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不住脚的某种新结构求取安慰。这就是衣着刻刻翻新而新样又为什么在本质上那样丑恶的原因所在。

    对时新式样不断变换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我们还得将日常事实与这一解释相印证。日常事实中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在任一时期流行的式样总是人人喜爱的。一个新样的出现，总会博得一时的合意，至少当它作为一个新奇事物的资格还没有丧失时，人们总觉得新样是漂亮的。时兴的式样总是动人的。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人们看到新样与旧样有所不同会产生一种轻松感觉，部分是由于时兴的式样含有荣誉性。上一章已经指出，荣誉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爱好，因此在这一准则的指导下的任何事物，当其新奇性尚未消逝以前，或其荣誉性尚未移转到适应同样一般目的的别一新奇结构以前，在我们看来总是适当的，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对任何一个时期风行的式样所感到的美或“可爱”，只是片时的，假性的，这一点说明，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时样，没有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使当时认为是最精最美的新样，过了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纵然它不一定不堪入目，也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觉得是奇形怪状的。我们对于任何最新事物的一时的爱慕，并不是从审美观念出发而是别有所依据的，一等到我们固有的审美感占了上风，我们对于这个新型设计就要感到难以接受，它的寿命就要在这个时候终止。

    在审美性上的反感，其发展过程是多少需要些时间的，时间的长短；要看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某一新样本质上的丑恶程度而定。按照时新式样的可厌性和不稳定性的这种时间关系，可以作出论断，即新样接替旧样越快，这种新样同正常爱好的抵触越大。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富有阶级，在富裕和流动性方面、在人类相互接触的范围方面越向前发展，明显浪费定律在服装上的势力将越巩固，审美观念则将更加陷于停滞状态，更加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抑制，这时时装将变换得更快，而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样也将越来越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

    关于这里提出的服装理论，至少还有一点有待研究。以上所述，大都对男子与女子的服装两者都适用；虽然所述各点，在现代社会似乎在女子的方面格外显著。但是有一点，女子服装的情况跟男子的根本不同。就女子的服装说来，其显然格外突出的一个特征是，证明穿的人并不从事也不宜于从事任何粗鄙的生产工作。女子服装的这一特征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不但可以使服装理论臻于完整，而且可以印证上面已经提到的过去和现在的妇女经济地位。

    在前面有关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问题的研究中谈到妇女的地位时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家主执行代理消费已经逐渐成为妇女的职务，妇女的服装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设计的。情况演变的结果是，显然的生产劳动特别有损贵妇的身份，因此在妇女服装的设计中必须费尽心力使观者明确认识到一个事实(实际上往往是虚伪的)，即穿这种衣服的人并不惯于也不可能惯于从事有实用的工作。按照礼俗的要求，有身份的妇女应当谢绝生产劳动，在有闲态度上应当表现得比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男子更加彻底。我们看到一位出身名门的、有教养的女子迫于生计而从事有实用的工作，总不免愤愤不平。这不是“妇女干的事”。她的活动范围是在家庭以内，她应当在那里起“美化作用”，应当是全家的一颗明星。至于男主人则一般总不会被说成在家庭中处于这样的地位。这一特点，加上礼俗要求妇女不断注意衣着和其他装饰上的炫奇斗富这一事实，格外有力地证明了上面提到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继承族长制而来的，因此证明家庭的支付能力，特别成为妇女的职能。依照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的荣誉应当由属于这个家庭的妇女来特别关怀，而这种荣誉主要是通过荣誉消费和明显有闲获得证实的，因此关于这些方面的如何进行就列入了妇女的活动范围。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在较高金钱阶级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倾向——对物质与劳力的明显浪费这方面的注意，应当经常地成为妇女的惟一经济职能。

    当社会还处于妇女还是在十足意义上的男子的财产那个经济发展阶段时，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是她们必须执行的任务的一个部分。那个时候妇女既非居于自主地位，由她们执行的明显有闲和明显浪费，其荣誉当然应当归之于她们的主人而不是她们自己，因此家庭中的妇女越是奢华浪费，其不生产性越是显著，越能适应提高家庭或其家长的荣誉这个目的，她们的生活也越加值得称道。这一情况愈演愈烈，结果妇女不仅要在有闲生活的证明方面有所提供，而且要使自己处于对一切生产活动全然无能的境地。

    就是这一点使男子的服装不能同女子的齐头并进具有充分理由。明显浪费和明显有闲是有荣誉性的，因为这是金钱力量的证明，金钱力量是有荣誉性的或光荣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是胜利或优势力量的证明；因此任何人，当他代表他自己的利益而作出浪费或有闲的证明时，不能采取这样的形式或趋于这样的极端，使他自己显得无能或处于显然的不舒适、不自如状态；那种情况所表明的将不是优势力量而是劣势地位，那样做也是作茧自缚，会破坏他自己的目的。因此不管在哪里，只要浪费支出和避免劳动的表现，在正常或一般的情况下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表明了显然不舒适状态或自动引起的体力上的无能，就可以由此直接断定，这个人之所以执行这种浪费支出，忍受这种体力上的无能，并不是为了她自己在金钱荣誉上的利益，而是为了她与之有经济依赖关系的另一个人的利益；那种关系，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分析到最后，必须归之于奴役的关系。

    现在试将这一归纳结果应用到妇女的服装方面，作一具体说明。所有那些高跟鞋、长裙、胸衣、不切实用的女帽以及不顾到服用人的舒适的一般现象，是一切文明妇女服装的显著特征；这些作证的事实足以说明，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在理论上妇女仍然处于经济上依赖男子的地位，在高度理想化的意义下，或者可以说她仍然是男子的动产。妇女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明显有闲，要这样打扮，老实说，就是因为她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务是，为她们的主人的支付能力作出证明。

    就这些方面来说，妇女的服装与家庭仆役、特别是穿制服的仆役的服装，有显然相类之处。两者在不必要的糜费这一点上同样有用尽心机的表现，两者同样有显然不顾服用人身体舒适的倾向。不过主妇的服装蓄意要做到的，即使不一定是在于要显出穿的人的孱弱之躯，也至少是要衬托出她的娇惰风度，而这一点是仆役的服装所望尘莫及的。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在理论上，按照金钱文化的理想方式，主妇是家庭中的首要奴仆。

    除了这里所看到的这类仆役以外，至少还有一类人物，他们的服装跟仆役阶级的很相类，而且有许多特点是与妇女服装表现出女性风度的那些特点相一致的。这就是教士阶级。教士的法衣，有力地、突出地显示了表明奴仆身份与代理性生活的一切特征。法衣这件东西，看上去绚烂夺目、光怪陆离，而且非常不方便，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简直使穿的人要不舒适到感觉痛苦的地步，这一点比教士的日常服装表现得更加显著。教士照说是要戒绝一切生产劳动的，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是要带着些冷静、沉闷的脸色的，这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仆役的神气也很相类。还有，教士的脸是应当修得光光的，家庭仆役也是这样。教士阶级在态度上、装束上与仆役阶级所以会这样相像，是由于两个阶级在经济职能上的类似。从经济理论上说，教士所处的正是一个随身侍仆的地位，据理而言，他是神的随身侍从，他所穿的就是神给他的制服。他的制服非常华贵，这是应当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显出他那位崇高的主人的尊严。设计制服时对服用人身体的舒适很少顾到，或者简直完全不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穿着制服是一项代理消费，由这种消费而来的荣誉是归之于那位不在场的主人的，不是属于仆人的。

    妇女、教士和仆役同男子二者在服装上的分界綫，实际上并没有被始终一致遵守，但在一般的思想习惯中始终存在着相当明确的这样一个分界綫，这一点可以说是没有争执的。当然，也会有一类放荡不羁的人——而且这类人是不在少数的——出于从服装上追求无上荣誉的狂热，会越过男女之间在服装上的假设界綫，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那种模样，以致亵渎了人类的清白之躯；但每个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男子作这样的装束是脱离常轨的。我们惯于说某人的装束“有女人气”，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批评——某人打扮得那样考究，看起来倒像是个穿得很体面的跟班。

    在这一服装理论上，还存在着某些表面看来不符合之处，值得予以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尤其是因为这类情况，在服装的后期或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相当明显的趋向上的特征。例如胸衣的风行，看来就好像是这里引证说明的通则的一个显然例外。但经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一显然的例外实际上是证实了这一通则，即，服装中任何一个因素或特征之所以能风行，是由于它具有作为金钱地位的证明这一效用。我们都知道，在工业比较发达的社会，胸衣的使用只是限于界限相当明确的某些社会阶层。比较贫困的阶级，尤其是乡村妇女，平时并不使用这件东西，只是逢到节日，作为一件奢侈品，偶尔一用。属于比较贫困阶级的妇女不得不艰苦操作，在日常生活中用这件东西来折磨**，借以妆点有闲的门面，对她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好处。至于在节日中使用，这是出于对上层阶级的礼仪准则的模仿。在最近一两代以前，除了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和贫困的阶级以外，凡是处于这些阶级以上的、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妇女，哪怕是最富裕、最尊贵的妇女，仍然认为胸衣是一件不可须臾离的东西。只要那些富裕得足以免除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污名的人们还不是一个大的阶级，可是人数也不少，足以形成一个自负的单独的社会集团，而其中群众又可以在这一阶级内部为一些只是由于这一阶级的一般看法而得到推行的特殊行为准则提供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通则就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一个十分庞大的有闲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它拥有的财富已经这样多，以致这时如果对它进行必须从事体力劳动这样的诽谤，已经毫无意义，对它一无所损；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阶级以内，胸衣这件东西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废物，可以弃之如敝屣。

    由此可见，以胸衣的解除作为上述通则的一个例外，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表面的。现在仍然重视胸衣的是，有着较低工业结构——比较接近于旧式的、准工业类型的结构——的那些社会的富裕阶级，和工业比较发达的社会中那些后起的富裕阶级。后者对于由金钱等级较低的前期沿袭下来的、那种平民化的爱好准则和荣誉准则，还没有来得及放弃。例如，在某些最近暴发起来的美国城市的上层阶级中，就往往还保有胸衣的残余。可以说，胸衣主要盛行于由较低的金钱文化水平走向较高的金钱文化水平那个动荡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尽力装腔作势、攀高向上——如果这类形容词只是用作学术上的专门名词，不含有任何丑化意义的话——的时期。这就是说，在一切向来有使用胸衣的风气的国家，只要它的使用能够表明穿的人在体格上的无能，从而适应作为荣誉有闲的证明这一目的，它就会继续存在。当然，关于别的一些足以在外观上显然降低个人工作效能的毁伤肢体行为和衣着上的设计，上述通则也同样适用。

    关于明显消费方面的种种事项，情况也有些相类，上述通则同样适用。近百年来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向，尤其是在男子服饰的演变中，有些消费的方式和有闲的象征已经不复存在，这类事物必然要使使用人感到麻烦，在过去也许很能适应需要，但在今天的上流社会如果继续使用，将成为一种额外负担——如涂粉假发和金綫带的使用以及经常修面的风气，都是这类例子。近年来修面的风气在上流社会又有些恢复的样子，这或者是出于对仆役们的习尚的一时模仿，相信这个习惯同我们祖父一辈的头上的假发一样，不久会成为陈迹。

    这些、以及与之相类的一些事物，在使用者方面实际上全无意义，而这一点又表现得非常浅露，毫无遮掩，使一切旁观者一望而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逐渐使用了表现同样事实而比较巧妙的方式；这些方式在高明的、属于比较小范围的一些人的有经验的眼光里还是同样明显的，而人们所要博取的也主要是这些人的好评。如果一个要从事自我表现的人所要夸耀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广大人群，而这类人对于财富与有闲的一些细微曲折、变化巧妙的证明方式，如何觉察，如何欣赏，并没有经过训练，则那种比较早期的、粗率的自我表现方式还有其存在依据。当富裕阶级有了充分发展，形成一个广大集团(这些人对于消费方面比较精深微妙的种种窍门是有充裕时间来深入钻研的)以后，自我表现的方式就有了由粗到精的变化。“过火的”服装表明穿的人所要配合的是流俗的口胃，于此道研究有素的人对它是要引起反感的。对于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来说，只有与他属于同一上层阶级的成员才是他所注意的，只有这些人在有经验的辨别力下所给予他的好评和敬意，才是有实际重要意义的。由于富裕的有闲阶级已经发展得十分庞大，属于有闲阶级的个人跟同阶级的各成员之间的接触已经越来越广泛，就荣誉上的目的来说，已经足以自行构成一个人类环境，这就发生了一种倾向，把居民中比较微贱的分子拼出组织以外，甚至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作其意见是赞可还是反对应当加以探求的旁观者。所有这一些演变的结果是，在服装表现方面的方式方法的精益求精，设计上的越加巧妙和服装在象征表示的方式上的趋于精神化。大家晓得，关于礼俗的一切事项，上层有闲阶级是居于权威地位的，随着他们在表现方式上的改进社会的其他部分也逐渐有了相应的改进。随着社会在财富上、文化上的进展，证明支付能力的方式越来越精微巧妙，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具有进一步高明、精确的辨别力。这种对于自我表现的媒介物的进一步高明、精确的辨别力，实际上是高度金钱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