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学派误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学说，关于国家及国际情况的方面，只是重农主义的延续。这一学说与重农学派一样，并不顾到国家的本质，几乎要把政治和国家力量这些因素完全丢开；它事先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与世界联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国家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主张贸易绝对自由。

    他陷入了这样的根本错误，在这一点上同在他以前的重农主义者情形完全一样，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作为一个准则，对于这一准则的赞许是从常识的要求出发的，并不是彻底研究了历史对这一观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后形成的。

    那位为亚当·斯密作传记的能手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告诉我们，斯密在他的著作1776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1755年，就已首先有了贸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人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和阴谋家利用作政治活动的材料。这些阴说家在对人事的处理中，搅乱了自然状态，其实人们对于造化只应当听其自然，让它自由行动，从而完成它的目标。要使一个国家从野蛮阶段的深渊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适度的税收与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的一切就会在自然趋势下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向循序而进。任何政府行动时违反了这种自然趋势，要想把资本引向别的途径，或者是要限制社会按自然程序进展，就是逆天行事，这时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会成为**暴虐的政府。”

    亚当·斯密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他后来的一切著作就以对这一点的证明与解释为唯一目标。他1765年游历法国时结识了魁奈、杜阁和重农学派另一些健将，他们对于他上述观点都表示赞同，因此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斯密显然认为贸易自由这个概念是一种聪明的发现，足以构成使他在学术上成名的基础。因此凡是与这个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他总要在他的著作中把它抛开或加以驳斥，他自居为贸易绝对自由这一主张的公开拥护者，他就在这样的心情下进行思考，进行写作；他既已成竹在胸，抱着这样的态度原是极其自然的。

    他既已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当他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统计、对政治措施与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评价时，要他不以与他的基本原则是否有抵触这一点为依据而以任何别的一点为依据，这又怎么办得到呢？

    从上面所引证的斯图尔特告诉我们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斯密的全部理论是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之内的。政府的权力，除了可以执行法律、征收尽可能少的一些税收以外，就不能也不应别有所为，政治家如果企图建立工业，促进海运，扩大国外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贸易或开拓殖民地，在他看来，这位政治家就是阴谋家，是要阻碍社会进步的。对他说来，并不存在什么国家，只是一个集体，一个由许多个人居住在一道的集体。这些个人关于哪一类工作对他们最有利这一点，他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促进他们的福利，也是他们自己最善于选择。

    象这样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地位的论调，只有当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影响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经实际存在的事物，即物质财富，或不如说是实际事物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时，这种论调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个人主义必须获得唯物主义的支持，这样才能把个人从国家、从国家的统一、从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方面而来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这一点隐蔽起来。既然价值只是由个人生产的，既然国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动作只应以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为限，那么就必然要设法使人们相信一个光头秃脑的价值理论就是国家经济学。在这样的设想下，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可以概括如次：财富就是对于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是由个人劳动与天然力量及资本相结合时产生的。通过分工，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增长；资本是由于储蓄、由于生产超过消费而累积起来的。资本的总量愈大，分工、从而生产的能力也愈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对私人工业不加干扰，所需要当心的只是司法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