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汪维藩神学思想评价（3）

    我们如何理解汪维藩神学倾向上所发生的这种重要转变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联系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时代特征来考察。一些未经历过那种时代的基要主义信徒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转变是不能理解的，是放弃信仰趋炎附势的表现。但凡是经历过那样一个一切事物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那样一个所有人都满怀政治热情，幸福地奔向新生活的火红年代的人，就能够理解他的这种转变绝非是有意讨好，而是真心悔改；绝非是放弃信仰,而是在看到了新中国是“蒙神祝福、公义抬头”的国家后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们若不能在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中间改造自己，唯一的结果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里面被淘汰下去。正如蔡文浩先生在早礼拜上所指出的：‘我们若是再继续将自己保守下去，我们将会走到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地步。’”汪维藩我们的寒假生活（上、下）天风，1952（8、9）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把自己改造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种政治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革命**火热燃烧的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和体会的，正如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在回忆父亲时所说：“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宗璞解读冯友兰·亲人卷34

    其次，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及具有开放思想的神学家的影响是促使其转变的关键。通过神学院的系统学习，通过与不同信仰背景、不同信仰倾向的老师的交谈、沟通，特别是与丁光训、陈泽民等人的交流、讨论，他认识到了基督教思想的源和流，认识到福音派、新正统派、自由派等神学流派各自在“基督教思想史”这棵大树上的位置，从而消除了基要主义的宗派偏见，懂得了不同信仰倾向的人应该彼此尊重，而不是唯我独尊；对基督教信仰传统的理解与认识也获得全面深刻的提升，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有了理论层次的把握，而不仅局限于感性的认识和体验，从而能够对其以前持守的基要信仰有一个重新的审视和评价，这就为其灵性转变创造了神学理论上的条件。

    再次，汪维藩之所以最终在80年代初完成这一转变，还因为他与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那段苦难的经历。包括汪维藩在内的中国基督徒在与自己的人民一起经历了“反右”和“文革”近30年“痛苦与欢乐，忧伤与慰藉，困惑与希望，软弱与刚强”的风雨同舟之后，他们“仍然在永恒之主面前看到人的软弱与卑微，但更看到神对人的眷顾与顾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