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俗意义讲的自由意志的信仰，一直盛行于西方国家。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被认为是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好象这种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具体到煞费苦心要调和意志的本质和一般的宇宙法则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里，关系到多少的问题，对此每一种道德评价必须加以考虑。但丁并没有完全摆脱开那种欺骗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们的占星术的迷信，但是它们并没有妨碍他提出关于人性的有价值的概念。他使他的马克·伦巴都说，“星辰给了你的行为以最初动力”，但是天也给了你一种辨别善恶的光，还有自由意志；这种意志最初也许在和星辰的影响相搏中感到疲惫但如果得到很好的培养，它在最后将战胜一切。

    其他的人可能在星象以外探求另一种取消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的必然性，但因此它也就是一个公开的和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它是各种学派或者单独的思想家们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它是应该由研究哲学史的人来加以讨论的。但是，因为它已经为广泛的公众所意识到，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说几句关于它的话。

    十四世纪主要是受到了西塞罗的著作的激励的。他虽然事实上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但是由于他习惯于提出各家的意见而不在它们之间做出一个决定，所以他就起了怀疑主义者的影响。其次比较重要的是塞尼加和亚里士多德的少数已经译成拉丁文的著作。这些研究的直接效果，如果不是直接反对教会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是在不受教会影响的情形下取得了一种在重大问题上的思索能力。

    在十五世纪当中，古典文化的著作被发现了而且得到了特别迅速的传播。我们现在所有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当时至少都译成拉丁文而到了每个人的手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这个新文化的某些最热心的提倡者是最宝诚地敬上帝的人乃至是禁欲主义者（见本书第273页）。安布罗吉奥·加马多莱斯修士，作为一个宗教上的高僧，主要从事教会事务，作为一个文人，他翻译过教会的希腊教父的著作，但是抑制不住人文主义的冲动，在柯西莫·美第奇的请求下，着手把狄奥吉尼斯·拉尔修斯的著作译成拉丁文。他的同时代人，尼科洛·尼科利、吉安诺佐·曼内蒂、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教皇尼古拉五世把高深的圣经学识和极端的宗教虔诚与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在维托利诺·达·费尔特雷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倾向（见本书第220页以下）。给《艾尼伊德》续作了第十三卷的同一个马菲欧·维吉奥热心于记念圣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莫妮加，如果不是他们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它是不会这样的。所有这些倾向的结果就是：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有意识地以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它的目标。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绿洲。

    这种人文主义事实上是异教的，并且随着它的范围在十五世纪的扩大而越来越成为异教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我们已经把他们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先锋加以叙述，照例表现了这样一种性格，那就是甚至他们表白得很明确的宗教信仰，看来也成为无所谓的了。如果他们对于宗教表现得漠不关心，并随便发言反对教会，他们很容易得到无神论者的称号；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承认或者敢于承认是一个正式的哲学上的无神论者。如果说他们寻求任何指导原则，那一定是一种浅薄的理性主义——从他们所从事研究的许多古代的互相矛盾的见解中，和从教会及其教义堕入的不名誉中所得出来的草率的结论。这就是几乎把加莱奥图斯·马尔提乌送到火刑台上去的那种理由，要不是他以前的学生，教皇西克塔斯四世（大概是在洛伦佐·美第奇的请求之下）从异端裁判所的手里把他救了出来的话。加莱奥图斯曾经冒险地写道：一个人正直地生活，按照他内心产生的自然法则行事，无论他属于什么民族，他都能进入天国。

    让我们以很多人当中的一个较小的人物的宗教态度作为例子。科德路斯·乌尔塞斯先是奥德拉福家族的最后一代、弗尔利君主的家庭教师，以后在波洛尼亚任教授多年。他和别人一样地对教会和僧侣加以辱骂，口气一般是最肆无忌惮的；并且他经常了解当地的一切故事和闲言碎语。但是他知道怎样对待真正的神人耶稣基督的教训，并写信给一个圣洁的教士希望他为他很好地祈祷。有一次，他在历数异教的荒谬之后，接着说：“我们的神学家也有关于‘纯洁受胎’、‘反对基督’、‘圣礼’、‘预定说’和其他问题的‘无价值’的争论，这些问题最好是不去公开地谈论。”又有一次，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房子和手稿等都被烧毁了。当他听到这消息时，他站在街上的一幅圣母像面前向它喊道：“你听着我向你说的话，我并没有疯，我说的话都是经过考虑的。如果我在临死的时候想起你来，你不要听我的话或者把我算作你自己当中的一个人。我将永远和魔鬼在一起。”在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在一个樵夫的家里躲藏六个月。除了这些之外，他还非常地迷信，对异象和预兆不断地怀着恐惧，使他不相信能得到灵魂的不死。当听他讲课的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或他的**会变成什么样子，关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谈论只能拿来恐吓一个老妪而已。但是当他要死的时候，他在他的遗嘱中把他的灵魂或者他的精神付托给全能的上帝，劝诫他的哀泣的学生们要敬畏主，要特别相信灵魂不死和未来的果报，并且以极大的热诚接受了圣礼。我们不能保证那些和他同道的更有名的人不论他们的意见多么重要，在实际生活当中比他更言行一致。大概他们多数人内心里都动摇于怀疑与他们从幼年时代就接受了的信仰的残余之间，而表面上则由于慎重的理田仍然不离开教会。

    由于理性主义和新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结合，到处都可能有一些胆怯的批判圣经的尝试。人们所记关于庇护二世的一句话，似乎就是要给这种批判开辟道路。他说：“基督教如果未被奇迹所证实，也应该以其正道而被接受。”当洛伦佐·瓦拉把摩西和福音书作者叫作历史家时，他并没想减少他们的尊严和荣誉；但是，他意识到：这些话肯定和教会所持的观点有抵触，如同否认使徒信条是使徒们的集体创作，或者否认亚伯加路斯给基督的信是真的一样。教会的传说，包含有多少任意编造的圣经事迹，就受到了多少任意的嘲笑，而这是反映在人民的宗教意识上边的。在提到犹太教的异端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那些否认基督是神的人。乔治奥·达·诺瓦拉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罪行于1500年左右在波洛尼亚被烧死的。但是，在1497年，仍然是在波洛尼亚，那个多密尼克异端裁判所法官却被迫释放了加布列·达·萨洛医生。因为他有强有力的保护人，所以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忏悔就逃脱了刑罚，虽然他习惯于说：基督不是神，是约瑟夫和马利亚的儿子，并且是和一般人一样受胎的；由于基督的狡诈，使这个世界被他欺骗到陷于毁灭地步。他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是由于他所犯的罪行；他的宗教不久就会消灭；他的**并不是真的在圣餐面包中；他不是由任何神力来完成奇迹，而是靠着天体星象的力量。这后一句话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信仰”已经没有了，但魔术仍然占有它的地位。

    几年以前（1459年），一个贝尔加莫的住持，札尼诺·德·索尔西亚的遭遇就坏得多。他曾经说：基督并没有因爱世人而受难，而是由于星象的力量，他还提出了其他奇怪的科学的和道德的观念。他被迫放弃了他的谬论，并因为这些谬论而被监禁终身。

    关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统治，人文主义者很少能超越对于流行的暴力和苛政采取一种冷静的和顺从的看法。许多《论命运》和带有其他标题的著作都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他们谈到命运之神的轮子在转动，和一切尘世的，特别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事物的不稳定。他们有时也提到上帝，这只是因为这些作者们仍然以露骨的宿命论，以公开承认他们的无知或做无益的抱怨为羞耻。乔维诺·庞达诺用一百件大多数属于他自己的经验的事情来巧妙地说明那个人们叫作命运的某种神秘的东西。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以一种梦中看到的幻象的形式来更幽默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波吉奥在他的晚年所写的一部著作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世界表现为涕泣之谷，并认为各种人的快乐是很少的。这种调子在以后流行起来。一些名人把他们生活中的幸与不幸做成一张借贷表，而一般是发现后者超过了前者。特利斯达诺·卡拉奇奥洛庄严地、并以一种几乎是挽歌的悲哀，描述了在1510年所能看到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命运。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以后把这种感情的基调用在人文主义者自己的身上，写成了他的有名的著作（见本书第275－276页）。某些这一类的主题，如列奥的命运，是最富于启示性的。所有关于他在政治上好的一面已经由弗兰切斯科·维托利所简单而美妙地总结过了；保罗·乔维奥和匿名氏所写的传记描绘出了列奥的快乐生活的图画；同一个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以冷酷的真实写出了他的繁荣昌盛所带来的暗影。

    另一方面，有的人有时在一些公共铭文中夸耀他们的幸运，我们读了不能不为之感到敬畏。波洛尼亚的统治者，乔万尼·本蒂伏利奥二世胆敢在他的宫城旁边新建的塔楼的石头上刻着：他的功业和他的盛运使他富有一切，所愿皆遂——而这竟是他在被放逐的前几年的事。当古人以这种口气说话时是感到要遭神妒的。在意大利，大概是雇佣兵队长们首先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来夸耀他们的幸运。

    但是，复兴了的古典文化并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它所培育出来的一般倾向来强有力地影响着宗教。古代的人和某些方面的古代制度是被认为优于中世纪的人和制度的；而在热烈模仿他们（它们）和使他们（它们）再现的企图中就没有人再注意到宗教。一切都被吸引到对于历史的伟大的赞赏中去了（参看第二编，第三章及以上各处）。于此之外，搞学问的人还加上了他们自己的许多特别的痴想，因此他们就成了一般人注意的目标。究竟保罗二世有多少理由来要求他的秘书官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对异端负责，自然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因为他的传记作者和主要牺牲者普拉提那（见本书第236、326页）在说明他在其他方面的复仇性格上，特别在使他扮演一个可笑的人物形象上，曾经表现出高度的技巧。直到叛逆罪的控诉破产以后，才向被告提出了不信上帝、异端、否认灵魂不灭等等罪名。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保罗二世的情况是正确的，他的确不是一个能在理智问题上做出判断的人。他懂的拉丁文很少，在宗教法庭上和在外交谈判上他都说意大利语。劝告罗马人除了读和写之外，不要教给他们的孩子们以任何东西的就是他。他的教士的狭隘观点使我们想起了萨沃那罗拉，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很公平地告诉他：如果文化使人们对于宗教怀有敌意，那么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的。然而，无疑地，他对于他周围的异端倾向也感到一种真正的忧虑。实际上，在那放纵的异端者，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宫廷上，人文主义者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这些大部分缺少固定原则的人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无疑地是要由他们所受的是什么影响来决定的。他们也不见得不能使基督教异端化（见第三篇，第十章）。例如我们看到乔维诺·庞达诺把这种混乱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不能不感到奇怪。他不仅把圣徒说成是“神明的”，而且把他说成是“神”；他认为天使和古代的神仙是一样的；他的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使我们想起了古代的阴曹地府。这种精神有时以极端放肆的形式出现。1526年，当锡耶纳受到一伙被放逐的人的攻击时，那个可尊敬的住持提吉奥（他自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在7月22日从床上起来，想起了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第三卷里所写的事情来，就举行弥撒，然后用他从书里读到的诅咒的话来咒骂敌人，只是把“大地之母和丘辟特神，我恳求你”改成“大地之母和基督主我恳求你”。在他这样做了三天之后，敌人撤退了。一方面，这些事情使我们注意到它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它也是宗教堕落的一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