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要求的压迫和身份制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教派以及属于这类教派的宗教信仰礼俗，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不断地趋于崩解。在崩解的进程中，渐渐地有某些别的动机和冲动同信仰态度搀杂在一起，这些动机和冲动并不一定源自神人同形同性信念，也不是起源于个人服从习性。这些在后期信仰生活中同信仰习性混合在一起的附属冲动，并不都是与信仰态度或对现象演进中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理解相顺应的。它们的来源不同，它们对信教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也不是属于同一方向的。它们在多方面侵犯了个人服从或代理性生活的基本规范，而经过根究可以发现，作为后者的实际基础的乃是宗教礼俗与教会及教士制度。由于这些相异动机的存在，社会的与工业的身份制逐渐崩解，个人服从准则失去了得自不断的传统的支持。外来的习性和倾向侵入了这个准则所占有的活动领域，于是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教会和教士结构被部分地转用于别的目的，而这类使用目的与过去教士制度全盛时代的宗教生活旨趣，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这类影响到后期发展中的信仰方式的相异动机，其中可以提一提的是仁爱和亲睦，或者是欢乐，或者说得更广泛些，是人类团结与同情观念的各种表现。这里还可以提到一点，有些人对于宗教结构的实质可能已经准备放弃；由于有了这类外来的使用方式，宗教结构，即使对这些人说来，也得以在名义上和形式上持续存在。动机中还有一个更加特殊、更加普及的，足以在形式上支持宗教生活方式的相异因素，那就是不带有虔诚意味的对环境的美的调和观念，在神人同形同性概念的内容消失以后，这一观念就作为近代信仰行为中的一个残余而存在。这一观念由于与服从动机相混合，对教士制度的维持很有帮助。美的调和这一观念或冲动根本不是属于经济性的，但是在工业发展的后一阶段，对个人经济目的上的性格的形成，却有很大的间接影响。它在这方面最显著的影响是，使相当显著的自私倾向得以减轻，上述倾向是从处于早期的、比较有权能的状态的身份制传统遗留下来的。因此，美的调和这一观念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宗教信仰观念起着阻碍作用。前一观念，通过消除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对立，足以减轻——即使不是消除——自私倾向，而后一观念，由于它是个人统治与服从观念的表现，则足以加强这种对立，从而坚决主张个人利益与人类生活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分歧。

    宗教生活中的这种非歧视性残余——对环境或对一般生活过程的和谐观念——以及仁爱或友情冲动，足以普遍形成人们在经济目的上的思想习惯。但是所有这类习性的作用，都是有些模糊的，其所发生的效果是难以详细根究的。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所有这类动机或倾向的作用，同已经谈到的有闲阶级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不相容的。有闲阶级制度以及在文化发展中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神人同形同性教派的基础，是歧视性对比习性；而这一习性同这里所谈的一类性格倾向是不调和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实际准则是，在时间与物质上的明显浪费和脱离工业操作；而这里所提到的一类性格倾向，就其经济的一面来说，所坚决反对的是浪费和不求实际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过程，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它的任何别的方面和状态下，都存有参加或与之同化的愿望。很明显，这类性格倾向，以及当环境有利于它们的表现时或者是它们居于优势地位时所造成的生活习惯，是同有闲阶级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的；但不够明显的是，在有闲阶级结构下的生活，从它的后期发展来看，是否有一贯地抑制这类性格倾向或消除这类性格所表现的思想习惯的趋势。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的积极锻炼，在破坏这类性格倾向的方面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它的积极锻炼，凭着习惯势力和淘汰作用，在生活的每个场合，都有利于浪费准则和歧视性对比准则的占有优势和普遍推行。但是就它的锻炼的消极一面的效果来说，却不是绝无疑问地不背于它自己的一些基本准则的。有闲阶级准则为了金钱礼俗上的目的而节制人类活动时，它所坚持的是退出工业操作。这就是说，按照这个准则，社会中贫困成员所惯于努力以赴的那类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一禁条，尤其是对于妇女，其中特别是工业发达社会中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妇女，竟严到这样极端的程度，即使是通过准掠夺方式下的金钱职业从事竞赛式的累积，也在坚决禁止之列。

    金钱文化或有闲阶级文化，开始时是作业冲动下的一种竞赛性变形，但在其最近发展中，由于排除了关连到效能、甚至关连到金钱地位的歧视性对比习性，渐渐地破坏了它自己的根据。作为有闲阶级的成员，不论男女，在若干程度上总是没有那样的必要去同他们的同类从事谋生方面的竞争的，这就使这个阶级的成员，即使没有具备可以使他们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那类资质，不但仍然可以生存，而且在一定限度内还可以从心所欲地生存下去。这就是说，在有闲阶级制度最近的和最高度的发展下，这个阶级的成员无须备有和不断发展掠夺时代的胜利者所特有的那类资质就可以生活下去。因此，对于不具备那类资质的个人来说，属于上层有闲阶级的人，比生活在竞争制度下的广大群众，有较大的生存机会。

    在上面一章讨论古老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时，我们看到，有闲阶级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格外有利的机会，使早期和古旧文化阶段所特有的那类性格特征得以存在。这个阶级对于经济要求的压力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因此对于迫使人们适应经济形势的那些力量的无情冲击，得以置身事外。关于在有闲阶级中以及在这一阶级生活方式下存在的那些与掠夺文化有关的性格特征和类型，上面已经进行了讨论。这类素性和习性，在有闲阶级制度下，具有格外有利的存在机会。不但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金钱地位造成了一种形势，有利于适应现代工业操作所要具备的性格禀赋不足的那些人的生存：而且有闲阶级的荣誉准则，还要求人们使某些掠夺索性获得显著的活动机会。使掠夺索性获得活动机会的那类职业是有证明作用的，它们所证明的是财富、门第和不参与工业操作。在有闲阶级文化下，掠夺的性格特征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起促进作用的，消极的一面是这个阶级的脱离生产，积极的一面是有闲阶级礼仪准则对这类性格特征的认可。

    掠夺期前野蛮文化下的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与上述略有不同。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地位，也有利于这类性格的存在；但是和平与亲善这类素性的发展，并没有获得礼仪准则的肯定认可。具有由掠夺期前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类气质的个人，如果属于有闲阶级，他跟这个阶级以外的、具有同样禀赋的那些人比起来，所处的地位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无须在金钱的必要下破除这类有助于非竞争生活的素性。但是这样的个人仍然不能免于受到一种精神的拘束，这种拘束力促使他们忽视这类素性，因为礼仪准则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以掠夺素性为依据的生活习惯。只要身份制依然无恙，只要有闲阶级除了从事无目的的和浪费的劳精疲神来消磨时间以外，还有别种方式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从事，显然背离有闲阶级荣誉的生活方式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阶级以内发现了非掠夺的气质，人们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偶发性的返祖遗传现象。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可供狩猎的巨大野物的逐渐绝迹，战争活动的减退，独裁政体的废止，教士职权的衰落等等，使人类习性获得表现的那类荣誉的、非生产性的出路，逐渐被堵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后，局势渐渐有了变化。人类生活如果不能在这一个方面获得表现，必然要在别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果不能求得掠夺方式下的出路，必然要通过别的方式求得安慰。

    上面曾经指出，以脱离金钱的压力这一点而言，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有闲阶级的妇女比属于任何别一巨大集体的人们，表现得还要彻底。因此妇女对于非歧视性气质的复归倾向，或者会比男子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在有闲阶级的男性中也可以看到某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进行这类活动是从某些习性出发的，这些习性不能列入自私一类，其目的所在，并不是歧视性差别。例如，从事某项企业的金钱上的经营从而与工业发生关系的那些人，其中有多数，看到事业颇有成就，工业上的效力很高，就会感到一种兴趣，发生一种自得的心情，这种感觉，同由于这样的改进可能多获利润这一点，甚至并无关系。有许多商业俱乐部和工商业者组织，努力于提高(不带有歧视意义)工业效能，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有许多组织已经倾向于生活中歧视性目的以外的方面，它们的意向所在是某种慈善工作或社会改良工作。这类组织往往是半宗教或拟宗教性质的，参加的分子男女都有。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为了说明与这类活动有关的一些习性倾向的范围并指出其特征，这里可以举出一些比较显著的具体例子。例如禁酒运动以及相类的社会改革，改良监狱，普及教育，禁止不道德行为，凭仲裁、裁军或其他手段以避免战争，又如，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这里所说的意向的一些组织是，大学公社，友谊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力行会之类的种种团体，妇女义缝团，社交俱乐部，甚至商业俱乐部：又如，其间略含有这里所说的意向的是，那些属于半公共性质的慈善、教育或娱乐的财团，不论资金来自富有的私人，或者是出于资力较差者的集体捐助，只要机构不是属于纯宗教性质的，就在我们的示例范围之内。

    这里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这类努力是完全在与自私无关的别的动机下进行的。可以断言的只是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别的动机是存在的，不过上述一类努力，在现代工业生活环境下，比在完整无缺的身份制之下，流行得更加普遍；这一现象说明，在现代生活中对竞赛的生活方式是否完全适当，人们是深切怀疑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类工作的诱因中，通常是存在着一些不纯动机的，尤其是属于歧视性差别的动机；这是一个周知的事实，已成为一个时常被人谈起的话柄。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有许多表面上是为了无私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事业，在创办时以及在进行中都别有用心，其根本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发起人的荣誉，甚至是为了增加这些人的金钱利得。有许多这类组织或机构，不论就其首倡者或赞助者来说，其主要动机显然就是这种带有歧视意义的动机。格外符合这里所批评的情况的是，凭巨额的、显著的支出使支出者增加荣誉的那类事业，例如为大学、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提供巨额资金；此外，如参加显然属于上流社会组织的一类机构或运动，就这类比较平凡的举动的动机说来，其符合程度也与这里所批评的一样。属于这类组织的会员们的金钱荣誉由此获得了证实；由此还可以说明，在这些成员与改良工作——例如现在相当流行的大学公社——中的对象、那些低一等的人们之间，存有显著差别，这就使前者的高贵身份，为人们在感谢的心情下时刻铭记在心。但是，话尽管这样说，这里毕竟还是存有一些非竞赛性动机的。使用这样的方法来猎取荣誉或相当声望，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非竞赛性和非歧视性利益，作为现代社会思想习惯中的一个构成因素，可以想像是有效地存在着的；人们也普遍感到它是正当的。

    应当注意到，所有这类在非歧视和非宗教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近代范围的有闲阶级活动，其中的妇女参加者比男子更为活跃，态度更为坚决——当然，需要支出大量资金的那类事业是例外。妇女在金钱上处于依赖地位，因此无法从事那类需要支出巨额资金的活动。在一般的社会改良工作方面，那些朴素的、宗教成分比较少的或比较流俗化的教派的教士，和妇女阶级总是志同道合的。从理论上来看，也正应当是这样。在别的经济关系上，在妇女阶级与从事经济事业的男子阶级之间，教士所处的地位也是有些不够明确的。出于传统和一般的礼俗观念，教士和富裕阶级的妇女两者都是处于代理有闲阶级的地位；以这两个阶级而言，构成阶级的思想习惯的持有关系是服从关系，就是说，是以个人为设想依据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这两个阶级中都可以看到一种依据个人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来理解现象的特殊倾向；两个阶级都被禁止从事与礼仪不相容的生利事业或生产事业，因此它们如果要参加今天的工业操作，是道义所不允许的。由于世俗的生产劳动受到了这种礼仪上的排斥，于是现代妇女阶级和教士阶级的大部分活动力，不得不转移到不属于自私性的另一些方面的服务上。这时礼法却又使他们别无他法可以表现出要从事于有目的活动的那种冲动。有闲阶级妇女从事生产活动既一贯受到禁制，于是她们就不断地努力要在企业活动以外的方面，为作业冲动寻求出路。

    上面已经提到，富裕的妇女与教士这两个阶级的日常生活，此一般的男子、尤其是从事现代工业工作的男子的生活含有较多的身份因素。因此，宗教信心是以比现代社会一般人们保存得较好的形态，存在于这两个阶级的。因此，在这些代理有闲阶级的成员中，要表现于非生利事业的活动力中有很大一个部分，势必归结到宗教信仰和宗教上的工作。因此，部分地说起来，像在上一章里所说的那样，妇女就有了特别显著的宗教信仰倾向。但这里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倾向在这里所研究的一些非生利性的运动和组织的动作的构成和目的的适应方面发生的影响。如果有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色彩，他们把力量放在有任何经济目的的组织上，将降低这类组织的经济效能。有许多从事慈善事业和改良工作的组织，不是只注意它们所要促进的那部分人民的利益的一个方面，而是同时注意宗教性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假使它们能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同样重大的力量，集中于这些人的世俗利益，则它们的工作的直接经济价值，将比原来的显著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假使这样说在这里是恰当的话——在宗教目的上的这类改良工作，如果不受到通常存在的一些世俗性动机和目的的阻碍，则其直接效力也许可以有所提高。

    这类非歧视**业，由于搀入了宗教利益，其经济价值不得不有所削减。但是，足以减低其经济价值的也还有别的一些相异的动机，这些动机相当明显地阻碍着作业本能的这种非竞赛性表现的经济趋向。如果进一步、从各方面加以考察，当可发现，事体还不止是这样。这类事业的目的是在于使某些个人或某些阶级的情况有所改善，如果这类改善指的是生活上的充实或便利，并从这一点来衡量，那末这类事业的经济价值根本就是有疑问的。例如，现在在改善大都市贫困人民生活方面的种种努力，其中有一大部分负有文化上的使命，希望借此使上层阶级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能够更加迅速地纳入下层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试以“贫民救济社”之类的那些组织来说，它们所关怀的固然部分是在于提高贫苦人民的工业效力，教导他们如何更适当地利用手头工具，但至少同样着重的是，如何通过告诫方式和示范作用，把上流社会的一些礼貌和习惯传授给他们。这类礼节上的表现的经济实质，人们进一步观察以后不难看出，无非是对时间与物品的明显浪费。那些好心肠的人们在对穷苦人民施以教化时，关于坚守礼节、整饬仪容这些方面的教导，大都极为认真，小心翼翼。他们的为人，往往是在生活作风上值得人们仿效，在日常消费的种种细节上极度循规蹈矩。这种关于时间消费和商品消费方面的正确思想习惯的教导，其文化上的效果固然未可轻视；对于学得了这种高尚的、光荣的好榜样的个人来说，其经济价值也是不小的。在现代金钱文化的环境下，个人的荣誉，因而也就是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在消费的态度和方式方面的符合标准，在时间和物品上的惯于浪费就是由此获得证明的。但是，就这种高级生活方式的训练的深一层经济意义来说，应当指出，这种训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代价较大或成效较差的方法来完成同样的物质效果，而从经济观点来看，物质效果却是实际经济价值的依据。文化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于新爱好、或者不如说是关于新的礼仪方案的一种教育，这个方案是在以身份原则与金钱礼俗原则为依据的有闲阶级意识的指导下，同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这个新的礼仪方案的来源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设计的礼法，这部分人的生活是处于工业操作范围以外的，但他们却要把这个方案硬塞进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这个中道插进来的方案，对这些下层阶级说来，决不会比它们原来已经在流行的那一套方案更加适应生活要求；而且它们原有的那一套方案有些还是在现代工业生活的压力下由它们自己构成的，新插进来的方案在适应程度上休想比得过这类方案。

    上述的所谓新方案，比它所要换置的那些方案，从礼仪上说起来当然要端正些，这里所说的一切当然不是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疑问只是在于这种改良工作在经济上的利益——这里指的是，从改革的效果上来看、有相当把握可以加以确定的、在直接和物质的经济意义下的那类经济利益，并且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从集体生活便利的立场来看的。因此，评价这类工作的经济利益，即使这类工作主要是为了达到经济的目的，进行这类工作不含有自私或歧视性观念，也不能单从它们的实际工作的表面价值来看。由此形成的经济改革，在性质上主要是明显浪费方法的变换。

    但是，关于这类工作中不存私意的动机和进行工作的准则的性质——那是要受到金钱文化下所特有的一些思想习惯的影响的——，还得作进一步观察，观察以后，已经作出的结论也许要进一步斟酌。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看到，在金钱文化下的荣誉准则或礼仪准则所坚持的是，对力量作经常的不求实际的使用，以此作为可告无罪的金钱生活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不但造成了轻视有实用工作的习惯，而且在指导追求社会声望的属于任何集体的人们的行为方面产生了比较明确的后果。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所要求的是，人们对于与生活方面的物质需要有关的任何操作方式或细节，不应当过于娴习而流入凡俗。我们不妨通过捐助或通过如救济委员会之类的工作，对平民的福利在令人钦佩的情况下表示关怀。我们甚至不妨对平民的文化福利，不论是一般性的或是某些具体方面的，表示热情，通过一些设计来提高他们的爱好，或使他们有机会在精神上有所改进，从而博得更高的赞扬。但是我们对于平民生活的物质环境或平民阶级的思想习惯，却不应当公然表示有深切的了解，以免趋入歧途，把这类慈善性机构的努力导向实质上有用的目的。这种不愿意公开承认对下层社会具体生活情况有深切了解的态度，当然，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其明显程度是很不一致的；但是在这里讨论的这一类的任何机构中，总的说来，这个态度是普遍存在的，它深刻地影响到这类机构的行动方向。熟悉平民生活这件事既是不体面的，人们就惟恐沾上了这样的恶名，这种态度在这类机构的惯例和成规的构成中所发生的累积作用，使人们逐渐把这类机构的最初动机丢开，而倾向于属于荣誉性的某些指导原则，再进一步，人们终于倾向于以金钱价值为依据的原则。因此，就历史悠久的这类机构来说，其促进平民阶级生活便利的原始动机，已经逐渐成为表面上的动机，那类为平民服务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