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有为的生活中心体验与上帝同在，而不是在孤苦、软弱和绝望时呼唤上帝。在汪维藩看来，与其说潘霍华是激进的世俗主义者，毋宁说他是虔诚的灵修主义者，只不过他和上帝相遇、相通的场所不在虚幻的彼岸、不在沉默冥想的灵魂深层，而在此岸现实生活的中心，在今世以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的精神来参与人世的考验和磨难之中，在“为他人而存在”，参与拯救世界的事功中，他既彻底接受俗世，又对蒙难的基督有一种神秘的崇敬，正如谢扶雅先生所说，“出世不是消极或虚无，无宁积极到要跳入苦海去抢救众生”、“甘愿跃入尘世，去援救亿万苍生”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1986见：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工作室,1997160。

    汪维藩用心读过潘霍华的《追随基督》和《狱中书简》，称潘霍华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并以“沿着他的传统与路径为荣”，潘霍华对汪维藩的影响不仅在于《狱中书简》“谜一般的语言、火一般的热情”对汪维藩心灵的震撼，以及潘霍华著作中所阐述的积极入世的灵修神学，更在于潘霍华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精神参与人世的考验和磨难的基督信仰和甘愿跃入苦海、拯救苍生的信仰实践，潘霍华这种以“赴死”的方式参与基督受苦的经历，这种以行体信效法基督的品格和精神折服了包括汪维藩在内的大量基督徒，成为影响当代神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使得“今天，大量年轻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平信徒所持有的，正是这种此世的、世俗的基督教观点”。潘霍华的这种影响使得汪维藩的福音派神学不只注重个人灵魂的拯救，追求重生、成圣，还表现出对人类群体及其深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的深深关切，充满了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牺牲精神，在汪维藩看来，这种在此世奉献的精神的不竭动力正是来自于其与上帝的相遇、沟通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