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博玛诺瓦（Phillipe

    de Beaumanois）的生平和著述，放在它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就可以如实看出，这位法学家对于王权和市民权力的统一，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因此，我们要对照着13世纪这一背景，来讨论博玛诺瓦的著述，还要将他的著作，同当时活跃于其他地方的法学学者加以比较。

    博玛诺瓦主要的现存著作《包菲地区习俗志》，表面上是一部包菲地区习惯法汇编，他本人曾有一个时期在该地区任郡守——代表法国国王主管当地财务、行政和司法等职责的官员。实际上这部《习俗志》乃是巧妙地改造地方风习的一部杰作，它将整个地区的风俗习惯统一起来予以重新表述，并按照法语世界的习惯法来加以说明。博玛诺瓦著述的文笔和政治观点令它得以长期发挥影响，那当然也是他把本人所执掌的法律表面上相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结果。他的陈述十分明晰，甚至可使对中世纪矫揉造作的文风很不习惯的现代人也感到明白易懂。评注说明罗马法的学者，历来都很写意地有一套现成体系——《查士丁尼法典》——可供评说；相形之下博玛诺瓦所面临的任务，则是要对风俗习惯和旧例那些纷乱、难以确定而又不完备的口头传说，作出系统的详细说明。他说，他的目标在于理解和记录这些风俗习惯，因为“人的记忆——escoulourjante（稍纵即逝的）记忆——容易消失，而人的生命又短暂，所以没有写下来的事物很快就被忘怀了。”然而，他的政治意图却是要伸张王权以促进贸易。

    我们对于博玛诺瓦的生平所知无多，只知他出生于皮卡第，曾受过法学训练。他究竟是生来即为骑士，还是后来才由国王加封为贵族，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看来后一种情况比较可能。那时候学习法律已成为侪身于专业阶层的手段，进入那一阶层就可望晋升为王室顾问，并获得特殊的骑士身份——“法学骑士”（chevalieres－lois）。从菲力普·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统治时期起，已有些市民家族开始将子弟送往波隆那大学、或该大学与蒙皮立大学合办的法学院去学习法律。学习民法也像学习公教法、医学和神学一样，要由给学生讲课和授予学位的名家负责指导。学院及其教师所享有的声誉，可使其所授予的学位通行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从这类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开始是在法兰西南部一些城市任职，充当法律顾问和法官。巴黎和牛津不久也成为学习民法的中心。一位著名罗马法注释家法卡留斯于12世纪中期从意大利来到牛津，给英格兰学生讲授罗马法，并写作了一本论述罗马法的专著。

    博玛诺瓦大概曾就读过的巴黎大学，是在1200年由国王颁发特许状建立的，成为了第一所由俗世君主批准的大学。这份特许状正式规定了如下的习惯法例，即学位乃是授予从事某种专门职业的权利。不久，在土鲁斯、普瓦泰、卡奥尔和格勒诺勃，都相继出现了大学。（在很晚以后的1312年，大概由于受到诸如博玛诺瓦的著作之类书籍的影响，菲力普四世在奥尔良建立了一所法学院，以研究法兰西不同地区的习惯法为主。）很明显，建立这么多大学所不赀，只有中央权力——国王或教皇——才能够办得到。大学对于推行王室雄心的重要性是不足为奇的。

    巴黎大学特许状对大学生和教师的身份作了规定。大学生免受封建义务约束，除非犯有重罪，也可免受拘捕，大学生犯罪须送交教会法官审理，这一点反映出即使是俗世教育，在实质上仍带有教会性质。反对市民阶层的教士，都满怀敌意来看待大学生，他们感到大学生在败坏学习的真正目的。有一位教士作家维特吕，公然自称是市民阶层的敌人，他后来在对法兰西南部商人倡导的种种邪说的围剿中成为主力。他曾经写道：

    几乎所有……外国人和本国人都绝对不干什么事，只顾学习，或者听取某种新事物。某些人仅仅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这乃是好奇心；另一些人是为了博得名声，这乃是虚荣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意在图利，这乃是贪婪心和圣职买卖罪。极少有人是为了使自己或别人受教育而学习的。

    巴黎大学虽然由国王颁发特许状，却依然承认教会的权威，遵从国王对教会的让步，即认为教会对于教育有直接利害关系。教会方面则满足于对大学事务仅仅保有名义上的权威。到了博玛诺瓦谅必已经入学的时候，即将近13世纪中期，这一教会权威就不再是由巴黎地区的主教、而是由教皇来行使了。universitas（大学）这个名称，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对教师和学生使用的。1231年有一份教皇文件，重申大学所应享有的各项特权，并承认法国国王即当时的圣路易的司法裁判权要求：教皇列举了大学生所应受到的免于拘捕和免于其他苛求等等保护，但在结尾却宣称：“我们……希望并且命令，在这些特权经由我们最亲爱的基督之子、法兰西人最显赫的国王授与教师和学生以后，即行照此办理。”

    一个大学生来到巴黎，先入文科学习，卒业后再划分专科——医学、法学或神学。他要按照他的原籍地区或国家，归入大学里四个“民族”（nation）之中的某一个——法兰西（包括来自巴黎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学生）、皮卡第、诺曼底和英格兰。四个“民族”的“监督”选举文科学长；其他专科也都各有一位学监。

    大学生多数是西欧市民阶层家族的子弟，那些家族在当时均已卷入十分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学校里的气氛，也反映出这类冲突。冲突之一集中在法兰西南部，表现于在各公社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城市文明之中，有一种沿各条贸易路线广为传布，这时业已深入人心的观点。它认为，“信教原本是而且几乎完全是个人道德方面的事情。”信教者“所关切的是树立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他们对于作为一个有组织教会命运如何倒是不大关心的。”这种反教权的论调对商人社会十分投合；它的反组织倾向由于从经验上可证明教会官员唯利是图而得到支持，这就使人在神学上信任其信徒所领导的城市秘密社团，从而掀起对城镇内教会司法裁判权的攻击。教皇权力联合王权，终于消除了这异端。教会当局极力宣传，要剿灭所谓的阿尔比教派（alligensians

    ），于是便在1209年由菲力普·奥古斯都派遣军队，开到邻近马赛的贝西亚，不分男女老幼一共屠杀了15000人。据说当时教皇使节曾催促说：“杀掉所有的人，上帝会辩别他自己的人。”1226年又发动了一次大清剿，这以后，异端中心土鲁斯郡便归入法国国王版图，大大扩充了法国版图，并为之提供了通向地中海的出路。

    大学生必然也都知道，法兰西北部曾爆发频繁城市冲突。有许多北部城市政府，原已落入富有市民掌握，但贫穷市民不时起义，向富有者的权力发动进攻。这一类冲突，再加上许多城市财政问题，导致国王接管各个城市政府；这样一来，城市居民的地位，就由国王批准认可，而不是由公社社员自订公约来确定。

    上述冲突都在各大学里反映出来，学生常常在学校走廊和附近街道上，互相斗殴大打出手。然而，他们的民法课程却正如所设计的那样，有统一思想的作用。进入大学时是社会冲突的各派成员，走出大学的则（最少王室希望）已成为受过民法训练的律师，深信国王乃是在所有争斗各派之上的公共权威。为了贯彻这观点，君主们便将大学毕业生纳入他们的行政管理结构充当班底。

    博玛诺瓦加入文官班子当了一名郡守，代表国王驻管一角王家领地，以国王名义行使司法、行政和财务职权。郡守不同于其他官员，俸禄所得乃是现金——不是土地及占地者的劳役，也不是按其所征得的税收分成。为了防止他们在驻地形成势力，每隔三年他们要调往新地区；也不许可他们在出生地区任职。郡守往往会与地方封建领主发生冲突，因为领主虽系国王附庸，却不习惯外人干涉他们的事务。

    博玛诺瓦作为郡守，他的思想典型地代表了部分市民阶层——律师——要为中央权力服务的立场转变。他们不但为中央权力，同时也为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服务，其手段是帮助形成对后者有利的法律体制。王室开始认识到，体现于系统化的规例和准则的理性精神会导致施政的可预测性，这是发展商业的关键，所以是很有价值的。博玛诺瓦很懂得律师的这种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率直而又权威地描述了他的任务。他的著作充分流露出自信，也许是很有理由的；他终身得享王室恩宠，曾在巴黎当过最高法院（王室法院）法官，甚至还一度奉使前往罗马办理外交。

    博玛诺瓦所颂扬的个人品德，可以代表某种市民立场，它对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现存制度是忠诚的，但并非没有保留。博玛诺瓦在《包菲地区习俗志》开头一章中，指出郡守的司法责任，并列举了王室法官——按字面说即“正义主持者”（droiturier）——公认应有的品德，表现出他认为郡守应当机敏、坚定、并专心致志于体现王权意向。这些品格还须配以睿智，又加上虔诚、温和（无残忍之心）、耐性、善听人言、健康、以及豁达大度。“他必须知善识恶，分清是非，判别守法与叛逆，区分好人和歹徒。”他必须服从君主命令。最后一项“照耀其他一切”的德行就是忠诚。

    郡守和其他官吏均受到告诫，要维护国王的权利和租赋，要拒绝接受价值超过10个苏的诉讼人馈赠，也不得向国王的扈从或其妻子赠送礼物。他们“不得亵渎神灵”，不得“掷骰赌博”，并应“远避酒店”。他们被告知，任期届满后应在原位守候40天，“以便若有曾被冤屈之人可对他们提出指控，并即就之向新任郡守作出回答。”

    博玛诺瓦虽然知道应要服从，但却对它加上了限制。法官应当服从领主，“但倘若服从了就会令他丧失自己灵魂的那类命令除外；因为他所应有的服从，乃是意在为善和公正执法，以忠诚的正义来支持主人；但是，郡守却并没有被免除对上帝的责任的。”而且他还加说道：“因为有些主人很不好伺候，他们想将意愿强加于人，多于维护公理和正义。”

    博玛诺瓦记录了郡守所应施行的法规，他的表述方式显示，有种种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在起作用。他无意于单纯采录古老惯例和风习，因为那样会篇幅不足，既难容纳正在演进发展的贸易原则，也不能引入王权至上的法学理论。他所作的毋宁是，将许多地方风俗、王室立法、以及从法兰西各地收集的习惯法交织在一起。他这做法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是效忠于日益扩大的国王权力的：

    我们以当代包菲郡所作的判例，来完成本书最大部分，以历时久远的风俗和惯例作为补充，凡对该郡的常例有疑问之处，则以相邻地区判例及法兰西一切地方习俗志所共有的司法原则补充之。

    他就各种互相竞争的地方习俗进行选择，并不是随意为之的。他一定会念念不忘圣路易的训诫：郡守要“以公正对待所有的人……并且……遵循那些良好而得到公认的惯例和风俗。”

    将国王的权力和利益落实到原先的封建领地中去，乃是郡守唯一最重要的工作。有一位法国教授曾经写道，郡守表现出他们确是推广王权最有成效的官员；他们时时在侵越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权利。国王一方面为他们由此取得的结果引以自慰，另一方面在他们因鲁莽的主动性招致过多抱怨时，又会毫不犹豫地否定他们；在此同时，他会悄悄地鼓励郡守，叫他们在机会较好时再试着照样干。

    博玛诺瓦十分明确地力图维护和扩大王权，他因此提出一项惊人主张，要求对审判程序实行绝对控制。审判权——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命令之权——乃是中世纪封建王室、教会和公社权力纷争的中心问题。博玛诺瓦对封建法律逻辑作出一种巧妙的解释，将这种解释与一些显然是由罗马法推究出来的原则，以及司法审判未经王室控制、以致效能不足和弊端丛生的实际经验例证结合起来，由此建立他的论证。

    这一论证开头是一段对封建原则的表述：法兰西王国境内的所有一切俗世司法裁判权，都是“得自于”作为最高封建领主的国王。因此，王家受理上诉的权力乃是源出于领主——附庸关系，从而可以得出这样一项原则：国王任何一个附庸或者次级附庸，皆不得免除其接受王室法庭传唤的义务，王室法庭是可以究问其所作裁决的。郡守除了可对凡属国王直接权限以内的事务加以裁定而外，还能够要求巴黎最高法院（Parlement）传讯任何一位领主或其代表法官，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如此高贵，竟可以抛弃正义或滥施裁判而不受国王法庭的传讯。”这一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以下述事实说明：英格兰国王以其在法兰西境内有英格兰领地，因而曾臣服于法兰西国王。

    从原则上说，封建法庭的判决都要经受最高法院检验，最高法院法官，都是由国王任命而代表国王执法的律师。然而，最高法院每次判案，却依循了地方习惯，据博玛诺瓦解释说，这是因为国王的责任就在于，要保持生活在臣服在他之下的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理论上，一种风俗习惯得以确立乃是由于当初无人能够援引曾被采用过的相反惯例，或是由于援引了以前的判断，认为此常例是自古以来即为众共遵的。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要召唤地方参事到庭宣誓作证，肯定出案之处确有某种地方习惯。不过，最高法院乃是最后裁决者，而在寻法（jusdicere

    ）与定法（jusdare）之间，是很容易跨过一步的。

    博玛诺瓦并不是如此运用封建法律理论的始作俑者，在英格兰，诺曼人就曾用过所有土地都是直接或间接得自国王的理论；在这方面法兰西国王权力的增长，要比英格兰国王落后150年。在博玛诺瓦从事著述之时，英格兰贵族仍在要求实施《大宪章》作出的让步，力求保证能维持他们在王国政府中的作用。圣路易和继承其王位的无畏者菲力普所从事的，却是极为不同的战斗：将那些屈服于他们的封建贵族所掌握的实权接收过来，部分地是通过接管各地封建法庭的司法裁判权。

    就上层贵族而论，臣服关系的封建纽带大多早已失去其原有性质。在服军役之类封建义务重要性日益减少以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便也冲淡，各种劳役从而转变成为缴纳现金。由骑士组成的法庭所要听审的，是涉及骑士行为和荣誉的案件，以及具有骑士身份的人之间的纠纷。领主法庭则要听审其领地管理——各级领主官吏和农民分别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引起的问题。（国王的作用日益增长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治安权力的集中统一，王家法庭扩大其对各种罪行的司法裁判权反映出这一点。）

    博玛诺瓦给这种实际状况注入了国王乃是主权者，并非仅止于是封建统治集团的首脑这样的观念。王室法庭不仅有权宣布何者为习惯，而且也还有权立法。圣路易曾经说过，本王国所有贵族均由我而立，而“我则是仅由上帝及我自己的宝剑而立。”正如博玛诺瓦所说：

    你们当知国王的主权及于所有的人，他依据其自身权利而监护其王国，他们可以为此而制订他们所中意、且合于其王国共同利益的法律，而其所钦定者自当谨遵勿违。

    这段话十公明确地阐述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论罗马皇帝的那句名言。这是一段试探性的话，对封建贵族也可享有有限度的立法权力留有余地。仅管如此，仍可明白看出，博玛诺瓦在思想上确已有了最高主权概念，而国王——及其在最高法院的代表——超越地方习惯的权力，即可由这一最高主权、而无须由任何封建原则推导出来。（博玛诺瓦对王权这种两面兼顾的辩护，甚至要比1290—1292年间出现的一篇英国论文的匿名作者弗莱塔更早一些。弗莱塔断言，不仅一切司法权力均得自于国王，而且就连封建领主法庭也都是王室法庭——这种说法显然不实，但却同样很明白地表达出了国王的雄心。）

    在另外一个论题上，博玛诺瓦将国王的立法权力置于较狭窄的立论依据上，但同时却明确描述这权力有广阔的应用范围。他写道，一般说来习惯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在战争时期，或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危急时期，可以容许国王、亲王、贵族和领主作那些若在平时行之实属亏待其臣民的事；但危急时期他们可以从权处理。

    这一貌似委婉的提法回响着西塞罗的遗音：interarma

    silentleges——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正如雅克·维特吕曾写过，在这样一个世纪里，城市外面战斗不息，城市里面警钟长鸣，“异常”立法权力是要涵盖多种情况的：

    国王可以订立新法，以谋王国的共同利益，诸如按其惯常所为下令征税以保疆土，或下令进攻对他不义的另一位国王，或规定贵族与乡绅备置骑士战斗服装，并对富人和穷人各按地位提供武器；命令情况良好的城市执行各种要求它们予以执行的任务，维修它们的堡垒；或命令人人随时作好准备，国王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起来：所有这类以及在他及其枢密大臣认为精当英明的其他各种命令，国王在战争时期或传闻将有战争时期均可作出。而且每一位贵族领主也都可以在其领地以内订立法令，但不得与国王的法令或旨意相违背。

    博玛诺瓦关于王权的种种陈述，很可能不止要得罪贵族领主；如果说国王仅仅是由上帝和他自己的宝剑而立，那末，他的权力就既非来自教皇，也非来自神圣罗马皇帝。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10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曾自称，“非由篡夺而是由于上帝恩宠得为帝王。”布鲁日市的公证人加尔伯在其关于1127年法兰德斯暴乱的记载中，曾称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法兰德斯众伯爵的君主）为“皇帝”，意即他无须效忠于任何另一位封建领主。

    博玛诺瓦为了确立国王对教会权威的独立，重新阐述了圣路易的策略——“既要作谦逊的基督徒，又要注意维护自身权威的君王”——并从而定下了教会法庭司法裁判权的限度。按照博玛诺瓦的说法，俗世权力对于教会体制，不能够如同对于封建法庭那样，将一个最高上诉法庭强加于其上；为此，博玛诺瓦描述了两种互相竞争而同等威严的司法裁判权：俗世裁判权和教会裁判权。他预示了日后法国法学界在教会作用问题上不绝于耳的著述讨论。

    在上帝和凡间世人看来，主持精神正义者只管与精神有关之事，让俗世法官去管与俗世事物有关的问题，以求俗世法庭和精神法庭可以使人人得享正义，这是美好而又有利之事。

    博玛诺瓦说，教会享有11类问题的司法裁判权：异端邪说、婚姻、对教会的捐献、教会财产、审讯神职人员、审讯寡妇孤儿、亡人遗嘱、保管圣地、私生子身份、巫术、以及什一税。即使是在这些方面，教会的权威也还会受到风俗习惯或特许状的限制，因为有很多教会财产是处于民事当局保护之下的。而且诸如教堂之类的圣地，是可以同教会或其某部分如同任何普通领主那样保有的普通土地区别开来的——这类圣地也可能会归入俗世法庭的司法管辖之下。

    博玛诺瓦宣称，俗世法庭，尤其是最高法院，在个别案件中不论情况如何，均对教会法庭的权能有最后断定之权，甚至能够下令撤销教会法庭的司法裁判权。而且，教会既然无权动用武力，就不得不要求俗世当局来强制执行它的裁决（唯一的例外是有关巫术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教会是能够宣判并执行死刑的）。

    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市民阶层和城市：从自治到王室控制

    博玛诺瓦在《习俗志》中，一再表现十分关切市民阶层及其对王权的威胁，这是因为，他既想促进市镇商业发展，又有义务要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制从属于国王的终极控制，他力求能将这两者调和一致。

    在这一点上，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忠良城市”——bonnevile——和“市民”这两种地位，都是由国王、或有时由某个臣服于国王的领主授予的。在《习俗志》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找到如下观点：城市的法律——或者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存在——应溯源于起义夺权的市民群众。博玛诺瓦尽管承认，成立了公社和未成立公社的城市可能有不同的特许状，在他笔下却似乎仅仅有“忠良城市”。一个城市若已领得特许状，就应得到领主和国王的共同遵守。至于新市镇，若无国王授权则任何人均不得建立公社式城市。因为“一切新事物都要查禁”。如果国王想建立一座城市，“凡其可行之事均须在权利特许状中写明”。

    这一场建立法人城市成为国王专享之特权的运动，也曾同样波及英国。英国法学家一致认为，创建团体法人须由主权者正式颁赐虚构之人——1243年英诺森四世的一份告谕中所称的personaeicta——这一身份。

    博玛诺瓦并非无故地编造他的法人存在理论。他的法学结论，都是依据城市与国王之间和城市本身内部已出现的冲突而得出的。他深信有充分的理由，应当由国王进行干预。他不提及任何一个特定城市而写道：

    在那些忠良城市里，曾经有过许多斗争，一伙人反对另一伙，穷人反对富人，或者一伙穷人反对另一伙穷人，他们对于某个市长、某个代表或者某个法官意见不一就要斗争。……我们见到有很多忠良城市，贫穷和中产公民都对市政毫无发言权，全部权力都由富人掌握；他们依仗他们的钱或者世系，成为强大势力。也还常有些公民，他们当了市长或市政官，或者司库，第二年就选用兄弟或侄儿或其他近亲，其年龄只不过10岁或12岁，这些富人都攫取了市镇管理权；一旦到检查市镇案卷的时候，他们就掩盖自己，声称他们一伙之中的某些人，已对所有其他人的帐目查证属实。这样的事情决不能容忍，因为公社财政决不可由经管财政的人进行检查。……公社内部有很多不和，是由于王室对城市课征的赋税而产生的，因为常有负责向公民收税的富人自己少缴应纳的税款，并对亲属和其他富人照样予以减免。……这样一来，全部赋税负担就落到贫穷群众肩上。这样，就造成了损害；穷人不顾遭受这样的损害，但他们除使用武力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伸张权利；由于使用武力，往往有人丧生。或者，如果所观察到的不公正是由于劳动条件造成，那末，行动就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方式：罢工，它被说成是一种针对共同利益的同盟，工人答应……或在他们之间一致同意，若工资照旧很低就不工作，……并在他们中间订出惩罚和威胁的办法，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同伙予以施行。

    那些城市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致使博玛诺瓦如此悲观呢？一种情况是，市场逻辑压倒了公社式冒险事业的规划。这一点在第一批被吸引参与远程贸易的市镇、即法兰德斯和法兰西北部的纺织市镇，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出来。受到伦巴底银行资助的布匹批发商，在11世纪和12世纪就已在这些城市开始营业。到了13世纪，一种贸易格局已明显可见了：商人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输入羊毛，运交给在市镇行会制度下劳动的工匠师傅。羊毛在这些小织造业者的作坊里纺成精细毛布，然后又运回来交给经营商品和供应资本的商人，由他们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以供输出，或是将货运到一个集市上去，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卖给了另一个批发商。

    对贸易路线控制的激烈竞争——在各家族之间、在这个或那个伦巴底银行利益集团之间、在这个或那个意大利城市的任命人和代理人之间，都在进行着这种竞争——对那些工匠师傅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接受羊毛，按照不受市镇管理约制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时价工资，来纺织羊毛。当他们受到利润下降和物价上涨——所有的证据均指出，13世纪是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剥削时，就转而剥削他们的工人。在工匠及其雇工眼里，大商人是不劳而获的：他只是当一个compsore，一个changeur，即货币兑换者。为了逃出这种生活格局，师傅工匠不得不与较大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或是进行斗争，以求能在市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染指市镇税收，那些税收原都是来自对商品输入输出以及对当地市场商品销售课征的过境税和手续费。

    随着财富差异日益扩大，农业生产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城市的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富有城市居民开始收购市外土地，将农村社会关系卷入现金经济之中。市镇对于食物价格的管理规定对付不了粮食、特别是小麦和酒类等较可经久存放的粮食的大规模投机买卖。一位当时的诗人这样写道：

    富有市民富有别人的钱，

    把便便大腹当作上帝一般；

    一心要做小麦生意，

    贱买贵卖大得便宜。

    弗瓦德芒修道院的一群僧侣哀叹说，富人吮吸了穷人的血。

    大商人利益的共同性，表现于他们的行会，那并非手艺工匠的行会，而是富人聚会之地。入会的费用很高，且只以接纳那些不用手工作的人为限。这个既富有而又相对空闲的阶层，控制了各个城市的政府。城市特许状往往未作任何改变来宣示这发展，尽管有时会在事后，由城市颁布法律予以追认。布鲁日从1240年起，任何手艺工匠若未首先放弃本行，就不得担任城市公职。

    因此不足为奇，在手艺工匠和他们日益无产阶级化的雇工之间，在手艺工匠及其雇工这一方、和掌握着经济政治领导权的各大家族那另一方之间，开始爆发了种种斗争。这些斗争为王权干预提供了藉口。1250年在巴黎，雇工起来反对师傅工匠时，圣路易指派了一位王家文官来作仲裁，并将行业习惯用具有约束力的形式撰写出来。1233年在包菲公社，穷人起义反对富人。主教米隆站到穷人一边，其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他不赞成富人在财政上的种种勾当。国王进行了干预，表面上是为了恢复秩序，但他的参与却被主教说成是支持富人，因此主教采取报复手段，宣布停止王家领地的教权，意即在该领地不能举行宗教仪式。不过，最后的胜利却归于国王，因为事件最终成为在最高法院对包菲建市特许状中有关市政管理规定的诉讼。最高法院以贵族权力过大为由，宣布废除该特许状。

    这样的事情在那时期一再重演，只是细节有所不同而已。1245年在杜埃，雇工曾经组织起来反对雇主。在法兰德斯，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得免于发生冲突。工人秘密进行组织，以誓言（“盟誓”）相结合，起义反对权力机构。

    财政危机提供了另一个干预的机会，因为公社一旦财政困难，既无力偿还债务，也不能向国王交纳应缴的税款。1260年的

    ordonnance（王家法令）规定，国王有权检查市镇财务。

    1287年无畏者菲力普颁布了一项法令，使所有城市居民一律成为“国王市民”，都有义务定居于自行选择的城市。（国王市民这一身份，同时也还颁赐给伦巴底各银号的某些代表人，他们有必要留住法国，以便向需款的君主输送资金和贷款。）

    在这样的局面下，无怪博玛诺瓦会要写道：“有时非常需要有人能帮助这些公社，就像对于孩子那样。”这一好心的建议后面，还带有告诫：可能会有必要解除城市的政府，另行换置新政府，对城市监护一至二年。

    总之，城市居民的合法地位，乃是由最高权威予以规定，而不是取决于市民自身的联合行动。不管情况怎样，受益者总归是中央权威，它作为外在的、表面上中立的力量，为恢复秩序和取得控制而作出干预。

    这种王室干预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作的呢？圣路易曾派出查办团，它奉命要保证“穷人能在和平中赚得面包”，这种十分仁爱的思想，当然决不容许权力结构出现严重错位。盗窃、诈骗和城市寡头统治，往往成为王家干预的目标，也是最高法院司法裁决的常见项目。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法兰西君主通过他们的律师探索可行办法，以确保劳动居民受到良好对待，不至于起义反对雇主，造成国内混乱和使王国遭受外来危害。法国国王北面苦于应付法兰德斯诸伯爵的勃勃野心，西面更有英格兰人侵扰之忧，因此需要得到“忠良城市”支持。

    法国这种种发展，在英格兰和英吉利海峡法兰西一侧的英王直辖领地上，也都有平行的演化。对英格兰各城市的事务进行王家干预，在13世纪屡有记录，尽管同法国相比较，不难把经济变化所引起的干预，与自从诺曼征服即已开始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区别开来。英格兰在12世纪被划分为许多“村镇”（vill），它们乃是行政管理单位，与原先封建庄园领地可能相合，也可能不合——一位领主可能领有几个村镇，也可能一个村镇承认数位领主。对诺曼人说来，村镇是很重要的行政管理单位，它所承担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武器、分摊赋税、交出和证明罪犯。1200年的典型村镇，乃是一个公社或农业单位中心，由一批农户房屋组成，每一户有权耕种一片不规整的土地。

    最早的城市只是一些扩大的村镇。城市居民使用武力获得、或者受到宽容而被赐与一份自治权利特许状以后，村镇就成为自治市（borough），亦即自治市民（burgess）聚居之地。早在1081—1086年间制定的《英格兰土地清册》中，就有一些这样的自治市被选定为“郡首府”（shire-borough），并在它们的市名下加注“Terra

    Regis”（国王领地）字样，指出它们并非由领主、而是直接由国王授权建立。不过，在大部分地区，村镇制度仍继续存在。如果土地是按百衲衣方式划定，封建领主的领地可能也被划分得很不规整，甚至在单独一组建筑群范围以内，可能会有半条街承认一位领主，另外半条街承认另一位领主。半条街的领主则又可能是某个高级领主的附庸，如此等等。一般要由这个阶梯最下层的领主，去向那些房屋的户主收取租费。村镇成为自治市以后，这种租费便日益采取现金支付方式。这类下级领主对其上级领主应服的各种劳役，仍要照旧履行，后来也都变成缴纳现金。

    封建租费和劳役的这种等级层次，对所有权法规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甲租用当地领主乙的房屋，而乙又从属于丙，那末，乙若死后无嗣，其地位即由丙取而代之，因此丙要收取甲所应交之全部租费。不过，丙若要实际承受这一领地的转归（escheat），他还须召开封建法庭来宣布他的权利。但他若在一个自治市仅有三四所房屋，收入微不足道，就无必要召开正规法庭。因此那些小封建领主既无财力也没有意欲，来对自治市内的所有权强制实行司法裁决，这样就使王室权力有了干预机会。自治市市民也不感受连串封建捐税、劳役、义务和杂费烦扰：一个自治市若有十来个中下领主在其中，各有利益，那就形成了混乱、无法管理的局面，因为领主之中谁也无权以行政管理方式来做任何事情。而且，王家赋税是无法逃避的，尤其是在13世纪初期，十字军东征给广大居民、也给作为负责单位的村镇加重了负担；没有任何人愿向不止一位领主纳税。当时英王仍希望继续实行诺曼式中央集权制，那在欧洲已是实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成效的了。其结果便是牺牲较小领主的利益，形成商人与国王的联盟。

    梅特兰（F．W．Maitland）曾研究过剑桥自治市的上述发展过程。英王约翰颁赐给该市一份特许状，授予这个市镇法人——universitas——自治特权，以交换某些报偿，其中包括向当地一位伯爵领主每年交纳六十英镑，并付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其后对这份特许状作出的司法解释认为，约翰王乃是有意使该市成为它那片土地的“中层领主”，将它作为一个法人宗主，置之于封建等级中直接在他之下的地位。该市作为地主拥有全部出租土地，亦作为业权人拥有全部荒地。这个虚构的“人”因此成为在自治市内拥有封地的某些真实贵族的领主。这些领主原有的利益于是便都被遗忘、买断或者抹煞了。

    一旦市镇成为一个“人”，而且有领主地位的人，同样的过程便也在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市镇中开始演进。市镇对那些作为租赁权而被拥有、并作为动产而遗赠的房屋收取租费。

    在荒地上面，市镇居民有权放牧牲畜。集市开办起来，市民“依仗”作为领主兼地主的法人自治体，人人可在市上摆设摊位。从集市取得的租费和税收，乃是自治体的资财，要用来改善市镇。这种法人自治体逐渐脱离人民集体，变成一个“自在体”。它的领导者开始单把自己视为法人，把公有土地和荒地视为他们的土地，可由他们圈占、出租或出售。

    自治市的特许状对自治市法庭的司法裁判权作出了规定，自治市法庭利用王室庇护，多方损害封建领主的权利以扩大自身权力。这些法庭将市民住宅房屋的租赁权利益界定为动产，藉此而成功预先夺取封建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王室法庭还开始授予举办集市的特许权，或者允许市民开设集市。集市法庭往往只成为自治市法庭的一个特别庭。

    国王与市民阶层——在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且双方互利。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业已变得不敷维持王室机构之用，国王便开始着眼于以征税方式，向贸易取得收入。“公社”仍旧被承认为一个受誓言约束的实体，但是，这种誓言已变得要服从于对国王的忠诚。那些曾在11世纪和12世纪频繁爆发的群众性公社运动，都被认为是罪行而要作为犯罪加以惩罚。博玛诺瓦在法国国王对待这类“盟誓”的态度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疑惑余地，他的意见想必曾得到西欧大多数君主和领主的赞同：

    将作恶者捉拿归案各按其罪加以惩处乃是一件好事，神要使其他人等谨慎借鉴而免效尤。在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其他种种罪行之中，一宗最严重、领主头须加以惩罚和报复的罪行，就是结社反对领主或违害公共利益的罪行。

    他写道，对暴动和反叛应处以监禁和罚款：

    另一种类型是常有的结社，会毁坏城市、使领主遭到侮辱并被剥夺财产的那种结社，因为那是由城市的普通人民形成同盟反对他们的领主，是要使用武力来对付他的。因此，领主一旦获悉人们正在形成这种同盟，就必须立即使用武力粉碎它，并将这密谋的所有成员予以长期监禁。这确实是领主有理由处死密谋者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它乃是对自己领主的不忠。

    博玛诺瓦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论点，对1164年“伦巴底联盟”反对巴巴罗萨大帝的起义，作了实际上不甚准确的详细复述：

    原来，伦巴底所有的忠良城市和城堡辖区，都是（神圣）罗马皇帝所领有、位于他疆域以内、并因他而得建立的；所有城市都派驻有他的郡守、城监和事管官，负责执法和维护皇帝的权利；他们都曾向作为他们领主的皇帝宣誓效忠。后来，在一座忠良城市里有三个富有的伦巴底人，不同意郡守的裁决，因为有一位郡守曾将他们的父母之中一人，按其职潜逃论罪依法处绞刑。这些伦巴底人不老实地勾结起来，为首的是个既狡猾恶毒、且又花言巧语的人。此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周游伦巴底所有其他各城市；他每到一座忠良城市，就要寻找出10个或12个富有的世族，与每一个单独谈话，宣称其他忠良城市都已暗中相合，不想再服从它们的领主，而且任何城市若不同践密谋，必将被其他忠良城市摧毁；事成以后，每个城市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依别人而立。完成这些游说共需五年，然后，到了五年之末某日，由于皇帝对这种不忠毫无准备，伦巴底所有城市便同时起事，夺得了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当各城被占领后，……它们就能制订自己中意的法律和习惯法。……我们由此可以懂得有种种大祸，在等待所有那些容许这类联盟在他们臣民之间存在的领主。

    然而，对公社式独立抱着这样的反对态度，其原因并非是由于对贸易或财富怀有敌意，相反地却是由于认识到，市民阶层凭藉王室赞助，就能向外发展超越任何单个城市界限的经济关系。博玛诺瓦竭力要使他的读者相信，他决非与贸易为敌，而是敌视动乱。一个做生意的组织——compaiganie——即使对行会或领主特权有所妨碍，也明明白白是合法的。我们注意到博玛诺瓦先前曾把那些新成立的公社，描述为受到禁止的“新事物”：

    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切新事物均在禁止之列那些话，应理解为是指妨害它人权利而开创的一切新事物；因为，任何人要在他所愿意的任何地方起炉灶、建磨坊、造葡萄榨汁器、修鱼塘或建造任何别的东西，只要并不妨害他人权利，就决不会遭到禁止。……例如，如果我在我有权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