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认为对一切人世享乐不能看得太淡并公然表示高度热情，这是与正派的教士生活不相宜的。这些—上帝的仆人，如果在某一点上使人感到，其生活目的不是一心宣扬上帝的光荣而是满足自己的私图，就要使人非常不愉快，被看作是一个根本的、绝对的错误。这些人虽然属于奴仆阶级，可是他们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借了这个光，他们就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消费是代理消费；由于在进步的教派中，他们的主人在物质利益上是一无所需的，因此他们的职务是道地的代理有闲。“不管你吃也好，喝也好，不管你做些什么，一切都是为了主的光荣。”

    还有一层，在俗的人也可以认为是神的奴仆，单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教士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就附有了在这个限度内的代理性。这个推论的应用范围是有些广泛的。最适于应用这一推论的是，宗教生活中那些态度比较严肃认真或比较地带有禁欲主义倾向的改革或革新运动，这类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人类是在其所信奉的神的直接奴役下生存的。这就是说，在教士制度渐归失效，或者关于人世生活中神力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特别活跃的时候，一般普通在俗的人被看成是处于神的直接奴仆的地位，其生活应当是为了提高其主人的荣誉而执行代理有闲的生活。在这样的复归情况下，人们同神的关系回到直接奴役关系，并以此为信仰态度中的主要因素。因此，这时人们着重的是一种严肃的、苦恼的代理有闲，是对明显浪费的忽视，以此作为博得恩宠的手段。

    关于宗教生活方式的这类叙述是否完全正确，或将发生疑问，因为现代的教士生活有很大一个部分，在许多具体情况上与这里所说的不同。有些教派的教士，其信仰或奉行的仪式与旧有的方式已经有了若干程度的分歧，因此这里所说的对这类教士不能适用。这类教士至少在表面的或无拘束的情况下，是考虑到一般在俗的人以及他们自己的尘世福利的。他们在家庭内，甚至往往在大庭广众之前表现的生活方式，不论就其表面上的严肃还是就其使用设备方面的古老作风来说，与世俗中人并没有什么极端明显的区别。离开中心最远的那些教派的情况更是如此。对这类反对意见我们要指出一点，这类反对意见所涉及的并不是宗教生活理论有了矛盾，而是这部分教士的行为未能符合规格。这类教士在全体教士中，只是部分的而且是有缺点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宗教生活方式决不能看作是适当的和正规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属于这类教派的教士看作是性质驳杂不纯的，或者是处于转化或改造过程中的。教士中这一非正规部分所属的组织，在其宗旨中除了万物有灵和身份观念这类因素外，还不稳定地存在着别的因素，因此，可以料想得到，这类教士在宗教职务上表现的一些特征必然是不纯净的，必然有一些异调的动机和传统混杂在一起。

    一个教士为了不受到非难，应当做哪些，不应当做哪些，这可以直接取决于在宗教规范方面有训练、有辨别力的任何个人的爱好，也可以取决于任何社会中惯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批评的那部分人的一般见解。即使是极度流俗化的教派，对于宗教的生活方式和教外的生活方式应当如何加以区别，也总有些意见。如果属于某教派的教士中有些成员脱离了传统习惯，举止行动与服饰不够严肃，不够古朴，没有一个相当敏感的人会不觉察到，他们已越出了教士的正规生活范围。以可容许的放任限度而言，对在职的教士总要比对普通的教外人士严格得多，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或属于西方文化范围的教派不是这样的。如果教士本人在宗教礼法上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业经设定的这样一个限度，一般说来，社会上关于宗教礼法的流行观念将发生强制作用，使他不得不俯就范围，否则他将难以保持自己的职务。

    这里还可以附带提到一点，任何教士团体中的任何成员，很少为自己的利益而公然申请增加薪给；假使作为一个教士而竟然有了这样的公开表示，他的同道中人将感到这是一个违礼举动而极度不快。又如，假使在庄严的讲道坛上出现了开玩笑的情况，那末，除了原来对宗教抱着讥讽态度的人和真正下愚的人以外，大概没有一个人不会本能地感到痛心；假使一位牧师在其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露出了轻佻浮滑的形迹，那末除非这类表现显然是属于戏剧性一类、无伤大雅者，大概是不会不受到鄙薄的。在圣所中，在教士职务中，用语应当有所选择，有关实际的日常生活的话头越少越好，涉及现代工商业的一类语汇也应当留心避免。同样，一个说教者对生产问题以及其他纯粹人事问题作出详尽的分析，谈得津津有味，是最不雅相的，是极容易触犯人们的宗教礼俗观点的。一个有教养的教士对于涉及尘世幸福的问题，只能作泛泛的讨论，遵守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作过于深入的研讨，是宗教礼法所不允许的。这类问题属于人事和世俗范围，谈话者处理这类问题时，应当带有一定程度的浮泛和淡远的态度，借以暗示，谈话者是代表他的那位神圣的主人发言的，而那位主人对这类俗务的态度至多只是默默地承认它们。

    还应当注意到，这里谈论的教士是属于一些非正规教派的，这些非正规教派自身的生活符合典型的宗教生活的程度，是彼此参差不一的。一般地说，在这方面相差得最远的是那些比较新兴的教派，尤其是那些以中下层阶级为主要成分的较新的教派。这些教派的动机往往不是单纯的，其中大量地混有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或其他不能列入宗教表现项下的动机，例如，这类组织的成员对求知识、寻欢乐等等还往往有极大兴趣。这类非正规的或别派的运动，往往含有种种不纯的动机，其中有些是与教士任务所依据的身份观念相抵触的。有时候，这种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和身份制度根本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士制度已经逐渐变质，受到破坏，至少已经部分受到破坏。这样一种组织的代言人，一开始只是这个组织的仆人或代表人，而不是某一教士阶级中的一个成员，也不是一位神性的主人的代言人。只是通过了一连好几代的逐渐专业化的过程，这样的代言人才回到了教士地位，才正式获得了宗教上的职权，他的生活才同那种严肃的、古老的、代理性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教会仪式，在这样的转变以后由破坏而复原时，其情况也相仿佛。当人类的宗教礼法观念，仍然回到了以有关对超自然的兴趣这类问题为主时，教士的任务、宗教生活的方式以及宗教仪式的规格，也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恢复旧观，不过在细节上多少不免有些出入。还有一个附带的现象，这样的组织在财力上有了增进以后，就会染上更多的有闲阶级观点和这个阶级的思想习惯。

    在教士阶级之上(按上升的宗教阶级系统排比)，一般还存在着一个超人类的代理有闲阶级，如圣徒、天使等等——或者是属于异教的同等神类。这类神圣还以精密的身份制为依据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身份原则是贯串在属于尘世的以及属于灵界的整个宗教系统中的。宗教系统中属于超自然的那几个阶级的成员，为了他们的荣誉，一般也需要代理消费和代理有闲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在他们以下的那些次一级的成员，作为侍从者或从属者，应当为他们执行代理有闲，其情况正与上面一章所说的族长制下的寄生有闲阶级相类。

    这里所谈的关于宗教信仰及其所含有的一些气质上的特点或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同现代社会的有闲阶级有什么关系，又同以这一阶级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下的经济动机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如果不经过思考好像有些难以索解。因此，将与这一关系情况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一简要陈述，应当是有帮助的。

    上面曾提到，就现代集体生活目的说来，尤其是涉及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时，那类属于宗教气质的一些特征，实在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助力。还应当看到，现代工业生活，足以促使直接从事工业操作的那些阶级，将这类性格特征有选择地排出精神结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属于所谓实际工业界的那些成员中，宗教的信心已经在衰退，或者是已经处于渐趋消失的状态。同时也可以看到，不作为一个工业因素、直接或全面投入社会的生活过程的那些阶级，情形就有些不同，在那些阶级中，上述索性或习性显然活跃地存在着。

    上述后一类阶级，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依靠工业操作而生存，而不是生存在工业操作之中的。这些阶级大体上有两个类型：(1)正式有闲阶级，是有所荫蔽，受不到经济形势的压迫的， (2)贫困阶级，包括下层阶级中的懒汉，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对这种压力的。就前一阶级的情况来说，那类古老的性格特征依然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这个阶级的思想习惯与变化的形势相适应，而后一类阶级之所以没有能随工业效能的变化了的要求而调整其思想习惯，是由于这一类阶级的成员营养不良，缺乏灵活地调整思想习惯所需要的那份剩余精力，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缺乏取得和养成现代观点的机会。在这两类阶级中，淘汰过程差不多是按同一方向前进的。

    按照现代工业生活所养成的观点，事物现象是习惯地被归纳于机械演进的量的关系当中的。而贫困阶级的成员，不但缺乏那末一点点必要的余闲来从容吸收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比较近代的科学概念并与之相习而同化，而且他们还往往处于对财力占优势的人的依附或从属地位，这就在实际上使他们无法从身份制下所固有的一些思想习惯中获得解放。结果这类阶级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一般习性，这类习性的主要表现是强烈的个人身份观念，而宗教信仰就是这类观念的一个特征。

    在属于欧洲文化的比较古老的国家里，只要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刻苦耐劳的中产阶级，传统的有闲阶级和穷苦的人民大众的信教热忱就要比这个中产阶级高得多。但是有些国家，其全部人口实际上就是由上述性格偏于保守的两类人组成的。当这两个阶级占着压倒优势，它们的性格倾向已发展成为人民的普遍习性，而微弱的中产阶级在性格上任何可能有的分歧已完全被抑制时，笃信宗教的态度将有力地贯串于整个国家。

    当然，这里的意思井不是说，这种宗教心格外热烈的社会或阶级，其信仰态度必然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一或那一宗教信条的任何道德准则在细节上高度吻合。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含有严格遵守摩西十诫或习惯法的禁令这样的意义。实际上这已差不多成为研究欧洲社会罪犯生活的人们的常谈，即那些罪犯和放荡分子如果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不同就是这类人的宗教心比较强烈，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明显。只在财力处于中等地位和守法观点比较强的那类人中，才能看到宗教心比较淡薄的迹象。那些极度重视高级的教义和教派的优点的人，对于这里所说的一切看来是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下层中懒汉们的信仰态度只能看作是假性的，或者至多只是一种迷信。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而且是切中事理的。但是，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一点，这些在经济学、心理学范围以外的差别，不论就其本身意义来说如何凿凿可据，在这里不得不置之度外。

    近来有些牧师发出怨言，说教会已经渐渐失去了技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情，对这个阶级已经失去了约束力量；这里反映了一个阶级从宗教信仰习性中解脱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时一般还认为通常称作中产阶级的那个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成年男子，对教会的拥护热忱也在衰退中。这些都是一般所不否认的现象，关于这些方面只须简单地提一提，似乎已经足以充分证实这里所提示的一般论点。对教会中普通会众或成员的一般表现存在着这样的埋怨情绪，这一点或者已经足以使这里提出的论点具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在现代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其精神态度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事态演变的经过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加以比较详细的分析，也还是必要的。由此可以说明，经济力量对人们的思想习惯与宗教相分离这一点发挥作用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应当可以作为格外足以使人信服的一个例证；因为，以任何同等重要的工业集团来说，这个社会在外界环境方面受到的拘束是最少的。

    除了偶尔脱离常态的例外现象在所不免以外，这个国家目前在宗教方面的一般情况，可以简单扼要地说一说。在这个国家，一般地说，一切经济效能或智力较差或两者都较差的阶级，其宗教信仰倾向特别显著——如南部各州的黑人，下层阶级外来人民中的很大部分，乡村人民中的大部分，尤其是教育、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或者同国内其他地区在工业上的接触比较少的那些地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化的或遗传的贫困阶级，或者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罪犯或邪恶分子，这类人也具有上述倾向；虽然，以后一类而言，他们的宗教性所表现的形态，很容易流为对命运和对黄教(shamanism)『黄教，是以信仰灵魂以及与灵魂有交接的可能性为基础的一种宗教，流行于亚洲北部、中部、美洲、非洲等处。——译者』式的功效的一种天真的万物有灵信念，而不一定正式依、附于任何众所公认的教派。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技工阶级对于种种已有的神人同形同性教义以及一切宗教信仰，一般总是很疏远的。这个阶级是在格外显著的情况下，直接处于现代有组织工业所特有的智力和精神的压力之下的；这种压力所要求的是，对非个人性质的、事实的演进过程中的真实现象作不断的认识，对因果律作无条件的适应。同时，这个阶级既不至于衣食不周，也不至于疲劳过度到那样的地步，以致毫无余力从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精神活动。

    美国下层的或有疑问的有闲阶级——一般称为中产阶级——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个阶级在宗教生活方面跟它在欧洲的同类阶级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别只是程度或方式上的差别，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别。教会方面仍然能获得这个阶级在金钱上的支持；虽然，这个阶级所最易于接受的教义，在神人同形同性内容方面却是比较贫乏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也许还不十分明显)：在许多场合，由这个阶级所组成的会众，实际上越来越以妇女与未成年者为主。中产阶级的成年男子显然缺乏宗教热忱，不过他们对于公认的教义是有深切渊源的，因此对于教义的纲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可态度。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工业操作的接触是相当密切的。

    在宗教信仰上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特的性的分化，所以会将宗教信仰这一任务委托给妇女和儿童，至少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理性的)有闲阶级。下层技工阶级的妇女也是这样，不过比较不显著。她们是生活在由早期生产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身份制之下的，因此保留着一种心情和思想习惯，从而使她们有了应用古老的观点来看一般事物的倾向。工业操作坚决地倾向于破除那些对现代工业目的说来已经陈腐无用的思想习惯，而她们与工业操作却并没有直接的有机关系。这就是说，文明社会中的妇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形成了一种守旧性，她们特有的信仰态度就是这种守旧性的显著表现。对现代男性说来，族长制下的身份关系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但妇女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妇女，是被旧习惯和经济环境局限在“家庭领域”以内的，因此对她们说来，这种身份关系是最真切的、最现实的生活因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习性，这种习性适宜于宗教信仰，也适宜于以个人身份为依据来解释的一般生活事态。在妇女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对事物的推究和推究的过程，转入了超自然领域；于是她们所视为当然并感到满足的一系列观念，对男子们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隔膜的，是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

    这一阶级的男子也并不是没有信仰观念的，虽然其观念的表现形态，大都不是那种积极的、热情横溢的形态。以上层中产阶级的男子与技术工人阶级的男子相对照，前者对宗教信仰大都抱有一种比较自得的态度。这也许部分可以这样来解释，以前一阶级与后者相对照，其男子所处的情况未尝不与女子所处的相类，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形势下有所荫蔽的一个阶级，而且在其夫妇生活中，在使用仆役的习惯中，家长的身份关系依然存在，这一点或者也足以使他们保持古老的习性，在其思想习惯与宗教分离的变化过程中，这一点或者会发生一种阻碍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男子和经济社会的关系一般是相当密切而不容躲闪的，虽然，作为一个补充，还应当提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也带有族长制的和准掠夺的性质。在这一个阶级中有荣誉的、而且与这一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形成极有关系的那类职业，是金钱职业；这一点在上面一章的相类论题下已经提到。在这类职业中，有关强迫命令和强制服从的地方很多，有关仿佛有类于掠夺性欺诈的狡猾作风的地方也不少。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掠夺的未开化的生活阶段的，而宗教信仰心情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最习惯的。此外还有一点，为了荣誉上的理由。宗教信仰也投合这个阶级的心意。关于信仰上的这一动机值得单独讨论，这将在下面提到。

    在美国社会，除了南部各州以外，并不存在任何有势力的传统的有闲阶级。在南部的这一阶级是有些热中于宗教信仰的，这一点比国内其他地区金钱地位相等的任何阶级表现得更为显著。还有一个周知的事实，南部的人们所信奉的教派，同北部的他们的同等人物所信奉的比起来是较旧式的。南部的宗教生活比较地饶有古风，与这一现象相应的是，其地在工业发展上也比较落后。南部在目前、尤其是到最近为止这一段期间的工业组织同美国全国的一般情况比起来，在性质上是比较古旧的。其地的机械装备不多，而且很简陋，其生产情况与手工业比较相近，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存在也比较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那个地区特有的经济环境，其地的人民，不论是白人或黑人，对宗教的信奉具有较高的热忱，这一点是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难免要使人想到未开化阶段的工业发展状态。那些饶有旧时代作风的恶习，如酗酒、口角、决斗、赌博、斗鸡、赛马、男性的纵欲(黑白混血儿的众多，就是一个明证)等等，在那个地区都比别的地区更为风行，受到的责难也比较少。在那里荣誉观念也比较活跃；这是运动比赛习性的一种表现，是导源于掠夺生活的。

    以北部的较富裕阶级、也就是美国真正的有闲阶级来说，则很难说是抱有传统的宗教信仰态度的。这个阶级新近才成长起来，存在的时期过于短促，在宗教方面还没有来得及拥有完整的遗传习性，甚至本国特有的传统信仰方式也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形成。但是顺便可以注意到，在这个阶级中仍然有一种对已有教派中的某一派表示信从的明显倾向，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也显然是有些诚意的。还有一点，这个阶级的人们逢到了婚丧大事或类似的隆重典礼，总喜欢着重地使用些宗教仪式，以增进庄严气氛。这种对某一教派的信从，也许是对宗教素性的一种复归倾向，也许是出于一种“拟态”作用，其目的是在于对得自外来观念的荣誉准则作外表上的同化；至于在这两者之间究竟以偏于哪一方的为多，是无法断言的。这里似乎存在着——些真正的宗教习性成分——尤其是从上层阶级所信奉的教派在仪式上的有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来推断。在上层阶级的信徒中可以看到一种倾向，他们所喜欢加入的那类教派，比较地着重仪式和仪式中徒壮观瞻的附属设备。以上层阶级会员为主的那些教堂都有这样一种倾向：着重仪式，牺牲宗教仪式和设备项下所包含的智力特征。就是在仪式和设备方面发展较差的那些教派所属的教堂，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在仪式成分上会有这种特殊发展，部分无疑是由于对属于明显浪费性的那类壮丽场面的偏爱，部分也未尝不能由此说明，信徒们是存有一些虔诚态度的。上述后一点若果可信，则这一点所表现的是宗教习性的比较古老的形式。当社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文化阶段，还很少智力上的发展时，在这样的社会里总可以看到在宗教信仰方面特别着重壮丽的外观的迹象。这是未开化文化的一个格外显著的特征。在宗教信仰中，这种通过官能接触、直接诉之于感情的现象，在那个时候是相当普遍的。在今天上层阶级的教派中，要回到这种质朴的、感情的诱导方式的倾向，也显然可见。在信从者以下层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主的那些教派中，这类现象也未尝不能看到，不过没有那样显著。关于宗教仪节上的复古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如富丽场面的着重，如彩色灯光、乐队、香料以及各种表号的大量使用，又如从进场和退场时的列队歌颂以及礼拜时跪拜起伏等的变化动作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对于神圣舞蹈之类的古老仪式的一种初步复归倾向。

    这种在仪式中考究场面富丽的复归倾向并不只是限于上层阶级教派，不过在这一点上作出最好的榜样并予以最高度重视的，是在金钱上和社会地位上处于较高水平的那些阶级。社会中的那些下层阶级部分，如南部的黑人和落后的外来分子，他们所信奉的教派，对于外表仪式、象征表示以及富丽场面，当然也有高度重视的倾向；从这些阶级的前身及其所处的文化水平来看，这种情况是可以逆料的。就这些阶级说来，偏重仪节和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盛行，主要并不是对古老习性的复归，而是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不断发展。但是关于教会仪式的使用以及有关宗教的一些特征，在发展方向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社会早期流行的一些教派，在仪式和道具的使用方面，开始时是主张严肃、朴素的；但是大家都晓得，到了后来，这些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许多它们过去所拒绝的徒壮外观的措施。大致说来，这方面的发展是同信徒们财富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齐头并进的，那些在财富和荣誉上攀登到最高峰的阶级，在这方面有最高度的表现。

    关于宗教信仰在金钱上分层次的原因，在上面谈到思想习惯的阶级差别时，已经在大体上指出。宗教信仰上的阶级差别，只是一般现象中的一个特有表现。关于下层中产阶级信心的松懈——或者可以把它笼统地说成是这一阶级宗教心的缺乏——这一现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从事机械工业的城市人民。就现在的一般情况来说，在职业相近于工程师或机械师的那类人物中，已经不再能看到完全无缺的宗教心。这类机械业务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事实。早期的手工业者所适应的生产目的同机械工人现在所适应的，在性质上相类，但前者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陶熔，却不像后者那样倔强不服。自从现代工业的操作方式流行以来，从事工业各部门工作的人们，在其智力锻炼之下，思想习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机械师一类人在其日常工作中所受到的锻炼，对于他们思考日常工作范围以外的事物的方法和标准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人们一旦与高度组织的和高度非个人性质的现代工业操作水乳交融，那类万物有灵的思想习惯就要被打乱。工人的任务已经越来越集中在对一系列机械的、无情感作用的相续关系进行考察和管理这一点上。只要在操作过程中个人是主要的、独特的原动力，只要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否认的特点是手工业者个人的技巧和力量则凭个人动机和习性来理解事物现象的习惯，就不会受到不断的、严重的破坏而趋于消失。但是在近来发展的工业操作下，工业操作所凭以进行的原动力和设计，是不具人格的、非个人性质的，这时在工人意念中通常存在的概念的依据，以及他通常理解事物现象的观点，乃是对事实的相续关系的强制认识。这时就工人的宗教生活来说，其由此发生的结果是，倾向于没有敬神观念的怀疑主义。

    这样看来，虔诚的信心是在比较古老的文化下获得最高度发展的。这里当然只是在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意义上使用“虔诚的信心”这个词的，其间并不含有牵涉到宗教信仰以外的那类特有的精神态度的任何意义。还可以看到，这种虔诚的信心足以表示人类性格的一个类型，与这种性格比较适应的是掠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近代发展的比较调和、比较有组织的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身份——统治与服从关系——这个古老的惯有观念的表现，因此与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与现代生产结构则不相适应。还有一层，在现代社会中，有些阶级的日常生活跟工业的机械操作隔得最远，因此不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在别的方面也是最保守的，在这类阶级中，这种性格就能够极度顽强地持续存在；而有些阶级是经常直接接触现代工业操作的，因此其思想习惯是处于工艺上的要求的拘束力支配之下的，对这些阶级说来，那种对现象的万物有灵解释以及开展宗教信仰活动所依据的个人身份关系，都在衰退和熄灭中。还可以看到一点——也是同这里的研究格外有关的一点——现代社会中有些阶级，在财富和有闲这两个方面有极为显著的增进，就这些阶级说来，宗教信仰习性在范围方面和精炼程度上都在不断进展中。在这里正同在别的关系上一样，有闲阶级制度的作用是，对古老的人类性格，以及社会在其近期的生产发展中要加以排斥的那些古老的文化因素，加以保持，甚至使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