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保守观点这一意义。凡是要保持相当声望，不受到社会的指摘，凡是要过这样日子的人，非抱着这种保守态度不可。保守主义是上流社会的特点，是正派作风；正相反，讲求革新是下流社会现象，是庸俗态度。我们对一切社会革新会本能地抱着反感并加以排斥，这种观念当中含有的一个最初的、最轻率的因素，就是这类事物在本质上是庸俗的这一感觉。因此，有时候即使我们认为某一革新者的主张确有可取——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这个革新者所要纠正的一些缺点，在时间、空间或个人关系上跟我们隔开得充分远的话——也仍然不能免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同这种人交往至少是令人不快的，还是跟他少接近为妙。革新是要不得的，是不上品的举动。

    富裕有闲阶级的习尚、举动和见解，是社会中其他成员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这一事实使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的影响格外增加力量，扩大势力范围。它使一切爱好声名的人不能不学它的榜样。富裕阶级既然居于这样的崇高地位，既然是端正的仪容举止的模范，其对社会进展方面所发生的阻力就不能单从人数上来估计，它要比这个大得多。富裕阶级的一贯的示范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抗力，使人们的爱好固着于历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优良制度。

    有闲阶级对于进一步符合时代要求的习惯的生活方式的采用从中阻挠时，其间还有个方式，起着在同一方向下的影响。这一在上层阶级指导下的第二种方式，与上述本能的保守倾向以及对新思想方法的憎嫌，并不严格地属于同一范畴；但是也可以提出来在这里一并讨论，因为它至少在阻止革新与阻止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一点上，与保守主义的性质是相同的。在任一时期以及任一民族中流行的一些礼法、风俗和习惯，总是或多或少具有一种有机统一体的性质，因此在结构的任一点上的显著变化，即使没有引起全面的改革，也将引起别的方面的某些变化或调整。当发生的变化所直接涉及的只是结构中的一个细小部分时，其由此引起的对传统组织的干扰也许是不大明显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尽可以有把握地说，将由此发生对总的结构影响相当远大的干扰。另一方面，当试行一种牵涉到传统结构中处于首要地位的一种制度的禁止或彻底改造的改革时，人们立刻会改到，它将使整个结构受到严重干扰，会感到，这种使某一主要因素除旧布新从而使整个结构进行一次重新调整的措施，即使不是一个大可怀疑的、也至少是一个痛苦的、令人生厌的过程。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特征要进行彻底改革是困难的。要体会这方面的困难，只要提一提诸如废除属于西方文化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父系制度或一夫一妻、私有财产、一神教等制度，或者要废除中国的祖先崇拜或印度的种姓制度、非洲的奴隶制度，或者要在伊斯兰教国家树立两性的平等等等会引起多大的纷扰就够了。以上所举各项中任何一项的改革，将引起整个传统结构极大的混乱，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实施这样一类的改革，势必使人们的思想习惯，不但在与问题直接有关的方面，而且在整个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对于这样一类的改革抱有反感，实质上等于是对基本上异调的生活方式感到畏缩。

    善良的人们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点上的改革总是抱有反感的，这是在日常经验中习见的现象。时常会听到这些人对于即使是比较细小的改革，诸如英吉利基督教会的废除、离婚手续的简化、女子参政权的确立、酒类制造与贩卖的禁止、遗产制的废止或限制等等，也热烈地向社会提出忠告，苦口婆心地反复申明这类改革会对社会发生怎样广泛的危害。他们剀切地指出，任何一种的这类改革将“彻底动摇社会的结构”，“使社会陷于混乱”，“破坏道德的基础”，“使生活陷于不堪设想的地步”，“破坏一切事物的自然秩序”，等等。这类说法无疑是言过其实的，但同一切的夸张论调一样，这类说法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感觉的证明，其目的是要指出后果的严重性。他们感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改革，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的扰乱，其影响所及。不只是限于为人类谋便利的一系列设计中某一孤立项目的简单改变，其后果比这个要严重得多。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改革其情况固然是这样，属于具有较少的直接重要意义的一些改革也是这样，不过轻重程度有些差别而已。对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于对任何一种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调整时产生的那种骚扰、混乱的反感。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制度系统总是一个整体，其间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的，这一点格外加强了人们在思想习惯上对任何改革的本能的反抗，即使对于一些就其本身来看是属于次要的一些改革，情况也是这样。

    对于改革的抗力由于人类各种制度的彼此关联而像上面所说那样加强的后果是，在任何改革下进行必要的调整，必须付出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更大的气力。令人感到不快的还不只是已经确立的思想习惯的改变。在对公认的生活理论加以变更的过程中是需要作一定程度的精神意志上的努力的，在变更了的环境下要判断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奋斗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既然需要支出一定的精力，那么要胜利完成使命，就得假定，除在日常生活斗争中被吸收的精力以外，还能蓄有余力，以供这方面的消耗。由此可见，足以阻碍进步的，不但是人们的奢侈生活——它断绝了对现状不满而要求改进的机会，而且衣食不周，物质生活过于艰苦，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作用的有效程度并不亚于前一情况。赤贫阶级，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日常生活斗争中的人们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余力去想到明天以后的日子；恰恰跟这些人相同，时运太好，日子过得非常得意的人们也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对今天的情况感到不足的机会很少。

    根据这一论点可以推定，有闲阶级制度是足以造成下层阶级的保守性的，其方式是尽可能地剥夺后者的生活资料，使之消费缩减、精力消耗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更无余力从事于学习和采纳新的思想习惯。在金钱的等级上，财富既然集中在等级的上一端，下一端就必然陷于贫困。无论哪里发生了人民中某一部分陷于极度贫困的情况，对任何革新总是一个严重障碍，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

    除了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发生的这一直接的、抑制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与之相辅而行的间接的影响，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上层阶级在确定荣誉准则方面所作出的有权威的榜样，助长了明显浪费习惯。以一切阶级的礼仪标准而言，明显浪费的盛行是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当然并非完全是出于对富裕有闲阶级的模仿，但有闲阶级的示范作用格外加强了明显浪费的实行和坚持，却是无可怀疑的。礼俗在这件事上的要求是极其有力、极其迫切的，因此即使金钱力量充分雄厚、除维持最低生活外还绰有余裕可以从事于对物品更多的消费的那些阶级，也往往把除满足比较迫切的物质需要以外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个剩余部分，使用在礼仪准则要求下的明显消费方面，而不用于进一步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进一步充实的方面。而且可供利用的剩余精力，也多半是使用在供明显消费或“明显贮藏”用的物品的取得方面。结果是，出于金钱荣誉的要求，(1)除了明显消费以外，剩下来可以供应最低生活需要的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2)所有精力，除了用于无可再减的生活上的物质需要以外，如有任何剩余，也同样为金钱荣誉要求的方面所吸收。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加强了社会中的一般保守态度。有闲阶级制度所以会直接阻碍文化发展，是由于：(1)这一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惯性，(2)它在明显浪费和保守主义上一贯的示范作用，(3)这一阶级本身所依据的财富与生活资料不均等分配制度所发生的间接作用。

    此外还有一层，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在任一个时期的当前环境下，这个阶级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与现有事态相背驰的任何变化，看来只会对它有损，未必会对它更加有利。只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个阶级也应当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一层利害关系格外加强了这个阶级的本能倾向，使它的保守态度更加牢不可破。

    有闲阶级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对于有闲阶级这一任务，并无加以颂扬或加以谴责之意。它对一切革新所起的抑制作用也许是有益的，也许不是的。就任何一个实例来说，情况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决疑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理论上的问题。有些保守分子的代言人往往认为，对革新的主张，如果没有保守的富裕阶级作一贯的有力的反抗，则种种革新和尝试将使社会沦于不堪维持、不堪设想的地步，到那个时候，其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不好受的、灾害性的反动。这个见解(作为一个方针政策问题)也许有些道理。但这一些都不属于现在的讨论范围。

    有的对保守主义者加以责难，有的说对轻率的改革加以相当抑制是必要的。我们把所有这些是非问题撇开，不管怎样说，作为一个有闲阶级，对于环境的调整，也就是所谓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是必然要一贯起阻碍作用的。这个阶级的特有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而以自然淘汰定律应用于人类的制度，则会得出这样的信条：“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不好的”。并不是说，今天的制度在今天的生活目的上一无是处，而是说，出于当然的事理，这些制度总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欠缺之处。这是由于生活同过去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般形势不能完全配合。缺点还不只是在于今昔情况不同的时间间隔这一点上。这里使用所谓“好”和“不好”这些字眼当然并没有怎样算是应当的或怎样算是不应当的任何含义。这些字眼只是从进化理论观点(而不是从道德观点)的角度使用的，所要表明的是在实际进化过程中这些制度适合不适合。有闲阶级制度，借助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通过说服力量或一贯的示范作用，助长了制度上现有的失调，甚至还有意于退回到某些更加古老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之从最近的过去传来的公认的那种陈旧方式，跟当前形势下的生活要求，甚至更加不相适应。

    尽管我们就已往事物的保守和留恋说上了这一些，但是事实上各种制度依然在变化，依然在前进。种种风尚和思想习惯在不断发展，种种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处于不断的淘汰适应过程之中。有闲阶级的任务是对这种发展加以指导并从中阻挠，关于这些方面是有些话可说的，但就其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而言，除接触到根本或直接属于经济性质的一些制度以外，这里可以说的却很少。这些制度——经济结构——按照它们所适应的是经济生活的两个不同目的中的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或两个范畴。

    按照古典派的说法，这两类制度是营利制度和生产制度，应用前几章在别的关系方面已经使用的名词，是金钱制度和工业制度，还可以用别的措辞来表达，把它们说成是适应歧视性的和适应非歧视性的经济利益的两类制度。前一范畴是同“企业”有关的，后一范畴是同工业有关的——这里使用工业这个字眼是就其机械意义而言的。一般往往并不把后一类看成是制度，大部分是由于它并不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因此很少把它作为一个法制上的或社会习惯上的问题来讨论。当注意到这一制度类型时，一般总是从金钱的或企业的一面来研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主要考虑的，尤其是上层阶级所考虑的，就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面。上层阶级在经济事项方面所关怀的，除了企业利益以外很少别的，而考虑社会问题，却主要是这个阶级的责任。

    有闲(即有产业而不从事生产的)阶级与经济过程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是营利的而不是生产的关系，是剥削的而不是服务的关系。当然，这个阶级的经济任务，间接地说起来，对经济生活的过程也许是极其重要的，这里绝对没有要贬低有产阶级或工业巨头们的经济职能的意思。这里的目的只是要指出，这类阶级对工业操作和对经济制度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它们的职务是寄生性的，它们所关切的是把它们可以移转的财产移转给自己使用，把任何归它们掌握的财产保持在手。企业界的传统就是在这个掠夺或寄生原则的淘汰监视之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是所有权传统，是古代掠夺文化的、多少带些间接性的派生物。但这类金钱的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今天的形势，因为它们是在跟现在有些不同的过去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即使就金钱方面的效力来说，这类制度的恰当程度也是不够理想的。改变了的工业生活在营利方式上也要有所改变；而金钱阶级所关怀的是这样改变金钱制度使得在取得由工业操作而来的、与工业操作的持续没有矛盾的私人利得时能获得最好效果。因此有闲阶级在对制度的发展进行指导使之适应构成其经济生活的金钱目的上，具有相当一贯的倾向。

    有许多法规和社会上的成规，是对财产安全、契约实施、既得利益、金钱交易的便利等等有利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对制度发展的影响如何，从这类法规和成规中就可以看出。诸如会影响到破产与破产管理、有限责任、银行与通货、工人方面或雇主方面的联合、托拉斯与种种企业合并等等的法规和成规的变动，都是跟这里听说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的作用有关的。社会的属于这一类的制度设备，只是与有产阶级有直接关系，其关系的深浅与有产程度的高低成比例，也就是说，与其列入有闲阶级时等级的高低成比例。但在间接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界的成规对工业操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此金钱阶级对制度发展的在这方面的指导，不但对已有社会结构的保持方面，而且对工业操作本身的形成方面，都是对社会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这种金钱的制度结构和结构的改进的直接目的，是在于为和平的、有组织的剥削行为谋更大的便利；但其远一层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这个直接目的的范围。不仅是企业的进一步顺利经营，足以减少工业和工业以外的生活上的波动，而且由于在日常事务中需要运用机敏辨别力的那些纷扰和错杂情况被消除的结果，金钱阶级本身将成为多余的。一等到金钱交易被缩减为日常工作，那些工业中的巨头就可以省免。不用说，这样一个极端的演变还在未可确定的将来。在现代制度中有利于金钱利益的改进，在另一个领域内，倾向于用“无灵魂的”股份有限公司来代替工业中的头子，做到这一点，有闲阶级在所有权方面的一个巨大职能又会被解除。因此，有闲阶级的势力在经济制度的发展方面引起的倾向，在工业上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