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依和他的学派

    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这位作家，总的说来，只是把亚当，斯密在一种不够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加以系统化、通俗化而已。他对于事理的阐明与加以组织化这些方面具有高度天才，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成功的。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确认亚当·斯密所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这一点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或独创的见解。上述这一点，根据生产力理论来说固然十分正确，不过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对立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依的完整些。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还减少了物质生产与蓄积的总量，也就是减少了物质财富的总量。还有，萨依在他的观点上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列入生产阶级的理由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交换价值，这个理由实在全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换价值在没有流到精神劳动者的手里以前就已经被生产了；所变更的只是价值的占有者，价值的量并没有增加。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力而不只是交换价值的占有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我们方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作是生产的。萨依在这一点上感到他自己是与斯密对立的，这正同斯密感到他自己是与重农主义者对立的情形一样。

    斯密为了要把从事于工业者列入生产阶级，不得不扩大财富所由构成的事物的概念；萨依，在他这方面，并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么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衣钵，那就是采取那种荒谬见解，认为精神劳动者是不生产的，否则就得象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的做法那样，也来一个扩大财富概念，再把生产力也包括在内；这时就得说明，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一般所周知的——萨依有一位兄弟，凭着他简单朴质的常识，清楚地看到了价值理论的根本错误，萨依对于他自己理论的是否健全、正确，在这位怀着疑问的兄弟的面前也表示了怀疑。

    路易.萨依在南特时曾这样写道，有一个学术名词，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流行，但是引起了许多错误的推论，就是他的兄弟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也不能免。按照路易·萨依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它们的交换价值，而是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交换价值理论是从商人个人的狹隘观点来看财富的，这种理论是要想纠正所谓重商主义的，但是它自身依然是有限制的重商主义。关于这类疑问和反驳，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答复他的兄弟时这样说，“他的（就是尚.巴普蒂斯特.萨依的）方法（方法？）（即交换价值理论）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困难之点是在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什么话！当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吗？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吗？不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困难是有些人没有足够的机智果断，去把这位兄弟所说的（当然只是概括他说的）概念抓住，并追究到底；或者不如说是，要把已经确定的学派推翻，要把与已经借此成了名的学说恰恰相对立的一面来加以推演，这样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愉快的。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著作中唯一独创性的东西是关于学理的形式方面，就是说，他替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是表明物质财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学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正是由于这样的分类和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解释，这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他这样做时一切都是现成在他手边的；他懂得对生产的特有程序和所涉及的个人力量怎样进行通达晓畅的解释，（在他自己设定的狭小范围内）关于分工原则、个人行业这些方面，他也能胜任愉快地作出细致详尽的分析。他的话不论哪一个制陶器的、不论哪一个小商小贩都能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其中新的或为一般所不知道的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领会。因为就一个陶工的工作来说，必须把他的双乎和他的技巧（劳动）与陶土（原料）结合在一起，然后靠了镟盘、炉子和燃料（资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产品或交换价值），这是每一个有相当地位的陶器作坊里的陶工都早已知道了的，不过他们不懂得怎样用科学的语言来叙述这些事情，不懂得把这些事情借此来进行归纳而已。小商小贩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通过了交换，买卖双方都能获得交换价值，如果任何人输出了价值一千泰勒的货物，然后从国外换得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别种货物，他就从中赚得了五百泰勒，在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前不懂得这点道理的小商小贩大概是很少的。

    这也是大家在以前都早已懂得的，勤俭可以致富，游惰必致贫穷；个人的利己心是勤奋工作的最有力刺激；而谁要想获得鸡雏就不可先吃掉鸡蛋。当然，人们在以前并不晓得这些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都乐于轻易地登上这门奥妙的科学的殿堂，从而摆脱使心爱的奢侈品价格提得那样高的可恨的关税，而共享持久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关系和太平盛世的至福。许多有学问的人和政府官吏都成了斯密和萨依的崇拜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的遵行，对于任何人并不需要大才大智，倒是首先倡议和解释这个原则的人需要有些聪明；他们两位的继起作家也不必多费思考，只需就他们的论点来加以阐述、润饰，加以反复申言；假使把两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国家，谁还不愿意、谁还不会感到有能力做一个大政治家呢？这些理论有一个奇异的特点，人们假使接受了他们著作中最初的论点，然后诚心诚意地跟着他们所指引的那条路走下去，经过几章以后，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在一开头就告诉尚·巴普蒂斯特·萨依先生，照我们的看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教导的，并不只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我们要告诉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

    这种理论（萨依的）冒冒失失地从一个极端，即政府样样都能管并应当管，冲向另一个极端，即政府什么也不能管并不应当管；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无足重轻的。萨依先生关于个人万能与政府一无所能的见解，已经进展到近于可笑的程度。当他看到科尔伯特的政策在法国工业教育方面所收到的效果不禁要有所赞扬时，他这样说，“这样的高度智慧是很难归功于个人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理论转向到理论的创造者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眼光，心头只是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未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他对于航海条例、麦修恩条约、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约等等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对他提出的评语就不难获得证实。对各国工商业历史作有条理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有些国家在保护关税下达到了富强地位，这一点他也并不否认，不过他别有高见，认为这些国家所以获得富强与保护政策无关，并不是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他还要求我们应当相信他所作出的结论。他说，荷兰人所以会想到与东印度群岛直接通商是由于腓力二世禁止他们进入葡萄牙港口；好象保护制度就证明那种禁止是有理由的，好象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