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发展计划的思想可视为一种理论，并能根据政治行动来检验其一致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而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本身同时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一系列社会事实有其原因和结果，对这些因果应该像其他社会事实一样予以研究。

    经济计划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

    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一定原封不动或者仅仅在“自然力量”的支配下演化。相反，据认为,

    这些条件及其演化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订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所要求的方向运动。这些政策的策略将作为一套政策推论出现，推论来自对一国状况之实际的合理分析和一些发展目标的部署。在南亚地区，所有要求国家经济计划的国家原则上都同意它应该有利于普通人民，集中于提高该国最贫穷阶层的生活水平，并表达整个国家的意志。

    这种理想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思想体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因为南亚国家——外国飞地以外的南亚国家——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停滞不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的，倾向于原原本本地接受事物。它出现在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世界，人们沉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浑浑噩噩，使国家经济计划的挑战更富有戏剧性。

    观念上，一旦人们接受了通过合理协调的政府行动诱发变化的可能性，南亚大多数社会和政治条件看来就不佳了，需要改革了。超越纯“经济”的变化终于被视为合乎需要的政策目标。生活水平应该改善，应减少社会和经济等级制的不平等和刚性，各种机会应更广泛地向每个人开放；全体人民的参与应得到加强。旨在改善某些不良条件的政府政策，除了它们的独立价值以外，通常还有一个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为它们往往在合乎需要的方向上也改变了其他条件，其他这些条件的变化因而成为，达到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各种“非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仅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或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引起的“经济”发展往往同时会改善其他“非经济”条件。

    计划以这种方式成为现代化思想的智力模型——总的模型。民族发展的要求包括最终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经济发展因而被理解成“人的”问题。发展计划经常明确地把计划定义为改革所有不令人满意条件的全面尝试。这一看法也反映在大多数计划的主要目标与抱负之中，这些目标与抱负超越了狭隘义上的“经济”政策。

    从表面上看，至少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这些讨论见诸这些国家的报刊文献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审议机构的讨论中。这些国家或那些在其中有完全发言权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有计划意识”。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已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假定，国家关心的就是通过计划促进发展）。就非**世界而言，这是历史上崭新的事件。即使初始条件没有任何其他区别，单单信奉这种思想就使下列假定不恰当。南亚各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世界类似的发展道路。

    只有少数几个南亚国家进行了认真的尝试，把其经济生活置于国家计划的约束之下。即使在这些国家，政府协调控制的范围和效果也不大。但是，计划观念代表了政府及其反对派相当普遍持有的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政策的态度。即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计划，且更谈不上执行时。计划思想也有助于使干预主义做法合理化。在经济有一些进展时，它们也是作为计划成功的结果而出现的。当需要紧缩和牺牲时，它们也是以计划的名义进行的，就像计划被用来掩盖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和发展进程缓慢一样。

    这样，计划思想倾向于提供每项公共政策辩论的范围条件。西方国家一般往往贬低他们实际上拥有的经济计划，且尤其是美国，总试图使自己相信它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时，南亚各国往往大肆渲染，伪称他们的计划比实际达到的更大。他们已经把计划作为一个观念接受下来，却未能将大部分计划变成现实。

    当人们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赤贫状况时，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要靠国家计划来促成——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这种经济发展，上述更进一步的看法源自下列认识：在西方世界已迅速发展了许多代人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一个强大的诱发动力被认为是结束这种停滞和产生经济进步所需要的，这种动力显然不会自发地到来，至少不会尽快地到来。

    对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条件的更深入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论点。我们已经发现，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

    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就会有自发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这个清单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由于这些原因——它们在几个南亚国家的程度各不相同——国家将经常发现有理由使工业本身开始发展，或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以实现合意方向上的更快发展。

    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一般地说，如果要实现发展，承袭的不平等和刚性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协调的政府政策加以缓和。在每一阶段，也能够期望教育本身有某种教育作用。拟定一个计划，广泛地予以宣传和讨论，应该有助于诱导人们从手段和目的来合理地思考问题。南亚所有领导人都知道，发展需要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的根本变化，传统主义的桎梏必须打破。

    我们已试图从南亚各国本身的条件、问题和人民的利益角度来予以阐述的国家计划的论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最有力。锡兰平均收入较高，但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工业化的自发力量——在种植园以外，扩张可能性有限——十分微弱，因此，即使在锡兰，制订计划的理由也十分充足。像马来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或许有较多的自发发展的潜力，与西方历史上的形式有点相同。但是，人口迅速增长也使这些次等贫困不堪的国家处于必须实行大规模计划的境地。不过，马来亚似乎特别有较为理想的半自发型的发展前景：它的收入水平高得多；与人口规模相比，自然资源还很丰裕，虽然人口正迅速增长；出口的希望看来稍微光明一些；大量的华人提供了该地区罕见的工业企业。只要马来亚能够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内部团结和政治稳定，那么它将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能用不着高度的国家计划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

    成功的经济计划需要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而同时计划本身成为达到国家巩固的基本工具：首先，因为它将创造一个阐明政府政策的制度结构；其次，因为在计划成功时，结果是更高的经：济水平、人民更大的机会，以及国家更大成就的象征。

    以抽象的措词概述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努力的理论基础这一尝试当然并没有说明计划思想的实际出现和传播。实际上，这些国家或其领导人对他们的状况简直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和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他们需要国家计划来克服困难和尽可能快地发展。计划观念的传播有更复杂得多的因果关系。

    首先，甚至在领导人中间，对这些国家真实情况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偏向于乐观主义。例如，大多数政府官员长期没有现实地注意到人口趋势的严重含意，甚至在今天，当开始把人口增长作为抽象事实接受时，其严重含意也很少被充分认识到。人们怀有各种虚假的观点以对抗真相。在其他大多数不利条件方面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由态度、制度和低生活水平造成的扩大生产的限制和障碍本来应该推动更透彻得多的补救措施。但它们一般都被置于计划的核心之外；根据就业、储蓄、投资和产出来推理的战后常规方法的应用助长了使这种普遍的偏向合理化，在计划中进行的一切估计的误差因而获得了系统的乐观主义偏向。此外，那些为新国家思考、演说和行动的人——政治家、计划者、行政官员、专家、实业家和商人——只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上层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隐蔽的圈子，生活十分舒适，他们一定倾向于用一套幻想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在注意到这一切以后，事实仍然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困难十分不同于西方国家曾经面临过的困难，在许多方面大得多，以至于他们最终会倾向于对他们的状况作出一个不同的估价和不同的政策结论。一个包括许多其他结论的这种一般结论是，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上面列举的国家计划的逻辑理由最终以这种方式作为原因而起作用。

    支持这些信念的是殖民时代和殖民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的倾向和格局。在整个南亚，对于政府官员能够做什么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