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讨论国家问题的方式来补充和完成政治学说是否恰当和有益

    第一篇

    （反对意见）我们认为所发表的这些关于国家[121]的意见是不公正的，是不会带来好处的。

    1.第一个反对意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家，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国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没有坏处的公社生活方式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永远看不到它。因此，对我们来说，正如卢契亚奴斯[122]在反驳柏拉图时所证明的那样，研究这一问题是多余的。

    2.第二个反对意见。设想在赤道附近存在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合理的。托勒玫、维琪尔、亚里士多德和古代的生理学家们[123]把那由于过冷和过热而没有人居住的土地放在热带和极地，是不无原因的。因此，如果那里有人的话，那么，正如生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一些黑皮肤的人，性格狡猾，不能吃苦，智慧不出众。由于这个原因，赤道附近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兴盛过，统治过世界；而在热带和极地之间的温带土地上，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共和国和君主国始终兴盛不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鞑靼人等的王国，以及雅典人、迦太基人、拉栖第梦人[124]、罗马人、威尼斯人的共和国，就是在这些地区驰名的，而不是在赤道附近。由此可见，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位置，我们所指出的是绝对不正确的。

    3.第三个反对意见。要使一个国家的地位提高，它必须位于沿海岸或沿河岸一带，以便获得必要的粮食供应，并靠许多外来者来增加国民的人数。另一方面，据亚里士多德说，按照柏拉图的学说，只有在山地上才能保存真正的自由，因此，海尔维第人，坎达布连人[125]及其他居住在山地的部族是不负担捐税的。而我们呢，却不按照这两位哲学家的意见行事，因此也就仿佛既放过了这位，也放过了那位所讲的好处。而且，还把住在山地的居民说成可能多于住在平原的居民。

    4.第四个反对意见。这个国家只能包括一个城市，而不能包括整个国家，因为不可能有彼此完全相似的各个地区。因此，这个国家一定要衰落，其原因或者是民族被人征服，或者是由于贸易，或者是为了反对如此异常的生活方式而发生暴动。

    5.第五个反对意见。这个国家是为了想使我们过最美好的日子并使这个国家永远保存下去而虚构出来的。然而它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因为它总有一天要灭亡于鼠疫，其原因是大量房屋的聚集而不能通风；或者灭亡于战争、饥饿、猛兽，即使它一直能够避免出现虐政和暴动的话。最后，它将灭亡于数的各种有效属性，正如柏拉图关于自己的国家所断言的那样[126]。我们这个国案也不可能是最好的国家，因为犯罪是人的本性，正如使徒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127]连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时也证明说，消费品公有和公妻的国家是不道德的[128]。据我们看来，凡是我们能避免一种恶习的地方，也立刻会产生其他许多恶习。

    6.第六个反对意见。各国人民所赞同和采用的那种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于自然的。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为大家所唾弃，因此，我们谈论它是徒劳无益的、错误的。

    7.第七个反对意见。谁也不乐意在领导人的监督之下过这种严格的生活，不犯任何罪孽。因此，这种国家会被本国的公民所推翻，正如许多宗教僧团被它们的过着共同生活的成员所推翻一样。

    8.第八个反对意见。研究神所创造的东西，漫游世界，到处获得知识，体验一切，——这是人的特性。然而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的人们却象死啃书本的僧侣一样，他们如果听到他们在这些书本中没有读到过的什么东西，就会陷于激动和慌乱状态。因此，他们直到现在也和从前一样，怀疑伽利略观察出来的东西，而且也怀疑哥伦布发现的新半球，因为圣奥古斯了曾否定新半球的存在。

    （回答）但是不久以前圣徒托马斯·莫尔的权威的意见却驳倒了（这些反对意见），他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至少建立这种国家的个别基础。柏拉图同样描述过这样一个国家的实质，这个国家虽然据现代的神学家断言是不可能被具有罪恶本性的人们接受的，但是它在纯洁状态[129]下是能够很好地存在的。而基督就使我们回到了纯洁状态。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也同样地安排了自己的国家。许多国王也完全是这样，他们之所以颁布他们认为最好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以为犯法者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们想使守法者幸福。由于这一原因，圣托马斯[130]也教导说，修道士不去遵守教规中的一切指示，而只遵守其中一些主要的指示，这绝不是犯罪行为，不过他们如果遵守一切指示就会更加幸福；但是他们应当按照教规生活，也就是说应当按照他们能够适当地做到的程度在自己的生活中遵守教规。摩西从上帝那里取得了法律，于是建立了一个最公正的国家；当犹太人以它作榜样的时候，他们活着一天就繁荣一天，但是一旦他们不服从它的法律，他们就灭亡了。情况也常常是这样的。演说术教师虽然按照最好的教规拟定自己的演说，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篇尽善尽美的演说。同样地，哲学家可能会在心里毫无错误地想象出几首长诗来，但是诗人后来是会把这类诗写得有错误的。同样地，神学家虽然写了圣徒们的传记，但是谁也没有完全仿效他们的行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人能够完全以基督的无罪的生活作为榜样呢？是不是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福音书》编述者[131]徒劳无益地描述了基督的生活呢？决不能这样说，因为《福音书》编述者之所以描述它，是为了要我们尽全力去接近这种生活。基督所教导的那种尽善尽美的无罪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使徒们也难以奉行。在这以后很久，才在宗教界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嗣后，只是传教士才保持了他。他们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还在奉行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在其他人们中间，除了传教士以外，正象你所看到的，这种生活的基础是很小很小的。我们描绘的我们的这个国家，不是上帝所提供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哲学家的推理所发现的国家，而且我们是从人类可能具有的智慧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越出，或者乍一看来似乎越出《福音书》的范围，那么，不应该把这说成是无神论，而应该把它归咎于人的弱点，人们由于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而把许多事物认为是公正的，后来根据神的启示才发现这些事物绝不是公正的，如象我们的公妻制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描述成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它希望能发现更美好的生活，而且也应该能过这种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生活基础是受天赋理智支配的。因此，国家的公民仿佛象多神教徒一样，都受到基督教的教导。按照基利尔在他那部反对儒略的著作[132]中的说法，多神教徒是作为福音教派的宗教问答而获得哲学的。其次，我们也教导多神教徒，如果他们不愿意被上帝轻视的话，那就应该过公正的生活。我们要使基督教徒相信，我们国家里的生活如同基督的生活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在这方面我们追随以下三人的步伐：引证了苏格拉底的国家的罗马主教圣克里门特，以及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和圣阿姆弗罗西[133]。其次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可以消除一切恶习，因为负责人员摆脱了虚荣心和其他一切不良的特性，正如我们在《箴言》[134]中所指出的，这些特性是由于职位的世袭、选举或抽签获得职位而产生的。于是我们就建立象圣阿姆弗罗西对仙鹤和蜜蜂所颂扬的那种国家。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消除国民的叛乱，因为国民通常是由于负责人员的专横，任性，或由于贫困以及国民太受屈辱和轻视而激发叛乱的。

    同时，由于两种对立的灾难（贫与富）而产生的一切恶习也将消灭。按照柏拉图和所罗门[135]的看法，贫与富是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违反誓约、卑躬屈节、撒谎、偷窃、不整洁等都起源于贫穷；劫掠、傲慢、骄傲、吹牛、游手好闲等等恶习都起源于富贵。

    一切因滥用爱情而产生的恶习，例如通奸、淫佚、鸡奸、打胎、吃醋、夫妻吵架等等，都同样会消灭。

    一切因溺爱儿女和妻子、拥有财产（据圣奥古斯丁证明，财产会使人六亲不认）和自私自利（正如圣叶卡德琳娜[136]在《对话》中所说，自私自利是万恶之因）而产生的恶习也完全会消灭。属于这类恶习的有：吝啬，放高利贷，爱财如命，憎恨别人，羡慕富人和比自己更好的人。我们要用热爱公社来代替这些恶习，并要根除万恶之源的吝啬所产生的憎恨，要根除讼争、欺骗、伪造遗嘱等等。

    一切因穷人过度劳动、富人游手好闲而产生的**和精神上的恶习也会同样地消灭，因为我们在一切人之间平均地分配劳动。

    我们也要消灭那些因妇女无所事事，把她们的能力、把身心的健康消耗在生儿育女上的恶习，其方法是给她们以适当的锻炼和工作。

    作为愚蠢无知的后果的恶习也同样会消灭，这从我们国家的一切科学都如此繁荣的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的确，这个城市的制度本身和墙壁上的图画就用直观的方法向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灌输一切科学。

    我们也以令人惊奇的方式采取防止破坏法律的一些措施。最后，由于我们一贯地避免走极端，因而我们能使一切都有节制。而美德也就是有节制的一种表现。因此，你就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幸福的和对人民更宽大的国家。此外，在密诺斯、李库尔赫、梭伦、哈伦达、罗慕路[137]、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国家创立者的国家里所提到的一切恶习，在我们的太阳城里都已消灭，每个人只要好好地研究这个城市，就会了解这一点，因为，既然这个城市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存在基原[138]（其中什么也没有忘掉和遗漏）这一学说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的一切都规定得非常好。

    1.对第一个反对意见（关于太阳城存在的可能性）应该回答如下：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样榜。至于这种生活，那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根据路加和圣克里门特所证明的，在使徒们活着时存在的最初的基督教徒公社，和根据斐洛和圣耶朗尼姆所证明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看到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僧侣的生活一直到教皇乌尔班一世，甚至在圣奥古斯丁时就是如此，并且在我们的时代，僧侣的生活[139]也是如此，圣兹拉托乌斯曾认为有可能把这种生活推广到整个国家。我希望，就象先知们所指出的那样，将来在基督之敌[140]死亡后，这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那些信奉亚里士多德的人也否认这一点，据说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类处在纯洁状态下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不是现在就能实现。然而教会之父们却认为甚至目前它也可能实现，因为基督使人们回到了纯洁状态。尽管多神教徒和无神论者卢契亚奴斯讥笑柏拉图，说后者所创造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圣克里门特、兹拉托乌斯特和阿姆弗罗西却颂扬柏拉图的这种国家。即使卢契亚奴斯不是一位无神论者，这三人的学说和圣洁程度也胜过一千个卢契亚奴斯。

    2.对第二个反对意见的答复。我确信上述哲学家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赤道附近可以看到经常的均匀性，夜间永远和白天相等；凡是在大地的构造、山脉和河谷不破坏这种适中性的地方，人们都是有美德的。普里尼也说过，塔普罗班纳岛上的人们好极了，他们过着与其说是公民的生活，不如说是自然的生活[141]。根据上述的原因，阿维森纳和阿耳贝尔特[142]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尽管圣托马斯认为这些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而且在这方面他所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而不是阿耳贝尔特所依据的理智和经验。诚然，由于太阳的运动和日子的过程永远不变，由于地平线的特殊位置，所以，热带的一切都是干枯的，大地苦于缺水，人的身体呈现黑色。但是，正如特列佐[143]所说的那样，经常存在着二分点的地区是宜于植物繁殖的，居住在那里的人丝毫不亚于人种最好的人。杜兰德·威廉[144]和许多神学家之所以把人间天堂安排在那里，是由于热带具有适中性的特点。虽然热带国家的人口不会很多，但我们所描述和竭力追求的不是国家的大小（因为国家的幅员多半是由于虚荣心和贪婪而扩大的），而是太阳城所依据的道德。我们国家的气候，由于它的适中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除赤道国家外，比其他一切国家都好。我承认部分地位于赤道附近的阿巴西亚[145]和秘鲁的居民是阴险的，但这可以用这个土地的构造和混杂的热带居民来加以解释，而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中却避免了这种情况。

    3.对第三种反对意见的答复。我们不是用国家的位置，而是用美德来保证国家的幸福生活和扩大，我们让国家远离海洋就可以避免使本地的风俗同外国人的风俗混合起来，而岛上居民却往往由于这种混合而腐化，沾染上来自各处的恶习。但是我们开辟通向海洋的道路，以便为必需品的运输提供方便条件；我们也需要大河。但我们不需要极险峻的高山，因为它对于社会生活的用处最少；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巩固国家的力量。但是我们更需要把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它的建筑术和公民的高尚性格上，把他们培养成为贤明和英勇的人。此外，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空气能流通和丘陵的容量大。平原的容量比丘陵小，正如弦毫无疑义地要比弧线小一样；这特别是指物体的表面而言，因为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面积，要小于不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面积。我们把国家的扩大，建立在生育最优秀子女的这一基础之上，而自由是我们从国家的位置和公民的高尚性格中培养出来的。由此可见，我们所规避的是恶习，而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优点。

    4.对第四个反对意见的答复。因此，我们给这座主要城市的居民规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小城市可以局部地或者（如果许多城市合并成为一省的话）全部地仿效它。合适的地形是容易找到的，而在没有这种地形的地方我们就改变地表的形状，以便使城市的主要部分坐落在最高的山上，而毗连的部分则由许多形成半圆形的住宅所组成。如果城市建立在平原，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范例对它都是合用的，假使污秽对此不妨碍的话，而污秽我们是会避免的，因为可以用石头铺路和挖掘排泄污水的沟渠。为了使贸易不致腐蚀这个国家，正如你在原文中所看到的，我们为此曾规定要委派一批专门负责的人员。为了使这座城市不因邻国人民的叛乱而受破坏，对于首都的居民和经常出击和保卫城市的战士来说，筑有工事的城垣[146]和这座占优势城市的高尚的道德品格是他们的保卫者；为这座城市服务是一种幸福，正如对于无知识的人来说，为贤明和正直的人服务是一种福利一样。罗马之所以扩大了帝国，与其说是由于力量，不如说是由于它以自己的德行而驰名；而且，由于罗马皇帝的高尚性格，因而庞皮里时代的敌人认为同罗马作战是渎神的行为。

    5.对第五个反对意见的答复。我确信这个国家会一直存在到发生一个伟大的世界变革的时候，而这个变革将产生一个新世纪。因为我们预先用最好的办法（或至少比以前在别的地方所规定的要好得多的办法）并结合着提倡美德的办法，来注意如何避免鼠疫、战争、饥饿和猛兽的袭击。在四条主要街道上吹的风使城市的空气清新；在住宅挡风的地方，就多安装一些窗户，尽量使它透风，这样一来，关闭时可以避免有害的风，开启时可以有利于人的健康。至于数字的有效属性，那么请参阅《形而上学》[147]。我坚决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应该比对于它能存在多久的问题更关心一些。罪恶也将存在，但不会象其他国家存在的罪恶那样严重，无论如何不会是使我们的国家遭到毁灭的罪恶，这从规定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出。关于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国家的意见，将在以下几篇中予以驳斥。

    6.对第六个反对意见的答复。我深信，大家都热烈地希望有这样的国家，把它看作黄金时代的来临，大家也会祈求上帝：使地球上也象天堂上一样地实现了他的意志。然而由于国王包藏祸心，把国家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而不是置于最高理智之下，因而不能建立这样的国家。如上所述，现实和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国家是可能存在的，因为，据圣兹拉托乌斯特所提出的证明，更符合于自然的是遵循理智而生活，而不是遵循强烈的情感而生活，是合乎道德地生活，而不是不道德地生活。同时，从前的僧侣和现在过着公社生活的再浸礼派教徒[148]也证明了这一点；假使他们拥有真正的信仰教条，他们在这方面就会有更大的成就。啊，假使他们不是异教徒而作出公正裁判，我们就会向他们传教，因而他们也会成为这一真理的榜样！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轻率地否定最好的事物。

    7.对第七个反对意见的答复。相反地，正如兹拉托乌斯特所断言的那样，过合乎道德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每当你误入歧途的时候，立刻改正错误要比毁灭于自己误入歧途的后果好些。放荡不羁是作恶的原因，强制为善的必要性是能使人得到幸福的。但是对于不大习惯于过这种生活的我们来说，是会感到很不愉快的，正如玩骨牌的赌徒和纵酒作乐的人觉得正直人士的生活并不愉快，而正直人士又觉得僧侣的生活并不愉快一样。请试一试看吧，你们就会明白！会使僧侣腐化的绝不是纪律的严厉性，而是俗人的贸易，贪求荣华富贵和滥用爱情的淫欲。然而在我们国家里，这些都是有明文规定而加以禁止的。因此，这些恶习的例子是绝不会有的。

    8.对第八个反对意见的答复。相反地，我们在全世界收集各种观察到的资料，也收集各种经验和知识，并为此目的派人到各地旅行，建立贸易关系和设立大使馆。僧侣并没有丧失这些优先权，因为他们可以常常到各个城市和省份去。对调查研究采取轻视态度的只是一些无知识的僧侣，而不是优秀的僧侣。然而无知识的僧侣的怨言也能带来好处，因为它可以使一切问题得到更好的讨论和阐明，最后可以使一切有美德的人达到意见一致。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在天主教僧团和赤贫僧团中学习得更多和对知识关心得更多的人。在凶恶的总主教费奥费尔率领下起来反对奥里根[149]的僧侣——神人同形论者，在仔细地研究了他的学说之后毫无所得。显而易见，这种起义在太阳城中是不可能的。过僧侣生活是为了加强圣洁性和智慧，而不是象伪善者企图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加强对别人的管辖。

    什么更符合于自然并给国家和私人的保存和富裕带来好处：是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主张的物质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