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谈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态度与性格特征的一般类型或主要类型所由形成的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也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中的持有方式；因此，反过来说，它也是淘汰的有利因素。这就是说，变化中的制度也足以促进具有最相适应的气质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汰存，足以使个人的气质与习性，通过新制度的构成，对变化中的环境作进一步的适应。

    促进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发展的那些力量，无疑是可以最后归纳为人类本身和物质环境两个方面的；但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最好把这些力量大体上说成是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部分是人的，部分是非人的，和这样一种人类，这种人类在体格和智力的构成上多少是有些确定的。但是总的或一般的来说，这样一种人类还是多少有些变化不定的，当然，主要是在顺应的变化可以获得汰存这一通则之下变化不定的。这种顺应的变化的汰存，也许主要是种族类型上的汰存。任何社会，如果其居民是由多种不同的民族混合组成的，则其中在体格上和气质上比较顽强、比较稳定的那儿个种型，在社会生活史上的任一个时期，就会有这一个或那一个种型上升到统治地位。一般形势，包括在任一个时期通行的制度，总是会使某一性格类型比其他性格类型格外有利于生存和统治，而这样汰存下来的民族，他们在继续保持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并加以发扬光大时，将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爱好来改变这类制度。但除了在性格和气质比较稳定的若干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以外，在占优势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种型所特有的性格倾向的一般范围内的那些思想习惯，无疑也在经历一个持续的淘汰适应过程。由于在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任何民族的基本特征可能产生一种变化；而在同一种型范围之内，由于在某些细节上的适应，由于在任一个或任一类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种种习惯观念之间进行的淘汰，也会产生一种变化。

    然而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关于适应过程的性质这一问题——不论问题牵涉到气质或性格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抑或主要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对变化中的环境的适应——还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如何通过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使制度变化和发展。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而这些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起源的时期或者比较远些，或者比较近些，但不管怎样，它们总是从过去逐渐改进、逐渐遗留下来的。制度是已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决不会完全一致。出于必然的事理，这种淘汰适应过程是决不能赶上社会在任一个时期所处的不断变化中的形势的，因为不得不与之相适应从而进行淘汰的一些环境、形势和生活要求天天在变化，社会中每一个相继而起的形势才告成立，它就开始变化，成为陈迹。发展过程向前跨进一步，这一步本身就构成了形势的一种变化，要求作新的适应，它也就成了下一步调整的出发点，情形就是这样无止境地演变下去。

    应当注意到，虽然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的公认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这种说法是听来使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可是也还有一种倾向，这就是，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因素。

    社会结构栗变化，要发展，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或者说到底，只有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经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至于这一适应过程是一个持久存在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与生存过程，还是一个个人对已有特性的继承与适应过程，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社会发展，特别是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是“内部关系在大体上很明确地向外部关系调整”的不断的、有增无已的接近；但这种调整决不会确定完成，因为由于“内部关系”的变化，“外部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接近的程度可高可低，这要看作出调整时的便利程度而定。不管怎样，人们在为了符合改变了的形势的要求而调整思想习惯的时候，总是迟疑不决的，总是有些不大愿意的，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之下，已有的观点已经站不住的时候，才终于这样做。制度与习惯观念因环境改变而作出调整，是对于外来的压力的反应，其性质是对刺激的反应。因此，实现调整的迅速与便利，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任一个时期的形势对社会中各个成员发生影响的直率程度；所谓直率程度指的也就是，各个成员在环境的拘束力之前的暴露程度。如果社会中的任何部分或任何阶级，对环境所起的影响的任何主要方面，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那么社会中的那个部分或那个阶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适应改变了的一般形势的过程将比较迟缓；它将对社会的转变发生在这一程度上的阻滞作用。富裕的有闲阶级，对于促进变化与调整的经济力量，就是处于这样的有所荫蔽的地位。还有一层，有助于制度调整的一些力量，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下，说到底，差不多完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

    任何社会的结构如果是由所谓经济的制度组成的，就可以看作一个工业的或经济的机械结构。这类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在某一已有的环境下，如果发挥人类活动力的某些方式已经具体形成，则社会的生活在这类习惯方向下将有相当圆熟的表现。这时社会将利用环境的力量，使生活能够按照从过去学来的、现在已经与这些制度合而为一的一些方式继续下去。但是，当人口有了增加，人们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识和技巧有了扩大和提高以后，那些集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习惯方式，以及推进整个集体的生活过程的习惯方式，就不再能产生跟以前同样的结果；由此造成的生活条件，也不再能在以前那样的情况下或以前那样的效果下在各个成员中分配。如果一个团体在以前的情况下进行的那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那个团体的生活过程的效率或便利程度而言，曾经获得在大体上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那末在这个时候，同样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就不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人口、技能和知识有了改变的情况下，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许并不低于在以前的情况下的便利程度，但大致的情况总是这样，这时如果能改变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情况，就会减少便利程度降低的可能。

    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生活是至少在表面上各不相谋的情况下进行的各个个人的生活。集体的公认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是，集体中各个人对人类生活怎样才是正确、善良、合宜和美化的见解上的一致。由于应付环境的方式有了变更，生活条件就须重新分配，就生活的便利程度而言，这一重新分配的结果并不是整个集体的一次均等变化。情况变更以后，整个集体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许会有所提高，但重新分配通常会产生的结果是，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在生活的便利或充实程度上有所降低。在人口、专门技术或工业组织等方面有了进展以后，至少对社会中某些成员来说，如果他们要想便利地、有效地投入改变了的工业方式，就得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这样，关于生活习惯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一些固有观念，他们就不再能保持。

    任何人，如果必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改变对他的同辈们的习惯关系，就会感到新形势要求下的生活方式同他所习惯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矛盾。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而只是出于生计上的需要，人们才会处于这样的地位。环境对一个集体施行压力，促使集体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时，是以金钱的迫切要求这一形式向集体的成员进行冲击的。外在的力量，大部分会表现为金钱的或经济的迫切要求这样一个形式，只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说，足以使任何现代工业社会进行制度上的调整的那些力量，主要是经济的力量，或者说得再明确些，这些力量所表现的形式是金钱的压力。这里所考虑的这样一种调整，实质上就是人们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观念上的变化，而借以引起人们对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见解的变化的手段，则主要是金钱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

    人们对于生活中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观念上的任何变化，充其量也只是在迟疑、勉强的情况下实现的。当发生了朝向所谓进步的方面的任何变化时，情况格外是这样，这就是说，发生的变化如果是同古老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个状态看作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任何阶段下的一个分歧点——相背驰的，它的实现将更加迟疑不决。开倒车，重新接近一个民族过去久已习惯的观点，这样的变化总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当初发生与过去的观点相背离这一现象，并不是主要由于气质跟早期观点不相投的种型的替换，恢复到原来的观点会格外顺利。

    在西方文化史中，紧接现代的前一个文化阶段是这里提到过的所谓准和平阶段。在这个准和平阶段，身份制是生活方式中的显著特征。当时表现得格外突出的是统治与个人服从的精神态度，今天人们对这一点是如何地余情未断，已经可以不言而喻。这种精神态度，与其说已经被与后期发展下的迫切要求完全相一致的思想习惯所彻底清除，不如说是在今天的经济的迫切要求下，还处于未确定的中止状态。属于西方文化下的人民的一切主要民族，在其生活史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掠夺阶段与准和平阶段的持续时间似乎很长。因此，那些文化阶段所固有的一些气质和性格倾向已经达到了那样的牢固程度，当任何阶级或社会跟有利于保持后期发展下的思想习惯的那些力量的影响隔得很远时，就会无可避免地发生迅速恢复符合前阶段的心理素质的一些显著特征的倾向。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个人或者甚至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如果与高度工业文化隔离，接近较低的文化环境或比较不发达的经济处境，他们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恢复掠夺类型所特有的那些精神特征的倾向。看来属于长颅金发型的欧洲人，同西方文化下的别的种型比较，似乎更加容易转向未开化意识。在近代移民史与殖民史中，关于小规模的这样的复归倾向，有过很多的例子。盲目的爱国主义是掠夺文化下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特征；这一特征的存在也往往是现代社会的复归倾向的一个最显著标志，除那种惟恐触犯这一主义的情况当作别论外，这里也许可以引美国殖民地的情况，作为这种复归倾向的一个例子，这虽然不是一次性质十分广泛的复归倾向的表现，但规模异常之大。

    在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下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对于那些经济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总是处于有所荫蔽的状态。这个阶级对于生活资料的竞争，没有别的阶级那样迫切、紧张；由于它处于这样的优越地位，可以想像得到，当形势要求在制度上作进一步发展，对改变了的工业局势作重新调整时，它的反应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是最迟钝的。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阶级。社会中一般经济形势的要求，并不会毫无拘束地、直接地对这个阶级的成员进行冲击。他们无须改变生活习惯或改变他们对外界的理论观点来适应改变了的工业技术上的要求，他们不这样做也并无所损，因为他们并不是工业社会中一个十足意义下的有机部分。因此这类迫切要求并不能轻易地使这个阶级的成员产生对现状的某种程度—的不安；而只有这种一定程度的不安感觉，才能使不管是怎样的一群人抛弃其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观点和生活方式。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动向从中阻挠，保留腐朽、落后的事物。这并不是一个新奇论点，这是很久以来一般人的日常见解之一。

    富裕阶级生来是保守的，这已是获得普遍认可的一种论断，作出这一论断，无须多借助于有关这一阶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关系这些方面的任何理论观点。人们对这个阶级的保守主义所作的解释一般总是带些歧视意味，他们认为富裕阶级之所以反对革新，是由于它拥有那种不值得称道的既得利益，是由于要保持现状，保持那种既得利益。但这里要提出的解释，却不含有归咎于那种不值得称道的动机的意思。这个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并不是主要出于物质利益上的打算，这是一种与事物已有的做法有了背离时人们就会发生的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是人所共有的，只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才会被克服。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上的任何变化总是惹厌的。在这一点上富人与常人之所以有差别，主要并不是由于激起保守主义的那种动机，而是由于对强迫促使事物变化的那些经济力量的暴露程度彼此有所不同。富裕阶级的成员不像别人那样容易屈服于革新要求，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非屈服不可的压制。

    富裕阶级的这种保守性已经成为这样显著的一个特征，甚至这一点已经渐渐地被看作是荣誉的标志。保守性既然是社会中比较富裕的、因此也就是比较有声望的那部分人的特征，它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这一点已经习惯成自然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我们对荣誉的观念中自然地含有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