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已经名存实亡。

    以上所述关于从事非歧视性工作的这类机构在功效方面的情况，也适用于以同样动机从事这类工作的个人，虽然，用于个人时，比用于有组织的机构时，也许要加以更多的斟酌。用浪费支出和不深悉粗俗生活——不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的有闲阶级准则来衡量价值的这种习惯，对有意办理一些公共福利事业的那些个人说来，必然是牢固存在的。若果有人忘记了他的地位，把他的力量用到了对平民生活实际有效的方面，这时社会常识——金钱的礼仪观念——就会起来否认他的工作，把他纠正过来。有些富于公德心的人们，纯粹(至少在表面上)为了促进某方面的人类生活的利益而捐出了一部分遗产，从这类遗产的管理情况中，就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论点的例证。至于捐款的用途，在目前最常见的是设立学校、图书馆、医院和贫病者收容所。在这类情况下，捐款人的公开目的是在捐款用途所指明的那个方面对人类生活有所改善；然而势所必然的结果是，在执行工作中会存在不少别的动机，往往与原来的动机相抵触，于是从捐款中划出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就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它的具体安排。例如，可能有某些捐款是特为划出来作为建立弃儿教养院或病弱者休养所的基金的。然而这种基金在使用时转向到荣誉的浪费支出方面，这并不是不常见的情况，这种情况简直要使人感到惊讶，甚至觉得可笑。基金中很大一个部分会用来造起一座大楼，外面用的全是艺术上一无可取而代价高昂的石块，上面雕满了奇形怪状、全不相称的花纹，再加上城垛式的墙垣和角楼，高大的门面和要塞式的进口，看上去就像是未开化时代作战方式下应用的一座堡垒。建筑的内部也同样表明，一切是在明显浪费和掠夺侵占的准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必细谈下去，但再提出一点，例如，窗户的布置，用意并不是在于为屋内的那些受助者谋方便或享受，以与其表面目的相符合，而是在于使屋外的偶然一到的观光者，对屋内的金钱的美点便于留下印象，至于室内一切细节上的布置，其用意也总是在于尽可能求其符合于这种金钱美感的迫切要求。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捐款者本人对于这样的措施有什么不满，也不是说，假使由他自己来主持，在措施上就会有什么两样；看来即使在其本人亲自指导下——那就是不采取遗赠方式，而由捐款者直接付款并监管这类事业——其管理的目的和方式在这些方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还有一层，如果用与上述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基金，也不会使受助者或者其安乐与虚荣未受到直接影响的局外旁观者感到满意。经营这类事业时，如果当真采取这样的方针，即为了适应设置基金的原来的、实际的目的，对手头资金直接作最经济、最有效的作用，那就不会符合任何人的要求。一切有关的分子，不论其关系是直接的和自私的，或只是处于旁观地位的，都认为支出的一个相当部分应当用之于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却是由掠夺侵占和金钱浪费下的歧视性对比的习性产生的。这里所表明的只是，竞赛准则和金钱荣誉准则的渗入社会常识竟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即使是表面上完全在非歧视性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类事业，也不能闪开或抗拒这些准则。

    情况甚至是这样，这类事业正是由于非歧视动机的假定存在，才具有荣誉的价值(即以此作为提高捐款者的荣誉的一个手段)；但是尽管这样，歧视性利益的指导支出并不因而受到妨碍。源自竞赛或歧视的动机在这类非竞赛事业中的有效存在，在上述各种机构的任何一种中都会详细、具体地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类荣誉性布置的迹象显露出来时，一般总是要有所掩饰，说这类布置是属于审美、伦理或经济利益范围的。这类来源于金钱文化的标准和准则的一些动机，会暗暗地转换非歧视性一类的努力的有效服务方向；但主持其事者的一片好心不会因此引起不安，他也不会由于他的工作在本质上不切实际而心情纷乱。这类动机的影响可以一直追究到非歧视改革事业的组织的整个范围，而这类事业却是富有阶级公开的生活方式中很重大的、并且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证。关于这个现象的理论方面当已充分明了，不必再进一步举例说明；况且对于这类事业之一——高级学识的研究机构——在另一章里还将作出一些比较详尽的探讨。

    有闲阶级在工业形势前是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掠夺期前野蛮文化下所特有的那类非歧视性冲动，似乎有一种类于复归的倾向。这种复归倾向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业观念，另一方是懒散和亲睦习性。但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中，以金钱的或歧视性的价值为依据的行为准则，阻碍着这类冲动的自由发挥，由于这些行为准则的显著存在，于是以非歧视性利益为依据的努力就转变方向，为金钱文化所依据的那类歧视性利益服务。在这里的研究意义下，金钱礼仪准则是可以归纳为浪费、不求实际和凶暴这些本质的。在从事社会改良工作的事业中，同其他类型的活动一样，礼仪上的要求是牢固地存在着的，这类要求对任何事业的管理和经营，在种种细节上发生着淘汰和监督作用。礼仪准则通过对一些方式方法在细节上的指导和修改，会极其有力地使一切非歧视性愿望或努力归于无效。不求实际这个普遍的、非个人性质的、冷酷的原则是经常存在的，它的妨碍作用，使许多残存的、应列入作业本能项下的掠夺期前的性格倾向，无法获得有效表现；但是这个原则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这类性格倾向的遗传，也不能阻止它们作为一种冲动不断再现，从而使它们获得表现机会。

    在金钱文化后期的进一步发展中，为了避免引起社会反感必须脱离工业操作这一条件，竟严格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一切竞赛性业务也在禁止之列。在这个进展时期，金钱文化对竞赛的、掠夺的或金钱的这类职业价值的重视程度，同工业或生产一类的职业比起来有所降低，它消极地有助于非歧视性格倾向的保持。上面已经指出，这种脱离对人类有实用的一切业务的要求，对上层阶级妇女比对任何其他阶级格外严格；属于某些教派的教士也许可以认为是例外，但例外的性质看来也只是表面的，不是实质的。上层阶级的妇女必须过不求实际的生活，对这一点的坚持，比金钱等级和社会等级相同的男子还要趋于极端；其理由在于前者所处的地位不仅是高等有闲阶级，而且又是代理有闲阶级。她们所以要彻底脱离生产劳动，是含有双重理由的。

    有些有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职能一类问题上，是足以代表社会上有识之士们的意见的。他们曾反复说明，而且也说得很恰当：任何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社会所达到的文化水平的最明显指标——或者还可以引申一下，是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最明显指标。这个说法指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时，似乎比指任何别的方面的发展而言时，来得更加正确。同时，在任何社会中或在任何文化下，妇女在公认的生活方式中所被指定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某些传统的一种表现，这类传统是在早期发展的环境中形成起来的，对于现在的经济环境或现在人们的性格和思想习惯的要求，只是部分地相适应，而生活在现代经济环境之中的妇女，她们的活动却是受现在的性格和思想习惯的影响的。

    上面对经济制度的发展作一般讨论、对代理有闲和服装问题作专题讨论时，曾经附带提到，妇女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同阶级的男子所处的地位比较，更加广泛和更加彻底地和作业本能的刺激不相协调。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妇女的气质中，含有爱好和平、反对不求实际这一本能的较大成分。因此，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妇女，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局势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具有比较深切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情况。

    从“妇女问题”的种种方面，足以婉转地表明，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妇女生活，是怎样地处于一系列常识的支配之下，而这类常识却是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环境中构成的。现在人们仍然觉得妇女的生活，就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来说，根本是、并且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代理性生活，其功过或荣辱，必然应当归之于对这个妇女居于占有或保护地位的某一个人。因此，妇女如果有任何违犯公认礼法的某一禁条的行动，就会觉得，这将直接影响到这一女子所属的那个男子的体面。当然，关于妇女意志薄弱或性情乖张这类问题，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意见未必会完全一致；但社会对于这类事件作出常识判断时，毕竟是不会有多少犹疑余地的，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了男子的保护权受到损害的问题，人们对于男子方面的这种观念的正确性，也很少会发生疑问。另一方面，如果男子发生了不端行为，却不会怎么损害和他同居的那个女子的名誉。

    因此，以幸福与优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而言，派给女子的那个“领域”；是附随于男子的活动力的，如果她越出了这个指定的义务范围的传统，就要被人认为不守妇道。如果牵涉到公民权利或参政权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常识——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的合理的表示——会告诉我们，在国家或在法律之前，女子不宜亲自直接参与，而应该由她所属的那个家族的家长来居间。一个女子而热中于自决自主或自我中心的生活，是同她的娇柔风度不相称的。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女子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直接参加社会事务，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一点所表现的，是我们在金钱文化传统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习惯。“那些‘把妇女从被男子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之类的叫嚣，在相反的意义下用斯坦吞(E．C．Stanton)『斯坦吞(1815—1902)，美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指导者。——译者』那句简单明了、富有表现力的话来说，‘简直是胡说八道’。两性的社会关系是上帝决定的。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说，其中的一切好的东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所谓“家庭”，是以一个男性为长的家族。这种见解——一般表示得甚至还要露骨——是关于妇女身份问题的通常见解，在文明社会中不但一般男性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在妇女方面也是这样。妇女对于礼法上的要求具有极其敏锐的感觉；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对于礼法硬性规定的一些细节觉得很不舒服，这也是实情，但是她们很少会不认识到，出于事态的必然性和旧习惯的神权，当前的道德律是把妇女安置在附随于男子的地位的。总之，按照妇女自己的美与善的观点来看，妇女的生活也应当是、而且在理论上必然是男子生活的次一级的表现。

    虽然人们普遍存在妇女所处的地位是既适当而又自然的这样一种感觉，但也可以看到在许多人中正在发展另一种见解，即关于保护制和代理生活的整个安排以及其间的功过的看法，总不免是一种错误。或者至少有这样的感觉，即使就一定时间和空间说来这是自然成长的并且是一个适当的安排，即使有其显然的审美价值，但它仍然不能充分适应现代工业社会中比较日常性的生活目的。即使是有教育的上层和中层阶级那部分为数很大、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妇女(在她们对传统礼法持有的冷静、严肃的观念下，身份关系是能投其所好的，她们觉得它是根本正确、永久正确的)，即使是这些态度保守的人，一般也未尝不感到在这方面的事物的现状与事物的应有状态这两者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存在些细微差别的。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比较不受羁勒的现代妇女，由于年龄、教育或气质关系，对于从未开化文化流传下来的身份传统是在某种程度上不表同情的，这类人对自我表现冲动和作业本能也许具有过度的复归倾向，这样就在这类人当中产生了不满情绪，其情况异常生动，不容轻轻放过。

    在这个“新妇女”运动——这是用来称呼要把妇女恢复到冰河期前地位的一类盲目的、支离散漫的努力的——中，至少含有两个辨别得出的因素，两者都是属于经济性质的。这两个因素或动机是用“解放”和“工作”这种含糊的口号来表达的。人们认为这两个字眼所代表的，都是与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有关的一些想法。即使是那些看不出有什么对现状不满的真正理由的人们，对于这种情绪的广泛存在也抱着认可态度。提出这种不满情绪应当获得补救的意见最热切、最频繁的是工业最发达社会中富裕阶级的妇女。这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要从身份、保护或代理生活的一切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相当严重的要求。有些妇女的生活方式是从身份制传下来的，具有最浓厚的代理生活的色彩，有些社会处于高度的经济发展阶段，离适应传统生活方式的环境最远；在这类环境下，上述情绪激动表现得最为显著。有一部分妇女，在荣誉准则之下，被排除于一切有实用工作之外，其整个生活沉溺在有闲与明显消费中——解放要求就是从这部分妇女当中产生的。

    有很多批评家误解了这个新妇女运动的动机。有一位有名的社会现象评论者，最近对美国“新妇女”情况，在带些激动的心情下作了如下的概括：“她是她丈夫所宠爱的。她的丈夫是世上最忠实、工作最努力的。……她在教育程度上以及差不多其他一切方面都胜过她丈夫。她受到了各方面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拂。然而她还是不满足。……安格鲁撒克逊‘新妇女’是现代最荒谬的产物，是注定要成为这个世纪最糟糕的落伍者的。”这番话也许说得很在理，但是其间除了谴责以外什么也没有，徒然使妇女问题更加模糊。作为一个新妇女，她所不满的，正是这个典型的描绘中所认为的应当使她感到满足的那些事物。她是娇生惯养、备受宠爱的，她可以、甚至有必要大量地、明显地进行消费——为她的丈夫或别的自然监护人进行代理消费。她是可以避免、甚至不允许参加那些粗鄙的、有实用的工作的，为的是要为她的自然(金钱)监护人的荣誉执行代理有闲。这类职业是不自由的传统标志，同要求进行有目的活动的人类冲动是不相容的。妇女是具有她的那一份作业本能的，而且有理由可以相信，她所具有的还不止是平均的一份；对这一本能说来，不求实际的生活或消费是最可憎嫌的。她对于她所接触的经济环境下的直接的、无居间的刺激发生反应时，一定要发挥她的生命力。对妇女说来，那种要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过她自己的生活的冲动，那种要比在隔一层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参加社会工业操作的冲动，也许比男子更加强烈。

    妇女所处的地位假使始终是艰苦力作，一般地说就会相对地满足于她的命运。这时她不但有些具体的、有目的的事体要做，而且也匀不出时间，也来不及分心，使她自己产生反抗情绪，使她遗传得来的自决自主习性获得抬头机会。当妇女普遍从事劳役的这个阶段过去，代理有闲成为富裕阶级妇女的公认职务以后，那种要求她们遵守礼仪性的不求实际的金钱礼俗准则的习惯势力就会发生作用，足以长期地防止那些心高气傲的妇女对自决自主和“讲求实用的领域”有任何情感上的靠拢。在金钱文化的初期阶段，情形尤其是这样。那个时候有闲阶级的有闲，在性质上大部分仍然是一种掠夺活动，仍然是统治力的积极发挥，其间含足够的歧视性具体目的，足以使人们把这类活动认真地当做一种职业，问心无愧地从容参与。在某些社会里，这样的情况显然一直继续到现在。就各个个人来说，这种情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各人对身份观念有深浅不同的印象，作业冲动禀赋的强弱各有不同，因此这种情况存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些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与以身份为依据的生活方式已经不相配合，因此人们已不再感到个人服从关系是惟一“自然的”人类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些驯服性较差的个人中，那种从事有目的活动的古老习性将逐渐抬头，掠夺文化和金钱文化遗留在我们生活方式中的那些比较后起、比较肤浅和短暂的习性与观点将引起反感。当在掠夺阶段与准和平阶段的锻炼中形成的那类性格与人生现，同后期发展的经济局势不再能相当密切地适应时，上述的一些习性与观点在那个社会或社会中的那个阶级，就要失去强制力量。就现代社会中一些工业阶级的情况来说，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对它们说来，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尤其是身份因素，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约束力量。在上层阶级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方式上有所不同。

    由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而来的习性，是民族中某些基本素性与精神特征的比较短暂的变形；这些素性和特征是在早期、原始类人猿文化阶段的长期锻炼中构成的，那个时候过的是和平的、比较未分化的经济生活，生活的锻炼是在比较简单、较少变化的物质环境的接触中进行的。当由竞赛生活引起的一些习性不再能与当前经济要求相适应时，一个崩解过程即行开始，一些比较后起的、普遍程度较差的思想习惯，不得不在民族中比较悠久的、更加普遍的一些精神特征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让步。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妇女运动所标志的是，向比较广泛类型的人类性格复归的一种倾向，或者可以说是人类性格在较少分化的形态上的表现。这样的人类性格类型，应当看做是原始类人猿性格的特有形态，如果就其主要特征的实质而不就其形式来说，其所属的文化阶段也许可以说是“次人类”的。这种社会发展显示了复归到经济演进中早期、未分化阶段所特有的精神态度的形迹；就这一点来说，这里所说的运动或演化特征在这一点上的特有表现，当然是为其他方面的近代社会发展所共有的。这种从歧视性利益的支配转向到古老性格的一种普遍复归倾向，并不是全然无迹可查；虽然，这类痕迹既不多，也不是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身份观念的普遍衰退，就未尝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做是这方面的迹象。此外，对于人类生活中那类不求实际的表现的不满，对于但求个人利得而以集体或其他社会团体为牺牲的那类活动的不满，这类心情的再度显露，也属于上述迹象。还有一个看得出的倾向，即反对以痛苦加之于人，反对一切侵掠**业；即使这类歧视性利益的表现，对社会，或对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个人，并不造成明显的物质损害，这类反对的表示也显然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在态度上无所偏颇的人的见解是这样的：典型的人类性格是有助于和平、亲善和经济效能的那种性格，而不是有助于自私、凶暴、欺诈和统治生活的那种性格。

    有闲阶级在这种原始类人猿的人类性格的再现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贯支持、也不是一贯阻碍。就那些原始性格特征禀赋格外强烈的人来说，有闲阶级使它的成员得以脱离金钱竞争，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因此直接增加了这类人的生存机会；但在间接方面，由于执行对商品和劳务作明显浪费的有闲阶级准则，有闲阶级制度是减少了这类人在全体人民中的生存机会的。浪费的礼仪上的要求，吸收了歧视性竞争中的人们的剩余精力，使他们再没有余力在非歧视性生活方面有所表现。就礼仪锻炼这一层的、比较非具体的、精神上的影响来说，与上述情形对照，它不但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而且在向同一目的前进的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也许更加有效。礼仪生活的准则是歧视性对比原则的加工，因此这类原则一贯要制止一切非歧视性努力，支持自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