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荷兰人就不会到东印度群岛去了。萨依先生不喜欢统计和政治，就同他不喜欢历史一样；因为毫无疑问，前者会引起许多不对劲的事实，这些事实，他说，“所证明的往往与他的理论相反”，至于对于后者，他是简直一无所知的。他总是忍不住要向我们作忠告，惟恐我们跌入陷坑，说统计事实是要引我们趋入歧途的，政治是同政治经济学没有关系的；这种说法的“合情合理”，听起来就象是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假使你所考察的是一只锡蜡制的盘子，你就不应当想到锡蜡这件东西。

    萨依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我们在记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自由”这个字眼，不论在什么地方使用时，五十年来在法国总是有着绝大魔力的。萨依不论在帝国时代或复辟时代，碰巧都是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他不断地提倡经济学。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之所以受人欢迎，并不是由于著作的内容，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否则在拿破仑败亡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采用萨依的学说，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量不是要使人难以索解了吗？在那样环境下他还是坚持世界主义原则，说明这个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浅。他是坚决信从坎宁和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旨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世界局势了解得多么少。他声望上的唯一欠缺是，不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没有给他当上商务和财政大臣；假使他有了那样职位的话，他的大名在历史上就要同科尔伯特并列，一个是国家工业的创建者，一个是破坏者。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依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甚至象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人也害怕这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皇的咒诅。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那部书没有什么别的，自始至终只是在于说明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他在这一点上是表示得明明白白的，他说，处于目前世界形势，法国只有在保护制度下才有希望获得繁荣。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自由贸易加以颂扬，跟他论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整个意向直接相反，这是他违反了萨依学派的主张而乞求宽恕的表示。萨依的作风的确很象一个罗马教皇，教皇颂布了“**目录”，他甚至连这个样也学会了。他当然没有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可是比这个办法还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加以禁止的；他警告学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读书不可太泛，那是容易使人走入歧途的；他们读的书不宜过多，但是要读好书，这就等于是说，“你们不可读别的书，只应当读我的和亚当·斯密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说的后继者和阐述者又深恐后人对于这个学派不朽的开山祖师在崇敬中寄予过大同情，为此也曾费了一番苦心；他这样说，他认为亚当·斯密著述的内容极其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满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们懂得，所谓“应当读亚当·斯密的书”是只有从他那里来学习的。

    虽然如此，当萨依正在声名鼎盛的时候，却出现了某些年青的异端者，他们对他学说的基础展开了攻势，他们的进攻竟那样的大胆有力，因此他态度很谦恭，宁愿对他们在私下答复，避免任何公开讨论。反对派中最激烈最有才能的要推沙忒尔，这人曾不止一次地当过国务大臣。

    萨依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意见，我的政治经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论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简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因此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象有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退步。”他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很天真地加了一句：“从您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个论战再继续下去是无益的，很可能会使我们大家感到困恼。”

    现在斯密和萨依学派在法国已经被推翻，交换价值理论那种僵硬的、无生气的影响已经过去，接着发生的是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这种气氛就是罗西和布朗基两位先生也无法驱除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派，虽有卓越天才，但是他们对于旧有的学说不是加以改进而是完全丢弃，却自己另想出了一套乌托邦制度。最近有一些天分极高的人，企图找出他们的学说与以前学说理论之间的相关之处，并且快他们的见解与现在情况相适应。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者可以获得重大成就，其中格外有希望的是多才的密歇尔·歇伐利埃。他们学说中所合的一些真理，可以同现在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主要在于他们对生产力的联合与协调这一原则的解释。他们的缺点在于完全抹杀了个人自由与独立；按照他们的想法，个人与社会已完全会为一体，与交换价值理论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而国家则并不足道的想法恰恰相反。

    也许世界潮流正趋向于实现这类学派所想象或预见的局势，但是依我的看法，这种局势无论如何总要经过许多世纪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至于遥远将来的新发现和社会状况的进步，这些都不是世人所能预测的。即使象柏拉图那样的智慧，也不能预见到数千年之后社会在工作中会使用钢铁和铜制的工具；即使象西塞罗那样的头脑，也想不到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代议制有可能扩展到一切文明国家，甚至全世界、全人类。即使少数奇才天赋极高，会预见到未来数千年以后人类进步方面的个别事例，然而每一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特有任务的。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象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法郎吉），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那些在傅立叶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小型共产制社会”实现，由此对于国家权力与独立自主又将发生什么影响？这时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型共产制社会”的国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较落后、依然保持着旧制度的国家所征服，使这些未成熟组织连同整个国家一并遭到毁灭；这个先进国家所处的地位不是非常危险吗？现在交换价值理论已经完全失去势力到这样地步，以致它所从事研究的几乎仅在地租的性质这方面，因此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会这样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生产物在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应如何分配的法则。”

    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

    最后，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对于尚·巴普蒂斯特·萨依以及他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所涉及的只是著述内容有关国家的和国际的方面，至于有关一些次要问题的学理解释，它们的价值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他的理论基础也许始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科学的个别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极有价值的见解和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