先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和干预行动，然后辅之以市场计划，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让它通过“自然的”过程随实际需要而成长。因此，南亚的计划并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用来促进发展。它被当作前提条件——实际上是下列假定促成的：不能指望自发的发展。因此，该地区不发达国家被迫采取从西方历史来看是走捷径的办法。
根据南亚情况的必然性，南亚各国的计划变成纲领性的东西。这与西方不同，这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计划是早先引进的。其情况的必然性也意味着，这种计划由于成为纲领，原则上应是全面而完整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零碎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但是，在**世界，纲领性和全面的计划已被用来从不发达状态促进和指导经济发展，这也是南亚各国所追求的。可以很准确地说，南亚不发达国家正试图做的事是、使用**的纲领性和全面性的国家计划方法的原理，而又避免一些**国家使用这些方法的条件。
南亚各国都专心于“民主计划”。在政治民主已经动摇的地方，甚至在那些已经受到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也没有承认或准备强行推行**体制的纪律。除了这些根本性的政治限制以外，他们的经济制度也有差别。他们不像**国家那样，使生产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没有以国家垄断形式组织对外贸易和交换关系。
因此，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第三种类型。既不同于西方世界，也不同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