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自外于自己的人民，不再置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之外，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

    “世界之中并非尽是荆棘，也有基督心爱的百合花；并非尽是狼虎，也有基督自己牧放的群羊……一个天高云淡的世界，较之一个乌云压顶的世界，更能让基督的真光透进。为建设一个从善如流的社会的种种努力，不会使人离神更远，而只能使人离众光之父、众善之源更近；因为他产生某种浮力，使人更易于为满有恩典与真理的基督所吸引。”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2(复)第2期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濡养，成为其完成转变的深层文化动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整体和谐、宽容中庸精神培育、造就了他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使得他能够在神学院中从不同神学背景的老师那里领受不同的观点。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养料，才是促使他打开心胸，拥抱世界；放弃极端、保守的基要主义宗派偏见，拥抱弟兄姊妹、拥抱众人的内在动力。

    由此可见，汪维藩于解放以后开始，于80年代初真正完成的由基要主义信仰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信仰的转变不仅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时代背景影响使然，还有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是出于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饱含深情的热爱。从他的祷告、他的言行、他的神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他丝毫没有放弃信仰，其神学倾向上的转变，出发点是为了中国教会的前途，是为了中国教会在当前的时空处境中能够有所作为，作出信仰的见证，是为了中国教会在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下，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神学。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justice)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赛42：1-4）。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基督留下的足迹，一个卑微的跟随他的人，又岂能例外。”汪维藩自牧金陵神学院〈教材〉,2000、2005

    无论是在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还是在教会外部的学术界，汪维藩的神学思想都颇多争议，基督教内部自由派认为他过于保守，基要派则认为他过于激进，是属世的，不属灵；基督教会外部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也不理解他的思想。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以上的争论，是拿西方的条条框框和派系界线来套中国神学思想的结果，他的神学思想倾向既不是新正统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福音派，而是中国的开放福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