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使属于某些范畴的恰当的思想习惯得以在后代保存的学校训育，是获得社会常识的认可，并且与公认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在教师和教育制度传统下构成的思想习惯是有它的经济价值——即影响到个人的适用性的价值——的；这种价值，同没有这种指导、在日常生活锻炼下构成的思想习惯的相类经济价值比起来，是同样实在的。众所公认的教育方案和学校训育的任何特征，凡是起源于有闲阶级的偏好或金钱价值准则的指导的，都应当认为是出于有闲阶级制度的关系；教育方案所具有的这类特征的任何经济价值，都是这个制度的价值的具体表现。因此，关于教育制度，不论是在训育的目的和方式方面，还是在教师所教导的那部分知识的范围和性质方面，凡是起源于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都是这里的研究题材。但是，受有闲阶级观念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学识本身，尤其是高级学识。由于这里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在于对足以表明金钱文化的影响的那些资料作详尽核对，而是在于说明有闲阶级观念影响教育的方式和趋向；因此这里所要进行的，只是对足以适应这里的研究目的的高级学识的某些显著特征作一观察。

    学识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同社会中宗教仪式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特别有关的是为超自然有闲阶级服务时表现的那部分仪式。原始教派进行的意在向超自然动作力献媚的服务，并不是对社会的时间和劳力作有利于生产的使用。因此，应当把这类活动主要看做是为超自然力执行的代理有闲，人们想通过这类活动向这类神力通诚达意，想通过服务和服从的表白来博得神的恩宠。早期学识的内容大部分就是在对超自然服务中得来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因此，这方面的锻炼，同为一位尘世的主子服务所需要的锻炼，在性质上极其相类。从原始社会的教门中的教师那里得来的知识，大部分是属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如何以最适当、最有效或最满意的方式接近和礼拜超自然动作力的知识。人们所学的是怎样使自己在神力之前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分子，在恳求神灵对事态的进程有所主张或对某一进行计划勿加干预时处于提出这类恳求——或者甚至要求——的地位。人们的目的是为了赎罪，而追求这个目的的方法则主要是设法在对神的侍奉和逢迎中取得便利。在教士的教学内容中，关于对主子的有效服务，除了上述的以外，看来只是在以后才逐渐搀入了其他成分的。

    作为不可思议的神的一个仆人，即教士，其所处地位逐渐成为神与一般未受训练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中介者；因为他具有超自然信仰的礼仪方面的知识，因此被允许参拜神灵。居于这种地位的中介人，不论他所侍奉的主子是尘世的还是超自然的，往往会觉得他自己具有现成的手段，很容易使民众产生一种印象，即不可思议的神是会按照他所请求的来执行的。于是不久以后，可以利用来解释神奇效果的某些自然作用的知识，加上一些巧妙的手法，就逐渐成了教士学识的一个主要部分。这类知识后来逐渐被看成为所谓“不可知的”知识；它也正是由于具有神秘性，才适合于教士的用途。学识的培养，作为一种制度，看来就是起因于此；后来它渐渐脱离了这个属于魔术仪式与黄教式诈伪的母体，但分化的过程迟缓得简直使人难耐，直到现在，即使在高等学校所研究的一些最高深的学识中，这一分化过程也还没有充分完成。

    为了要打动、甚至欺骗无知识的人，学识中的神秘因素，同过去的一切时代一样，现在仍然是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极其有效的因素。在一个目不识丁者看来，一位大学者的声望大半是根据他与那类神秘力量的密切程度来衡量的。举一个典型例子：挪威的农民，直到这个世纪的中叶，对于这样一些神学权威，如路德(Luther)、麦兰克吞(Melanchthon)、皮德·达斯(Peder Dass)，甚至近代的神学家如格纶特维格(Grundtvig)的渊深学识，仍然本能地认为是一种魔术。这些人，以及许许多多次一流的已故或现存的知名之士，都曾被加上魔术大师的雅号。在这些善良、天真的人看来，凡是在宗教界据有高位的人士，在神秘学和魔术的使用方面总是十分精通的。与这种看法同时并存的是这样一种一般的见解，即高深学术和“不可知的”性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也未尝不可以用来在大体上说明有闲阶级生活在智力方面的倾向。怀有这种信念的固然不限于有闲阶级，但是今天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对各种各样的神秘学有兴趣的却占极大比例。有些人的思想习惯并不是在现代工业的接触中形成的、这些人仍然觉得“不可知的”知识，即使不是惟一真正的知识，也是根本知识。

    由此可见，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上，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在系统化知识的内容扩大以后，不久就有了秘传知识与公开知识之别，这一点在教育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老远老远以前。两种知识如果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前者根本没有经济上或工业上的意义，后者所包括的则主要是经常供物质生活利用的关于工业操作和自然现象的知识。这样的分界綫，后来至少在一般的理解中是高级学识与低级学识之间的正常界綫。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证明知识阶级与教士这个行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些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讲求仪态和礼貌的明显有闲一类的，为什么在一切原始社会中，知识阶级在形式、成规、品位等级以及仪式、礼服与一般学术用具等等方面，是非常认真、非常拘泥的。它说明掌握初期形态的高级学识必然是有闲阶级的职务，特别是侍奉超自然有闲阶级的那个代理有闲阶级的职务。而且这种对学术用具的偏好，更加显示了教士任务与学者任务之间的接触点或连结关系。学术以及教士任务，就其起源来说，大都是一种利用交感的魔术的结果；因此这种形式上与仪式上的魔术用具的使用，在原始社会的知识阶级中占有相当地位是不足奇的。仪式和道具在魔术用途上有其神秘效果，因此它们的存在是魔术与科学处于初期发展形态时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其情况同对象征表示的重视极其相类。

    象征仪式通过利用传统工具在动作上或所要完成的目的上作巧妙表演，会引起交感作用；这些方面的感觉，在魔术活动中比在科学、甚至神秘学的训育中当然要明显得多，重要得多。但就我所知，即使对学术价值具有真切见解的人，也往往要注意到科学的仪式上的用具，认为这类工具全然不值一顾的人是很少的。任何人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文化中学术的发展沿革，就不难看出，在其后期发展过程中，人们是如何一贯重视这类仪式性的事物。即使在今天，这类遗风在学术界依然很盛，例如使用制服制帽，举行入学礼、入会礼、毕业礼，授给学位、荣衔、特权等等；这类情况说明了学术界存在着某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使徒传统。所有这类特征，如学界使用的仪式、服装，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引进典礼，某些荣衔和美德通过按手礼流传下来，等等，其直接根源无疑是教士职务方面的一些习俗：但是如果对这类特征的根源作进一步追溯，就会发现，专职的教士形成以后，他们一方面与兴妖作怪的术士不同，另方面与侍奉尘世主子的奴仆也有区别，上述特征的根源，也就是教士阶级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构成的一些习俗。这类习俗及其所依据的概念，就其起源和心理内容说来，在文化发展中所属的时代，并不迟于爱斯基摩巫医和术士盛行的那个时代。就这类习俗在宗教信仰以及高等教育制度中所处的地位说来，它们是人类性格发展过程中极早期的万物有灵信仰形态的残余。

    我们不妨说，以现在以及最近的教育制度而言，重视这类仪式特征的，主要是高级的、高等普通的以及古典的那类教育机构和那类学术，而不是教育系统中低级的、工艺的或实用的那些部门。教育系统中低级的和荣誉性较少的那些部门，即使具有这类特征，也显然是仿自高级方面，至少可以说，如果没有高级方面的不断的示范作用，研究实用知识的那类学校要想使这类特征继续存在，是极少可能的。低级的和研究实用知识的一类学校和学者的采行和培养这类习俗，主要是一种模仿行动，目的在于尽可能与高级学校所保持的荣誉标准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由于直系的移转权，而合法地取得这类附属特征的。

    分析还不妨再前进一步。这类仪式上的残余和复归现象表现得最有力、最自然的，是主要与教士教育及有闲阶级教育有关的一类学校。因此，如对大学与专科学校生活的近代发展作一观察，应当可以看到，而且事实上情形也极为明显，这类学校如果原来是为下层阶级设立的，它们所教导的是直接有用的一类知识，当它们发展成为高级学识的教育机构时，其在仪式与装备方面的发展以及精心拟就的学校“任务”的发展，将与学校教学内容的转变同时发生。这类学校，在演进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其目的以及所要尽的主要职责，是使劳动阶级的青年能胜任工作，在第二阶段，它们所教导的一般即以高级的或古典的学识为主，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如何使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或初入流的有闲阶级——的子弟，在习惯上公认的、荣誉的范围和方式下，从事有形财与无形财的消费。那些由“大众的朋友们”建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奋斗的青年的学校，往往会演变成这样的巧妙结局，如果转变的经过情况是正常的，那么在学校中，即使不是必然、也大都会同时发生比较侧重仪式生活的转变。

    就今天的学校生活来说，凡是以教导“人文学”为主要目的的那些学校，在学风方面的注重仪式，一般表现得最为自由自在。这种相互关系，在近年来美国的大学校中，似乎比任何别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通则也许有很多例外，尤其是格外着重荣誉与仪式的教会所建立的那些学校，它们是在保守的和古典的水准上开始的，可以说是通过一条捷径直接达到古典状态的。但是就美国比较新兴的城市在本世纪所建立的那些大专学校来说，一般情况总是这样：只要这个城市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多大发展，只要吸收入校的学生在习惯上还以勤劳朴素为主，在大学的生活方式中使人会联想到巫医盛行时代的那种气氛，就至多只会偶尔一现。但是，一等到社会中财富的累积有了显著增进，一等到有某一学校开始依赖有闲阶级的支持，越来越着重仪式的风气就会滋长起来，在服装方面，在社会的与学校的种种礼节方面，复古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举个例，在中西部各州任一个大学的经济赞助者的财富有了显著增长以后，必然与这一事态大体同时发生的是，男子穿上了晚会服装，女子穿上了露胸的夜礼服，学校举行学业上的仪式或在校内举行社交集会时，大家也穿上了特制的校服；这种情况起先是在人们的谅解下存在的，不久就成为不容避免的风气。要追究社会风气与学校风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件难事——除了完成这样一个巨大任务时的机械工作上的困难。学校制服与制帽的流行，其情形也是这样。

    这里有许多大专学校采用了制服和制帽作为学业的标识；这件事是最近几年发生的。我们不妨说，这件事在再前些时候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说，除非有闲阶级情绪在社会中有了充分发展，足以支持在教育目的上的复古观念的有力动向，否则是不会发生的。应当看到，学业礼仪上的这一节目，不但由于它投合在炫耀作用与象征表示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倾向而同有闲阶级关于何者合宜的看法相适应，而且由于它牵涉到明显浪费这一重要因素，它还与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制服和制帽恰恰在那个时候恢复使用，差不多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学校染上这个风气，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由于，社会在那个时候曾激起一次在适应发展方面和荣誉方面的返祖倾向**。

    这里再提到一点，或者不是完全多余的。当这一奇特的复古倾向发生的时候，别的方面的复古情绪的滋长也达到了极盛期，两者在时间上似乎是一致的。掀起这样一个复古**的最初冲动似乎是由南北战争时心理上的崩解作用产生的。习惯于战时生活，足以引起一系列的掠夺的思想习惯，使宗派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团结观念，使歧视性差别的意识代替了公道的、日常的服务冲动。由于这类因素的累积作用，在战争以后的一代里，身份因素容易获得再度抬头的机会，不论在社交生活中，还是在宗教信仰和其他象征的或仪式的形式结构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十九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以及形迹不那样明显的七十年代，可以看到某些情感的一个逐渐上升的浪潮，在这类情感下人们偏重的是准掠夺的企业习性，坚持的是身份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和保守主义。未开化气质的某些比较直率的、露骨的表现，如非法行为的复告猖獗以及某些“工业巨头”的那种准掠夺式的巧取豪夺的变本加厉，这类情况的达到顶点比较早，到七十年代末期已显然趋于衰退。至于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复兴，到八十年代将告终结时，其全盛期似乎也已过去。但这里所说的有关学业方面的仪式和装备，似乎是未开化阶段万物有灵观念的进一步深远、微妙的表现，因此它们获得流行和精炼化的进度比较迟缓，在较后时期才达到充分发展阶段。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它的极盛时期现在已经过去。此后除非在新的战争经验中受到新的刺激，除非由于富裕阶级的继续发展，一切仪式尤其是浪费和显然表明身份等级的仪式获得支持，否则近来学校在形式和礼节方面的一切增长和扩大，看来将逐渐停滞。我们固然可以说，在美国学校中使用制服制帽以及随之以俱来的对种种学业方面的礼仪的重视，是南北战争以后对未开化气质的复归倾向的一次情绪波动；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如果富裕阶级手里的财富没有累积到足够的程度，足以构成这样一个动机的必要的金钱基础，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大专学校能够符合有闲阶级在高级学识方面的要求，则这种在仪式上的复古倾向，在大专学校的生活方式中无疑是难以实现的。制服制帽的采用，是现代大专学校生活中显然的返祖现象之一，这一现象表明，这类学校不论在实际成就上还是在志趣上，已经明确地成为有闲阶级机构。

    近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足以进一步证明教育制度与社会文化标准之间的密切关系，那就是工业巨头渐渐代替教上，成为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领导人。这种代谢现象决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十分明显的。有些人能够把教士任务和金钱上的高度效能结合起来；由这样一种人来担任学校领导是最受欢迎的。还有一个相类的但不怎样明显的趋向，是把高级学识的教育工作付托给有相当资力的人。在担任教学工作的资格方面，现在比以前格外着重管理能力和为事业做宣传的手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的是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那些学科，是经济意志最专一的那些社会里的学校。这种以金钱效能部分代替教士效能的现象，是跟以明显浪费代替明显有闲作为猎取荣誉的主要手段这一现代转变，同时发生的。这两种事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概是极其明了的，无须作进一步分析。

    从学校和知识阶级对待女子教育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学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什么程度上脱离教士的古老身份和有闲阶级的特性的，它还足以表明，真正的学者已经怎样接近现代的、经济或工业的、实事求是的观点。直到最近为止，高等学校以及神学、法学、医学专校是不许女子问津的。这类学校，从一开头，而且大多数现在仍然是，专门为教士阶级和有闲阶级的教育而设的。

    上面已经说过，女子是原始奴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牵涉到名义上或礼法上的地位时，直到现在，她们依然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过去曾经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敏锐感觉，即高级学识有如古代希腊举行的神秘的宗教典礼，女子是不容接近的，容许她们参与，将有损学术的尊严。　因此直到最近，在现代工业最发达的社会，高等学校才向女子自由开放。但是，即使处于现代工业社会那样迫切的环境，那些最有名的、第一流的最高学府，采取这一行动时仍然是极端犹豫不决的。这种在智力上分高下，以此为两性在荣誉上分化的依据而形成的阶级观念或身份观念，在贵族式的学术团体中依然有力地存在着。一般认为，女子所应该获得的能使她们循规守范的知识，可以按照以下两个条目之一来分类：(1)直接有助于提高家庭服务质量的知识，即家庭范围以内的知识；(2)显然属于执行代理有闲项下的那些类于学术性和类于艺术性的技能。如果知识内容关系到学习者个人的意志的发挥，获取这类知识是依照学习者自己的求知兴趣进行的，并不受礼仪准则的驱使，并没有顾到她的主人，她的主人的享受或荣誉也不会由于这类知识的使用或显示而有所提高——这样一类知识，对女子的风度说来是不相宜的。同样，凡是对代理有闲以外的有闲具有证明作用的知识，都不是女性所宜享有的。

    当我们对这类高等学校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作出评价时，要晓得，这里所评述的一些现象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本身具有头等重要经济后果这一事实，而在于它们所表现的一般态度。它们所表现的是，知识阶级对工业社会生活过程的本能的态度和意向。　它们是高级学识和知识阶级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因此它们可以表明，当这个阶级的学识和生活，更为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效能，并影响生活方式对时代要求的适应性时，我们大体上可以从这个阶级身上期待些什么。这类仪式上的残余所表明的是，特别在培养传统学识的那些高等学校里广泛存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即使不是复古运动，也至少是保守主义。

    除了这类保守态度的迹象以外，还有个在同一方向下的特征，它和讲求形式与仪式末节的带些玩笑的倾向不同，其间具有更加严重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绝大多数与某种教派有关系，对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热诚。照说这类学校的教授们所精通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观点，那些万物有灵的思想习惯在这里是应当绝迹的；然而其中仍然有很大部分，对属于早期文化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和习惯表示同情。当然，这种宗教热诚的表示，不论就凭法人资格的学校方面来说，还是就教师团体中各个成员方面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性的和浮画的，但在高等学校中具有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显著成分，这一点毕竟是无可否认的。情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它看做是一种古老的、万物有灵的性格的表现。这种性格在教学中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从而它在同等程度上影响到学生的思想习惯，使之趋向保守和复古。这是要妨碍学生在最能适应工业目的的实用知识方面的发展的。

    在今天的一些负有盛名的高等学校中，体育运动极为风行，这是与上述情况朝向同一方向的；实际上大学中的体育运动与宗教信仰态度在心理基础方面和锻炼效果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这种未开化气质的表现主要是出于学生团体，而不是出于校方的作风；除非体育运动是出于学校或学校职员的积极鼓励和赞助——有时候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情况与体育运动相类，但其间也有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一种单纯的掠夺冲动的表现；而前者则主要是一种宗派观念的表现，这是掠夺时代未开化者的气质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可以看到，在学校的联谊会与体育运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在上面的一章里对运动竞赛和赌博的习性已经有所分析，因此，关于体育运动和派别组织活动这类锻炼的经济意义，这里无须再作进一步讨论。

    这里所说的关于知识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致力于保存高级学识的学校的一些特征，大部分具有偶发性，决不能把它们看作学校所标榜的公开任务或教研工作中的有机因素。但是根据这里所指出的一些征象，在这类学校所执行的任务的性质——从经济观点来看——以及在它们的赞助下处理这一严重任务对入学青年发生的影响这些方面，足以成立一种假定。根据这里作出的一些考察所产生的假定说明，这类学校在它们的工作中以及在它们所偏重的仪式中，可以想见是要采取保守态度的；不过对于这一假定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与它们实际完成的工作的经济性对照，同时并须对它们受托保存的高级学识作一考察。谈到这个问题，大家晓得，这类高等学校直到最近还是抱着保守态度，一切革新它们都是反对的。这已成为一个通例：一个新的观点或是一种新的知识，只是在校外已经风行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认可，被学校接受。只有那类不显著的革新算是例外，这类革新同传统现点或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关系的；例如关于数理与物理科学的具体内容方面的新贡献，又如对经典著作、特别是关于语言学或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的新诠证、新注疏等等。一般情况总是这样，除非是在狭义的“人文学”范围以内的革新，除非革新者对人文学的传统观念丝毫没有改动，否则公认的知识阶级和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对一切革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任何新观点，或科学理论上的新论点，尤其是涉及人类关系理论的任一点的新论点，总是在一再延宕以后，才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很勉强地占得一席地，而不是在热烈欢迎的情况下爽爽快快地被接受的。那些在扩大人类知识领域方面下苦功的人们，也往往受到同侪的嫉视，不能获得应有的礼遇。高等学校对于知识在方式方法上或内容上的重大进步，大都并不加以支持、鼓励；等到它们接受时，革新已经不再处于青年期，已经大部分衰老，已经成为新生一代智力内容中的平凡事物，而这一代的青年的思想习惯就是由这类学校范围以外的新知识和新观点构成的，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最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就目前情况来说，这样的观察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很难断定，因为对当前事实要作出这样正确的透视，从而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清楚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到目前止，关于富裕阶级作为文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这一职能我们还没有提到；这是研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发展的那些作家和演说家惯于仔细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一有闲阶级职能同高级学识以及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并不是没有重大关系的；这一阶级通过它所提供的助力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其情况与促进程度是大家所充分熟悉的。常常有些代言人用生动有力的措辞来谈这个问题，由于他们精通问题内容，他们的谈话足以使听众确信这一文化因素的极度重要意义。但这些代言人是从文化利益或荣誉利益的观点而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观点来提出问题的。富裕阶级的这一职能以及富裕阶级成员的这一智力上的态度，如果从经济的观点来了解并按照工业的适用性来评价，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些分析。

    应当指出，富裕阶级对学术的赞助这一事实，如果作为一种特性表现来看，从外形上来考察，也就是单从其经济的或工业的关系来考察，则其间的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得到别人赞助的学者，为他的赞助人代理性地完成一种学者生活的任务而获得的某种荣誉是归其赞助人所有的，正同完成任何形式的代理有闲，其荣誉归其主人所有的情况一样。还应当看到，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看，通过赞助关系对学术有所促进或对学术活动加以维持，它所助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古典学识或人文学的精通。这类知识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