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它把它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这种迷信的某些残余曾经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在意大利存留下来，因此就使全部迷信的复活格外来得容易。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详述想象力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单是这种想象力就足以使意大利人的批判精神受到抑制。

    由于世间很多不公平的和悲惨的现象，使得很多人的心里关于上帝在统治世界的信仰遭到破坏。另外一些人如但丁，则无论如何是把现世生活交给命运来摆布的，如果他们仍然保持一种坚定的信仰，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更高尚的命运是要在来世里实现的。但是，在灵魂不死的信仰开始动摇时，宿命论就占了上风，或者往往是先有了宿命论而以迷信灵魂说的动摇作为它的结果。

    这样打开的一个缺口首先是用古代的占星术，乃至是用阿拉伯人的占星术填补起来的。从星辰彼此间和对于黄道带十二宫的关系上来推论出未来事件和整个生命的进程，从而做出最重大的决定。在许多情形下，这样由于星辰的启示而采取的行动方针可能不比用其他方式所采取的更不道德。但是，这种决定往往必须靠牺牲荣誉和良心作出来。看看文化和知识在反对这种迷信上是如何地无力，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后者有人民热情的想象，有要求洞悉和决定未来的热烈愿望作它的后盾。古代文化也是支持占星术的。

    在十三世纪初，这种迷信突然出现在意大利生活的前列。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经常带着他的占星家提奥多路斯旅行各地；而埃兹利诺·达·罗曼诺所带的则是一大群这种待遇很高的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圭多·博纳托和那个长胡子的萨拉森人，巴格达的保罗。在一切重要事情上，他们给他规定日子和时间，而他所犯的一切重大罪行大概一部分就是从他们的预言中实际得出来的结论。不久，对于占星就没有任何顾忌了。不仅君主们，而且自由城市也都有了它们的正式占星家，并且在大学里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任命了这一门假科学的教授，他们和天文学家们肩并肩地一起讲课。人们都知道：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曾经和占星术斗争，但是他们的陈旧的理论很容易地遭到轻蔑的驳斥。教皇们一般不掩饰他们的观星，虽然庇护二世是一个可尊敬的例外；他对于魔法、预兆和圆梦也是轻视的。另一方面，优里乌斯二世加冕的日子和从波洛尼亚回罗马的日子都是由占星家为他推算出来的。就是列奥十世似乎也认为占星术的盛行是他任教皇时期的一种光荣，而保罗三世在占星家没有定出时间以前是从来不召开枢机主教公会的。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格高尚的人并没有让星辰超过一定限度地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而且道德心和宗教把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事实上，虔城优秀的人物不仅也有这种迷妄的思想，而且他们是真正站出来公开承认它的。佛罗伦萨的麦斯特罗·帕哥洛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和罗马后期的费尔米库斯·马特努斯都有一种使占星未有利于道德的同样的愿望。他所过的是一种圣徒的苦行的生活。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经常和在安吉利修道院里聚会的安布罗吉奥·加马多莱斯修士（见本书第479页）周围的那个虽小而有名的集团来往。他也常常和老柯西莫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柯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哥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但是，即使没有这种严格的道德，占基家们也会受到高度的尊敬并在各处出现的。他们在意大利也远比在欧洲其他国家为多。在其他国家里他们只是出现在大的宫廷上，并且也不是常见的。当占星术盛极一时的时候，意大利的所有大户户主们都雇用着一个占星家。但必须附带说明的是：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由于这一门学问的书籍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已经广泛流传开。所以也产生了一种业余的占星家，他们尽可能地步那些占星专家们的后尘。最坏的一类占星家是那些借占星术来实行魔法或者把它当作魔法的外衣的人们。

    但是，抛开后者不谈，占星术也是当时生活上一个可悲的特征。当这种要知道将来和决定将来的盲目的**取消了人们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时，所有那些天赋甚高、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人们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有时当星辰给他们送来一个太残酷的消息时，他们设法振作起精神，自己努力下去，并大胆地说：“贤者支配星辰”，然后又重新陷入以前的迷惆中去。

    在一切较高级的家庭中间，给儿童算命被看作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人们往往半生都在为一种毫无根据的预料，为那从未发生的事情而烦恼着，而这种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一个大人物不能不做出任何一个重要决定时，就去问星辰，甚至做任何一件事情何时着手的时间也要和星辰商量。君主出外旅行、接待外国使节、公共建筑物的奠基都靠星辰的回答来决定。上边所说的圭多·博纳托由于他的个人活动和他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巨大的系统的著作，是应该被称为十三世纪的占星术的复兴者的。他的一生中有一个关于建筑方面的突出的例子。为了结束弗尔利的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他劝说居民们重建那个城的城墙，并在他自己指明的星座之下来开始动工。如果当时两个人，一个党派一个，在同一时刻各在城基上放下一块石头，从此在弗尔利将永远不会再有党派之争。一个圭尔夫党员和一个吉伯林党人被选出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个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把石头拿在手里，工人们拿着工具站在旁边等待着，博纳托发出了号令，那个吉伯林党人把石头投在了城基上。但是那个圭尔夫党人犹疑了，最后他根本拒绝做任何事情，理由是博纳托本人是一个吉伯林派，他可能是在计划着某种秘密的反对圭尔夫派的有害的勾当。于是那个占星家对他说：“因为你怀有不相信人的恶念，上帝将惩罚你和圭尔夫派；在未来的五百年内，这个星座将不会在我们的城市上边出现。”事实上，不久以后，上帝果然毁灭了弗尔利城的圭尔夫派，但是，那位年代记作家在1480年左右写道：现在这两个党派已经完全和解了，人们再也听不见它们的名字了。

    在依靠占星术决定的许多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战争时期靠它做出的决定。同一个博纳托为那个伟大的吉伯林派领袖圭多·蒙特费尔特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一个吉利的进军时刻。当蒙特费尔特罗再也没有他陪随时，他就失去了维持他的**统治的勇气，并入了圣芳济修道院；在那里当了很多年僧侣，一直到他的去世。在1362年和比萨的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们的占星家决定进军的时刻，并且由于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走一条迂回的道路通过这个城市而几乎误了时间。在以前的场合，他们曾经由圣保罗街出发，结果战争不利。显然有一些不吉利的预兆是和从这条街出去攻打比萨有关系的，因此军队现在是从罗萨门出去。但是，因为许多支在那里晒着的帐篷没有被取走，军旗不能不放倒——这又是一个不吉的预兆。几乎所有雇佣兵队长都相信占星术，这一个事实肯定了占星术在战争中的影响。亚科波·卡尔多拉患了很严重的病，却怡然自得，因为他知道他命中注定是要死在战场上，后来果然如此。巴尔托洛缪·阿尔维亚诺相信他头上的创伤和他的军队指挥权同样都是星辰的赐予。尼科洛·奥尔希尼·皮蒂利亚诺请求物理学家和占星家阿利桑德罗·本尼迪特，为他决定一个和威尼斯订立契约（1495年）的有利时刻。当佛罗伦萨人在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保罗·维特利为他们的新雇佣兵队长时，他们授予他的司令指挥棒是按照他自己的希望用星座图来装饰的。但是，也有象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那样的将领，他们是不容许他们的进军时刻由预言家来决定的。

    有时，不容易指出在重要的政治事件上，究竟是事前去占星，还是仅仅由于事后的好奇心而去强迫那些占星家找出决定那个结果的星座。当吉安加利佐·维斯康提（见本书第32页）以一种巧妙的计谋把他的叔父贝尔那波及其家属一起囚禁起来时，一个同时代人告诉我们：当时木星、土星和火星都在“双子星座”里，但是我们说不出来究竟那件事情是不是因此而才决定的。又政治上的预测也往往和星辰的运行同样地决定着占星家的意见也是可能的。

    整个中世纪的后半期，全欧洲都由于瘟疫、战争、洪水和地震的预言而战战兢兢，在这方面，意大利也决不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此永远为外国人入侵敞开意大利大门的1494年，这一凶年曾有很多不幸的预言作过预报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只是不能说象这样的预言是不是每一年都有。

    这种思想方式十分坚实地扩展到了我们几乎没有想到会遇到它的领域里。如果个人的整个外部的和精神的生活决定于他出生时的情况，那么这同一法则也将支配成群的人和历史的产物——即，民族和宗教；而随着这些事物的星座的变化，这些事物本身也将发生变化。每种宗教都有它的诞生日的这种观念，首先和这些占星术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进入到意大利文化内，它主要是渊源于犹太和阿拉伯的。人们告诉我们：木星和土星会合产生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木星和火星会合产生了迦勒底人的信仰；和太阳会合产生了埃及人的信仰；和金星会合产生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和水星会合产生了基督徒的信仰；而木星和月亮的会合将有一天产生反基督的宗教。切科·德·阿斯科利曾经很亵渎地推算过基督的生辰并从这种推算得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论。为了这事，他于1327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在火刑架上。这种学说的结果只能使人们对于精神事物的整个看法趋于阴暗。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时清醒的意大利人为反对这种迷信大军而掀起的斗争。尽管有对于占星术的巨大的不朽的沤歌，如帕多瓦美术馆和费拉拉的布尔索夏宫（斯基法诺亚）的壁画，尽管有甚至象老贝罗阿尔都斯那样的人的无耻的赞颂，但也并不缺少有思想的和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反对它。古人固然也为占星术开辟了道路，但是他们所说的一切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常识和观察得来的。佩脱拉克对于私人交往所认识的那些占星家的态度是一种极端的轻蔑；对于他们的那套谎言没有人比他看得再清楚的了。小说，从它们开始出现的时候起，从《古代故事百篇》起，就几乎总是对于占星家怀有敌意的。一些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作者却能勇敢地摆脱那些他们不得不把它作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记录下来的迷信。乔万尼·维兰尼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任何星座能够征服人的自由意志或上帝的意旨。”马提奥·维兰尼宣称：占星术是佛罗伦萨人从他们的异教祖先罗马人那里，和别的迷信一起继承过来的一种恶习。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文字上的讨论，而是由赞成和反对它的双方公开地展开了争论。在1333年的和1345年的再一次的可怕的洪水之后，占星家们和神学家们非常细致地讨论了星辰的影响，上帝的意旨和他的惩罚的是否公正。这些斗争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来没有停息过。我们可以断言：那些反对占星术的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因为他们赞成占星术比反对它更容易讨好大人物。

    在“豪华者”洛伦佐那一群人里边，在他的最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分歧的。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赞成占星术，并推算出这个家族的儿童们的命运，预言小乔万尼，以后的列奥十世，有一天必做教皇等等，这件乔维奥要我们相信的事完全是一种捏造——但是，其他成员则是相信占星术的。另一方面，皮科·德拉·米朗多拉以他的有名的驳斥在这个问题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他发现这种信仰是一切不虔诚和不道德的根源。他认为：如果占星家有任何信仰的话，他一定信仰星辰而不是信仰上帝，因为他们认为星辰是一切善恶祸福的来源。一切其他迷信都把占星术当作一个现成的工具，它是给“地卜”、“手相”和各种魔法服务的一个婢女。关于道德，有人认为天上的星辰是人们有没有道德的原因，他认为没有比这种意见再能产生罪恶的了，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永恒的幸福和惩罚的信仰也必然消失了。皮科甚至于不厌其烦地用归纳的方法来抵制占星家，并发现：在一个月当中，他们关于天气的预言有四分之三是错误的。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这部书的第四卷里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意志和神在统治世界的积极的基督教学说，这种学说比所有信仰复兴运动的讲道师加在一起似乎对全意大利的受过教育的阶级产生了一种更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后者在这些人们身上常常是失败的。

    他的著作的第一个效果是占星家们不再发表他们的学说，而那些已经印行了这类书籍的上也或多或少地以之为耻。例如乔维诺·庞达诺在其所著《论命运》中曾经承认这门学问并曾在其巨著（其中的几篇是献给他非常尊重的朋友和与他有共同信仰的阿尔多·曼纽奇、彼埃特罗·本波和桑纳札罗的）中，仿照老费尔米库斯的文体详细阐述了它的整个学说，把每一种身体的和精神的特质的产生都归之于星辰。这时候在他的对话体《亚吉狄乌斯》中，即使不是放弃了占星术，也至少是放弃了某些占星家，并且大声歌颂使人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自由意志。占星术或多或少地仍在流行，但看来不象以前那样地能够支配人们的生活了。曾经在十五世纪里大力来助长迷信的绘画艺术，这时也表现了不同的思想风格。拉斐尔在画齐吉礼拜堂的穹窿时，表现了各种星辰的神和星空但却为美丽的天使形象所看守和引导，并从天上的永生的圣父那里接受赐福。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开始在意大利起着反对占星术的作用。西班牙人对它不感觉兴趣，甚至将领们也不例外，那些想要讨好他们的人就公开地和这一门半异端和半伊斯兰教的学问宣战。圭奇阿尔狄尼在1529年说的话是对的，他写道：“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但是，这种对于占星术的轻视却不一定把人们引回到信仰上帝上。它能够同样容易地导向一种模糊的宿命论。

    在这一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没有能在文艺复兴的动乱时期中健全地向前发展，因为这时发生了外国侵略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这些原因来干扰，它自己的力量一定会使它完全摆脱这些虚妄的谬想。那些认为外国人的屠杀和天主教的反动都是必然（对于这种必然意大利人民自己是惟一应该对之负责的）的人们将把他们所造成的精神破产看作是一种应有的报应。但是，欧洲其余各地也间接地受到了偌大部分的惩罚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相信预兆同占星术比起来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很大害处的事情。中世纪到处都曾经大量继承了各种异教的这些东西，而意大利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不同。意大利所特有的是人文主义对于人民迷信的支持。异教的遗产在这里得到了异教的文学发展的支援。

    在意大利人中间流行的迷信大部分是建立在预兆和从不吉利的事件上得出来的结论上的，很多魔术，大部分属于无害的一类的，都和这些预兆与结论有联系。不过，也并不缺少有学问的人文主义者大胆地嘲笑这些迷信。我们关于这些迷信的了解一部分就是从他们的攻击当中得来的。乔维诺·庞达诺，前面已经提到的那部占星术巨著的作者，在他的《渡神》里，同情地列举了一大串那不勒斯的迷信——如妇女们对于鸡或鹅患了舌病时所感到的悲哀；贵族们由于一只猎鹰没有回家或者一匹马扭伤了蹄子而感到忧虑；阿普利亚的农民在疯狗没有被逮住的时候，在三个礼拜六晚上所念诵的魔术咒语等等。象在古代一样，一般认为动物界在这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国家所豢养的狮子、豹和其他野兽的动作给人们以很多的思索材料，因为它们被看作是国家的活的象征。在1529年佛罗伦萨被包围期间，一只飞进城里的鹰被击中，执政官给了那个送信人四个金币，因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某种时间和地点对于某种行动是有利或不利的乃至是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的。瓦尔奇告诉我们：佛罗伦萨人认为礼拜六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一切重大的事件，好的和坏的，一般都在这一天发生。他们反对通过一个特别的街道出兵作战的成见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在佩鲁贾的城门中，“象牙门”是被认为吉祥的，巴利奥家族的人们总是从那里出去作战。中世纪时流星和天象在意大利家在其他地方一样地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一般人的想象力能够把天空中异常密聚的阴云看成为作战的大军，并能够从高空中听到火拼的声音。当这种迷信和宗教上的事物结合起来时，象圣母像哭泣或者闪动她的眼晴时，或者象某种被认为是不虔诚的行为将招来普遍的灾难，因而人民要求赎罪，它就成为更严重的事情了。1478年，当皮亚琴察遭遇到长期的暴雨时，人们说：在某一个曾于最近埋葬在圣弗兰切斯科教堂里的高利贷者的尸首没有从圣地挪出去以前，是不会有晴天的。因为主教不大愿意把那个尸首掘出来，这个城市的青年人们就强行把它挖出来并在街上拖来拖去，纷纷扰扰，使它受到以前的债务人的凌辱，最后把它投掷到波河里去。甚至波利齐亚诺在谈到1478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叛变领袖，吉亚科莫·帕齐时（这个叛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也接受了这一个观点。当他被处死的时候，他以吓人的话把他的灵魂交由撒旦来摆布。这里也是接着下起雨来并且眼看着要毁坏庄稼；这里也有一群人，大多数是牧民，挖掘出了他在教堂中的尸体，立刻云散天晴，出现了太阳，那个伟大的学者接着说：“幸运给了人民的判断以如此仁慈的报答。”那个尸首先是扔在了一个污渎的大坑里，第二天又挖出来，经过一场可怕地游行全城之后，被扔进阿尔诺河里。

    这些事情以及相类似的事情带有一种民间的性质，并且在十世纪和十六世纪都可以同样发生。但这时却有了古代文学的影响。我们肯定知道：人文主义者特别容易感受怪异和预兆，我们也已经引证过这种例子。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波吉奥身上找得到。就是这个否认高贵出身的权利和人们的不平等（见本书第354页以下）的激进的思想家，不仅相信中世纪的一切鬼怪故事（见波吉奥原著第167、179页），而且也相信那些拟古形式的怪异，象人们所说的曾经在尤金尼斯四世最后一次访问佛罗伦萨时发生的事：“在科摩附近，有一天晚上人们曾经看到有四千条狗走向德意志，后边跟着一大群牛，再后边是大队的步兵和骑兵，有一些是没有脑袋的，有一些虽有脑袋但也几乎看不见，接着是一个巨大的骑士，在他后边跟着另外一群牛。”波吉奥还相信喜鹊和乌鸦的战争（见波吉奥原著第180页）。他甚至于讲过一个流传很久的（也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它）古代神话。在达尔马提亚的海边出现了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长着胡子和犄角，下部有鳍和尾巴，是一个真正的海怪。他每天从岸上抢走女人和儿童，直到五个大胆的洗衣妇用棍子和石头把他打死。在费拉拉展览的这个怪物的一个木制模型使波吉奥认为这一整个故事是可信的。虽然不再有神托和神占的可能，但随便地翻开维吉尔的著作，把所翻的一段当作一个预兆（“维吉尔占卜”）又重新成为流行的事情了。在古代末朝流行的相信恶魔，对于文艺复兴也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可能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扎姆布利科斯或阿巴蒙的关于埃及人的秘术的著作，在十五世纪末印行了拉丁文译本。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并没有摆脱这些以及其他罗马衰亡时期的新柏拉图式的梦想。关于相信恶魔和与这种迷信有关的魔术我们必须在这里简单地说上几句。

    在意大利，民间对于所谓鬼神世界的信仰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几乎是一样的。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鬼，也就是死人的重新出现；如果说对鬼的看法在任何方面和在北方国家里边所流行的有所不同，不同只表现在“阴魂”这一古代名称上。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阴魂出现，就要做两台弥撒以求得它的安息。坏人的鬼魂像貌狰狞可怕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但和这一起还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死人变成的鬼普遍都是凶恶的。邦德罗故事中的教士说，死人杀害小儿。这好象是认为有某种和灵魂不同的阴魂，因为灵魂是在炼狱中受苦，而当它再出现时就只是哭泣和祷告。为了镇压鬼，曾经掘开坟墓，破坏尸体，烧化心脏并使它的灰随风飘散。在另一些时候，出现的不是一个人变成的鬼，而是一个事件——过去的一种事态的幻影。所以在米兰，在康加的圣乔万尼礼拜堂附近，维斯康提旧宫城旁边的邻人们讲出了在那里出现的凶恶的景象。因为在这里贝尔那波·维斯康提曾经使他的暴政之下的无数的牺牲者受到酷刑或被绞死。如果在这里看到一些异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一天晚上，一群穷人手里拿着蜡烛出现在佩鲁贾的一个不正直的贫民救济委员面前并围着他跳舞；一个巨大的形象用一种威胁的声调代表他们说话——那是救济院的保护圣徒圣亚罗。这一类的信仰都是很自然的，所以诗人们能把它们当作每一个读者都了解的事情来引用。卡斯蒂利昂曾经很巧妙地表现了被杀死的洛多维科·皮科出现在米朗多拉围城下的形象。不错，就是诗人本身已经摆脱了这些观念，他还是很随便地在诗歌里采用这些故事。

    意大利也和中世纪的其他民族一样地相信恶魔。人们相信：上帝往往容许各种魔鬼对世界的某些地方和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发挥一种破坏的作用。唯一的保留条件是被魔鬼诱惑的人能够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抵抗。在意大利，恶魔的力量，特别是表现在自然变异的事件上，很容易具有一种带有诗意的伟大的性质。在1333年阿尔诺河流域大水灾的前一夜，住在瓦洛姆布罗萨溪谷上边的一个虔诚的隐士在他的小屋里听到了一阵凶恶的吵闹声。他在胸口划着十字走向门前，看到一群黑色的凶猛可怕的武士穿着盔甲，驱马奔驰。当他们被恳求站住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说：“因为佛罗伦萨有罪，我们去淹没那个城，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可以和这个相比的是几乎同时代在威尼斯发生的一个幻象（1340年）。威尼斯画派的一个伟大画家，大概是乔治昂，把这个幻象画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画中，一只载满了恶魔的大帆船象鸟一般地飞驶在风雨交加的礁湖上，去毁灭那个充满了罪恶的岛城，直到三个圣者在没有人觉察时跨进了一个穷苦舟人的小船，驱除了这些恶魔，把他们连同大船一并送入水底。

    于这种迷信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幻想，那就是人们使用魔术可以和恶魔发生关系，并借他们的帮助来达到贪婪、野心和肉欲的目的。在许多人试图实行以前，大概有不少人已被告发犯有这种罪；但是当这种所谓魔术师和女巫开始被烧死时，有意识地采用这种邪术的事就更加频繁。随着被怀疑的受害者牺牲在火中时所冒起来的烟，散布了一种使许多堕落的人物沉迷在魔术中的毒烟；他们和许多有心术的骗子联合在一起了。

    大概从罗马人的时代起，以一种原始的和民间的形式一直不间断地流传下来的迷信就是女巫的妖术。女巫，只要她把自己仅限制在占卜上，可能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