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偏向于道家的自然无为，有些人偏向于佛家的无我境界，更多的人则是在儒、佛、道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从而具有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具有了中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梁漱溟即指出：“它（指中国文化，笔者注）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6

    汪维藩生长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中，从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尔后学习儒家正统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直到神学毕业。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影响不曾间断，一方面他凭借私塾教育的古文功底继续阅读传统经典、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等）、唐诗宋词，后来又研究《三礼》、《周易》等典籍；另一方面，传承积淀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思维方式之中的传统文化也一直以活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诚如龚鹏程先生所言：“传统文化，本来在我幼时的生活中，就是街坊邻里的揖让进退、闲话桑麻，是生活里具体存在着的体验。”

    在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之中，儒家思想对汪维藩影响至深，道家文化对其也有很大影响，佛家的影响，首先是幼年经常参加的净土宗、禅宗的佛事活动所给予汪维藩的“指心见性”，这反映在他以后的“灵修文学”中，往往出现某些类似佛偈的内容。而佛教音乐“梵呗”的熏陶，则哺育了汪维藩贯彻人生的一种悲情：对无边苦海中苍生的悲悯，乃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愤与悲壮，从而使汪维藩神学上所讲的“爱”不同于其他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