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卓有成效地捍卫了他们的权力，毫无顾虑地中断已生效的合同或停止生产，都远远不会造成干扰劳动力市场的后果。造成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主要原因是当今在绝大部分欧洲工业国家盛行的罢工压力和结盟的约束。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不允许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就业，尤其在罢工的时候，前者更是公然采用武力阻止后者取代罢工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向企业主提出的工资要求的影响和作用恰恰与政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相同。如果企业主不想让他的企业停产，他就不得不满足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支付工人工资，同时还必须采取限产措施，因为成本提高之后，以原有的规模进行生产已不可能找到同样大的销售市场了。那么，工会强迫提高工资就成为失业的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失业范围以及延续的时间与不断出现的因劳动力需求的转移而造成的失业完全不同，因工业的发展和进步的原因而造成的失业，其影响范围不广，持续时间亦不长。某一生产部门过剩的劳动力很快就可以在一个新的企业或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假如工人有自由迁移的权力，从一个企业转入另一个企业不受法律或其他类似的障碍阻挠的话，那么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一般并不困难，而且适应期相当短。此外，通过扩大职业介绍机构的方法，还可以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减少此类失业问题。
然而，由于强权因素介入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失业，并不是一种暂时的或在短期内就能消失的现象。只要造成它的原因继续存在，那么它就无法治愈。换句话说，只有法律或工会放弃干预，使工资在寻找就业机会的失业工人的压力之下重新下降到政府和工会没有干预之前的水平，达到一个每位寻找职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失业问题。
如果失业工人得到政府和劳工联合组织的帮助救济，灾难可能会变得更大。假如失业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动态变化造成的，那么这种失业救济只能推迟失业者对新环境的适应速度。若失业人员老是找不到工作，在此期间仍得到救济，那么，他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寻找一份新的职业。至少他会拖延向新的职业过渡的时间，或者优先考虑变换工作地点。此外，他不会考虑新的工作地点的工资是否符合他的要求等等。如果失业救济金普遍定得不很低的话，可以断定，只要失业救济金有保障，失业问题就不会消失。
由于政府或政府容忍的工会组织施加压力而引起的人为提高工资水平造成的失业问题，其解决办法就涉及到，谁来承担这个负担？是企业主还是工人？国家、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从来是不会承担这个负担的。它们将这些负担不是加在企业主身上，就是加在工人身上，或者让两者共同承担。若工人必须承担这个负担，那么，他们就会丧失因人为提高工资带来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而且其损失还有可能大于人为提高工资所带来的收益。企业主可以用以下方法解除支付失业救济金所带来的负担，即把用于失业救济金目的的开支计入他的工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救济金实际上提高了劳动力费用，正如再次将工资提高到高于静态工资水平一样，使用劳动力的利润率受到了限制。因此，雇用那些本来可以获得更大收益的工人数量随之减少。失业率继续上升，并且没完没了。为了筹集失业救济金，政府还要向企业主征收税金，根据后者所获的利润以及根据其财产征收税金，根本不考虑企业主雇用工人的数量。这种情况加剧了失业率的增长。这是因为，当资金被用尽或者至少资本重新形成的速度被迫减慢时，劳动力就业的条件就变得更为不利了。①
①即使全世界或所有的生产部门通过政府或工会的干预及强制命令同时人为地提高工资，其结果也只会是资金被耗尽，接踵而至的便是降低工资。这个问题我在附录的注解中已详细论述过。
由于人们不能挪用国家行政费用和公共事业的开支与失业作斗争，剩下的办法就可想而知了。为此，必须从税款中或从其他资金来源中抽出专款来解决失业救济金问题。这种方法只能缓解某一生产部门的失业问题，与此同时，另一生产部门的失业率却增加了。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干预主义，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它带来的后果是其倡导者和追随者不愿看到的。从干预主义本身的观点来看，它是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所以说，干预主义政策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政策。
6·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
在我们这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最为适宜？对此，人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设想，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但每次考察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结果，选择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式都是荒谬的，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如果人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那么就无法否认资本主义是实行了劳动分工的人类社会里唯一可行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一事实。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这些考察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在群众和政府中存在着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但它始终没有垮台，没有被迫让位于那些深得某些理论家和实践家欢心的其他社会制度。究其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可以取代它。
重新退回到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清楚，毋须解释。中世纪在欧洲各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只养活了相当于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它为每个居民提供的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物质要远远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给现代居民的物质财富。假如有人要把现代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现有水平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并且在生活水平人为降低的情况下要求每个人必须有满足感，还要让每个现代人把这种满足感视为自己的义务，人们肯定会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倒退到中世纪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那些主张退回中世纪的作者声称，回到一个“新”的中世纪是人们唯一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他们谴责资本主义时代，谴责资本主义的物欲的思维方式。许多此类作家认为，人们返回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之后，可以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生产技术。这样一来，也就保持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创造的高级生产力。没有任何东西比此类作家的论点更“物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现代科技的结果。而现代科技正是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科技——的精神指导的产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些主张更荒谬了。马克思认为：“手工磨产生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气磨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社会”。蒸气磨的设想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前提条件。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技术，而不是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那种可以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技术设备和物质财富保留下来，而将其赖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清除掉的想法也同样荒谬的。事实上，当人们将其思维方式重新改变成传统主义和**主义的时候，就不可能继续合理地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家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人们不能想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仅仅只考虑自已过舒适安宁生活的一群人。
假如人们认识到，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之外，其他的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不可行的。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种作为人类社会的联合与协作的基础的私有制必须受到保护的结论，并且必须同任何消灭这个基础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捍卫财产的私有制，反对任何企图消亡它的行为。如果人们因此将自由主义者称为私有制的辩护士，那么，这个称号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希腊语中辩护士这个词汇的含义与捍卫者的含义完全相同。当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外来词汇，最好使用简单的德语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许多人容易将辩护士“Apologet”和辩护书“Apologie”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混淆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印象，好象只有为不正义的东西辩护时才用辩护这一字眼。
比澄清因词汇使用不当而产生的下意识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要人们确信，财产私有制的结构根本用不着捍卫、辩护、论证以及宣传解释。一个社会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离不开财产的私有制。由于人们离不开社会，所以他们必须坚持私有制，以便他们的自身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可以说，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才能继续存在。那些主张私有制的人，同时也是在主张保护人类社会的联合，保护人类文化和人类的文明。他们是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辩护士和捍卫者。由于他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各尽所能，利用他们所有的一切手段来追求和捍卫私有制。
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从不宣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有这样或那样，部分或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同样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在不改变其性质，不损害其社会制度的基础——私有制的前提下，对这个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机构加以改革。但从大体上应当顺应这种社会制度，因为人们别无选择。
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譬如说，假如某人认为（事实上有这样看问题的人），有些人进食的方式是生吞活剥，整块消化，令人厌恶，对此，人们没有必要与他争吵。但也许必须告诉他，只有这个方式，否则就会饿死，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财产问题也与此相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是所有人都挨饿受穷。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习惯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之为乐观主义。他们想借此谴责自由主义，或借此对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特征进行挖苦。
把自由主义理论特点称为乐观主义，借此使人们产生一种自由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世界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错觉，这纯粹是废话。对自由主义这个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好坏与否，人们的看法的好坏与否，或者人们是否从一种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立场来拒绝它、采纳它，这些问题是不需解释的。自由主义来源于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纯粹科学，这些科学体系本身并不认识孰好孰坏的评价标准，而仅仅只判断客观事物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如果这些科学告诉我们，在人们可以想象的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即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具有生命力和生存能力，而其他一些想象中的社会制度都行不通，那么这完全不是乐观主义的称号所能概括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论断与乐观主义毫无干系。
如果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硬要坚持其立场，继续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很坏的社会制度，只要这个断言包含着价值评判的因素，那么它就是极为主观、极不科学的，其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然而，只要它是有根据的，哪怕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某些问题理解错了，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能予以纠正。姑且不谈别的，尽管他们还没能成功地证明其他社会制度是否更有成效，仅就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缺陷这一点而言，对我们研究社会政策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科学却成功地证明，人们设想的那些种种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设计方案，都是矛盾百出、荒谬不经的，因此，它们并不能发挥其支持者想要它们发挥的效力。
奢谈乐观主义，特别是将乐观主义的称号强加在自由主义头上，以营造一个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氛围，在这里显得多么不公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们同样有权利将那些设计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社会制度并且认为这种制度行得通的人称之为乐观主义者。
大多数从事经济、政治问题研究的作者都从不放弃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毫无意义、而且幼稚可笑的进攻机会。他们不是鼓吹社会主义就是赞扬干预主义，甚至将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当作光芒四射的社会制度，用近乎狂热的词句大加褒扬。另一方面，极少数作家也采用相当温和的语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加以认同。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许会将资本主义的乐观派的桂冠戴在这些作者头上。但是，如果有人果真这么做了，那么他们更有千倍的理由将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夸张乐观派的桂冠带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头上。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仅仅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的作者，譬如巴斯蒂亚特等人被戴上了乐观主义者的帽子。它说明，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一场科学分类之争，而恰恰说明了政党政治的扭曲。
再说一遍，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并不是要人们从片面的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说这个制度好，自由主义想要说明的仅仅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们要达到其追求目标的合适制度。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种种构思都是行不通的。那些不能承受这一真理的神经衰弱者因此将国民经济学称之为一门不幸的科学。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所要告诉人们的恰恰是世界的真相。同样多灾多难的还有其他一些科学，譬如机械学，因为它教导人们，永动机是不可能成功的；还有生物学，因为它讲授的是生物的进化和消亡。
7·卡特尔、垄断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宣称，自由政策的前提条件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在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里，许多中等规模的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也许能行得通。且看，如今到处都是托拉斯、卡特尔和其他的垄断企业统治着市场，反正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不是政治消灭了自由主义，而是自由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消灭了自由主义。
劳动分工使经济专业化。只要经济在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不久前还有生产所有类型机械的机器制造厂，如今，机器制造厂如不将其生产限制在特定的机器品种上，它就会失去竞争能力。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进步，与单个企业进行协作并提供产品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一个仅生产少数几个布匹品种的纺织厂，其顾客范围可能要远远大于一个生产所有布匹品种的大纺织厂。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会出现某些只生产单一品种，但其产品的销售市场遍及全世界的企业。如果没有关税政策和其他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来遏制这一发展趋势，那么就会出现每个生产部门只剩下相当少的、甚至只剩下一个唯一的企业，它以极高的专业化程度进行生产，并向全世界提供其产品的情况。
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实际却与上述情况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推行旨在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采取保护关税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将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人为地保存下来、而且有时甚至新建一些类似的企业。这种政策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它反对企业的集中趋势，其目的是为了使消费者免受生产商和垄断组织的剥削。为了检验这种论点是否有根据，我们假定，全世界的生产分工已经发展到每一种类的商品生产已经集中到一个企业手中了，以至于消费者作为买方，始终只与一个唯一的卖方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凭空想象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者就有可能任意抬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会导致消费者生活状况的明显恶化。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这种想象是错误的。垄断价格——如果它不是由于国家干预而形成的话——只有在拥有特殊的地下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一个获得比别人更高利润的单个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垄断，只会引起其他企业争相效尤，造成这一行业的竞争。垄断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被打破，其利润也随之被拉回到平均水平。在通常情况下，加工工业不可能产生垄断。这是因为，在每种经营资金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进程中的资金总量，拥有劳动力的总量以及社会产品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减少某一个或若干个生产部门的资金和劳动力，减少其产量，以保持垄断企业的单位产品的较高价格，增加垄断企业的总利润，由此而释放出来的资金和劳动力就会涌入其他的生产部门。假如所有的企业都为了达到提高产品价格的目的而实行限产措施，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和资金被释放出来，接踵而来的是，市场上资金充裕，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刺激人们投资新建企业，导致有关企业的垄断地位被再次打破。所以说，在加工工业领域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卡特尔或万能垄断机构的设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只有占有地下资源和地下能源才能形成真正的垄断。关于把全世界的农业可耕地集中到一个国际垄断者手里的设想，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本文只考察因对已发现并且可以利用的矿产资源的占有而造成的垄断现象。目前有人对一些不重要的矿山实行了垄断，而且还有可能对其他一些矿山实行类似的垄断，他们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将意味着，这些矿山或矿井的拥有者将获得较高的地租，消费者将限制其消费量并寻找替代品来取代这些变得越来越昂贵的原材料。
世界性的石油垄断会引起对水电、煤炭等等诸如此类产品的需求增长。从世界经济的角度以及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将意味着我们要更加节约地使用开采出来的这些不可替代的昂贵材料，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资源。在没有实行这种垄断的经济中，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
人们谈到自由经济的发展时，总会想起令人恐怖的幽灵——垄断这一字眼。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恐慌。因为真正能够实行世界性垄断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初级产品，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利还是有弊，我们还不能立即作出回答。在那些观察这个国民经济问题时带有浓厚偏见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垄断是一种堕落行为。因为它给占有者带来了高额利润。但对于那些从不先入为主、客观地看待此问题的人而言，这种垄断会促使人们更加节省地使用人类拥有的数量有限地下资源。如果人们妒嫉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完全可以采用提高矿山地租的方法，使其利润流入国库。这种方法既无危险，也不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
如今，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这两类垄断与世界垄断的原则区别在于，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都不是在自由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是反自由经济政策的产物。几乎所有用垄断的方法对一定商品的市场施加影响的尝试，只有在关税把国际市场分解成小小的国内市场时才有可能成功。此外，拥有特定地下资源的所有者会建立卡特尔组织，他们在其资源所在地的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通过提高运输费用的方法，建立旨在排挤其他地方的资本家参与竞争的保护区域。
人们在评价托拉斯、卡特尔以及独家占领某种商品市场的企业时，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们认为“统治市场”、“垄断价格”都是垄断资本家所作所为的结果。事实上，垄断资本家既不能统治市场，也没有能力去规定价格。从最真实、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对那些人们维持生存必需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并且是不能替代的商品，才能实行市场统治和价格垄断。众所周知，目前还没有一种商品符合这一前提条件。还没有任何原材料，能给消费者造成必不可少的依赖。垄断价格的形成和竞争价格的形成条件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垄断资本家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以较高的价格（我们称之为垄断价格）出售较少量的商品，其价格高于市场上多个销售商竞争出售该种商品时的价格（我们称之为竞争价格），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实现垄断价格和超额利润的前提条件是，消费者在物价升高时不立即作出限制消费、减少购买量的反应。反之，在商品价格过高而导致销售量减少的情况下，则不可能取得高额利润。如果某一工业部门在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并利用其垄断地位将其产品的价格变成垄断价格，那么这个工业部门的利润就会高于平均利润。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企业家不愿意投资新建生产此类产品的企业，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建立新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与其竞争将会把垄断价格压低到竞争价格的水平，这样做不但得不到相应的利润，反而得不偿失。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那些生产与垄断企业同类产品的企业会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此类商品，它们完全有能力以竞争者的身份加入角逐。与此同时，那些生产同类替代产品的企业必然也要投入竞争，他们将利用其有利条件扩大生产替代产品的规模，从而打破垄断局面。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凡是那些没有占有特定原材料的垄断企业，即加工工业中垄断企业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在加工工业中出现了垄断企业，也是由于特殊的外部环境，即拥有特定的法律优惠、专利权、关税和税收的特权以及政府的特许制度等原因促成的。早在一、二十年前人们曾经讨论过铁路运输的垄断问题。当时人们曾经提出对铁路运输实行垄断的特许制到底要延续多长时间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废除铁路运输垄断制的迹象。如今载重汽车和飞机已成为铁路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是，早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水路运输，但其竞争力有限。除水运之外，在为数众多的交通工具的比较和竞争中，铁路运输的价格标准仍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今天人们经常谈到，自由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已经被垄断的形成消除掉了，这种说法不仅是一种严重的夸大其词，而且是对事实的歪曲。无论人们怎样翻来复去地谈论垄断问题，但他们总是要回到问题的基本点上，即只有在占有特定地下资源和地下能源的前提下，或者在立法和行政等措施干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垄断价格。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除了矿山及其相关的工业部门之外，根本还谈不上排除竞争的趋势。如果人们对自由主义提出抗议说，古典国民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理想的创始人曾经坚持的竞争条件目前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这种说法是毫无理由的。为了重新创造这些竞争条件，需要人们接受并采纳自由主义的主张，这就是：在国内市场上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及在国际市场上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做到这几点就足够了。
8·官僚主义化
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很习惯说自由主义社会理想的前提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了。他们认为，在一些大企业中，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进步，人员越来越庞杂，机构越来越多，其管理方式与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越来越相似，自由主义最反对的官僚主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官僚主义化导致了大企业的管理机构日趋雍肿沉重，革新越来越困难。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提拔再也不是根据他在经营活动中的精明干练和实际能力，而是按工作年限的长短来论资排辈，常常要凭藉人事关系之类的不客观方式。这一切使私人企业对国营企业的优势丧失殆尽。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反对与工作热情、首创精神无缘的国营企业，他们的主张曾经是有道理的，但今天的情况较之以前大不相同。如今私人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较，简直是别无二致，前者变得同样官僚化、吹毛求疵和形式主义化。
为了证实这些异议是否言之有据，我们必须弄清官僚主义化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与商人以及商业经营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商业精神与官僚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精神领域的体现。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不论这个生产资料是属于他的私有财产，还是他从财产的所有者手中有偿转借而来，他们都必须不断地注意精心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使其满足现有条件下最迫切、最急需的社会需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会亏损，其财产所有者和企业家的地位先会因此动摇，最终被挤出场外。他们再也不是财产的拥有者和企业家，而是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从此再也不承担——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将生产引入正确道路的领导任务。资金核算和利润率核算是商业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最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核算，企业家和资本家拥有一个高度精确地控制着商业行为的操作方法，他们可以据此判断每一步骤——即每一个商业行为进展的情况，以及这些步骤将对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资金的簿记和核算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武装。歌德曾恰如其分地讲道，复式簿记法是“人类智慧的最完美的发明之一”。歌德有权这么讲，因为他没有那些蹩脚作家常常对商人怀有的偏见。这些小文人的合唱词里不断重复道，资金核算和聚敛金钱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东西。
预算、簿记、核算和企业统计使那些即使是最大、最复杂的企业可以准确地考核每个部门的成绩。因此，也可以对每个部门领导人的行为在整个企业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企业的领导就掌握了评判每个部门领导行为的准绳，他知道，这些部门负责人的价值如何，应该给他们多高的报酬。若想被提拔到更高、责任更重大的岗位，他们必须以其在本部门的毋容置疑的工作实绩来证明他们是胜任的。用企业核算的手段来控制部门领导的活动，这一方法，同样的可用来考核各个部门工作的总和——企业的整体工作，企业中的组织措施和其他类似措施的影响。
当然，这种精确控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一个部门之内对每个人工作成绩或失误的掌握就不能采取企业对部门领导评估的相同方法。此外，还有一些部门，其工作对整个企业的贡献不能用核算的方法加以评估，例如，设计室、法律事务办公室、秘书室、统计室以及诸如此类的部门工作，是不能采用与销售部门，以及生产部门同样的方法进行核算的。对上述部门工作成绩的评估，必须通过其主管领导，进而通过全企业的整体成绩加以评估。因为全局的工作好坏与否具有相当的透明度。评判者（部门领导和企业领导）可以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将交付他们管辖部门的实绩体现在其工资收入上。
国家管理机构与这种事事必须实行利润核算监督的企业恰恰相反。尽管每位国家机构中的管理人员都以同一方式受到监督——即是否较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但是，他们工作得好坏与否却不能以核算的方法表示出来。某一地区或某一辖区的工作好坏与否，其管理费用的高低是否适中，人们无法凭借一个客观标准加以确定。因此，在评判国家管理机构中官员的工作时，常常由于缺乏客观标准而出现了凭主观、想当然的推测，甚至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做法敞开了大门。同样，对于某一个局的设置是否必要，该局的雇员人数是多还是少，该局的内部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夹杂着上级的一些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观点。在国家管理的范畴内，只有唯一的一个领域可以采用一个无可争议的标准来判断其工作的成败，即战争的指导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至多也仅仅只能判断是否打赢了。因为人们无法严格而准确地解答以下问题，即在战争开始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领袖的才能或无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有关机构的效率和实用性能究竟如何？统帅们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人们的欢呼，为了战胜对手，胜利者做到了一切，他们犯的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得了战争。失败者受到了诅咒，尽管他们很有天才，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不可逆转的失败。
私有经济企业的领导给予其雇员们一个唯一的任务是，争取创造最高的利润。这个任务包含着资本家对雇员所要求的一切。企业的会计制度使企业家轻而易举地判断雇员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一个官僚机构中的领导人却面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或许也向下属交待了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下级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他却无法进行检验。如果他不能无时不在地陪着下级官员和下级机构，那么他势必不能判断，利用更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是否可以取得同样的成绩。其中，我们尚未谈及这些成绩本身并不能用数字表示，仅仅只能大概估计而已。因为我们还没有从管理技术及其对外界的影响的角度来观察事物，仅仅只考察了官僚机构自身的运行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仅只是研究了成绩与取得这个成绩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关系。由于商业会计的方法不可能用来计算并且确定这种比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必须他的指示下达到其下级的手中，并且使下级把服从二字视为责任和义务。这些指示中有简括预防措施，以保证顺利地按惯例和规则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每当遇到特殊情况时，下级在考虑替代措施之前，必须向上级单位请示，这个程序既拖延时间又欠妥当，而且每次仅仅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假如这位领导人给每个下级机关、每位部门领导和分支机构授权，允许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替代计划，那么他就必须将管理费用提到极高的地步。这种体制弊端极大，而且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对此，人人有目共睹。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得到批准，相反，许多急需的开支都不能如数拨发。这是因为官僚机构不是私有财产，它不能像商人那样适应环境，随机应变。
官僚主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的载体——官僚身上。在私有制企业中，雇用一个劳动力不是恩赐，而是一种交易。在这个交易中，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各有一本帐。雇主必须按其劳动量的大小支付给雇员相应的工资。如果他不这么做，就意味着他将冒着工人要跑到支付更多一些工资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工作的风险。而雇员却要考虑到自已必须付出与工资同等代价的劳动力，完成岗位职责，以免丧失工作岗位。由于这种雇佣关系是一种交易而不是恩惠，雇员也不必担心他会因为别人的嫉妒而被解雇。因为，企业主若出于个人的恶感而解雇一名可用的、而且工资与其能力相当的雇员，只会有损于企业主自己，而无损于能在别处找到相应工作的工人。企业主可以省心省力地将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交给部门领导。因为每个部门领导人都处在被控制的压力之下。他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行使会计、核算的权力，使他管辖的部门获得最大的利润。出于这一切身利益，他不得不密切注视着在本部门内保持最佳的劳动力的问题。如果他出于个人恶感解雇了一个本来不应解雇的工人，如果他的行为是忠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客观需要，那么他本人就不能不为此事受到惩罚。如果他领导的部门的成绩受到了损害，最终的损失就是他本人的损失。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生产的安排因此变得相当顺利。而官僚企业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每个部门、每个劳动力甚至每个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都无法了解他们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作用，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工作对企业的影响。这样就为在雇请员工以及工资报酬方面的恩惠或恶感大开了方便之门。公务机关中的官员擢升和人事安排问题，常常受地位显赫、具有影响的人物左右。究其原因，主要还不是左右这一局势的要人的人品低劣所至，而是他从一开始就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缺乏起码的客观的评判标准。毫无疑问，任用官员一定要挑选最能干的人。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谁最能干？如果判断这个问题就像确定车工或排字工对一个企业有用那样简单的话，那么事情就再也妥当不过了。但是，事实却不然，此时主观臆断、任人唯亲、独断专行就开始作祟。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克服这一弊端，人们寻找一种方法，即提出任用和提拔公职人员的形式和条件，把提拔一定的职务与其受教育的程度、与考试的优良成绩、与此人在其他职位上从事工作的年限结合起来，即职务的高低取决于工作年限。这一切当然在最低限度上填补了公职机关人员选拔录用方面的空白。因为公职机关不可能根据利润核算的手段发现最优秀的人材，并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公职机关官员的这种选择方法，可以称为去撞一扇已经打开了的门，纯属多此一举。要想满足选拔条件，必须具有学历、通过选拔考试和具有服务年限等等。但这些条件丝毫不能保证选择的正确性。恰恰相反，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阻碍了那些极有能力、精明强干的人走向符合其能力和才干的位置，反而把他们排斥在选拔圈外。从来还没有一位宝贵的人材按照上述规定的学历加上工龄的途径走上部门的最高领导岗位。即使在德国这样一个尊重官员的国家里，人们也常常使用“一位真正的官员”这样的表述方式来形容一个没有特点、没有能力的人物，尽管其中也包含着此人诚实正派的褒意。
一个官僚化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该企业缺乏评判企业经营成绩与取得这些成绩所付出的代价的尺度，即缺乏利润率这根准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尽管这些弥补措施远远不够，企业不得不用规章制度的形式来约束其经营活动和人事调整。人们谈到关于官僚企业一切弊端都集中在它的僵化、缺乏发明创造力以及它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方面，而这些问题在商业生活中是很容易解决的。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化企业没有利润率这个判断标准。只要国家机器的活动局限在自由主义指定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官僚主义的弊端当然就不会如此明显地被人觉察到。只有当国家，同样也包括乡镇以及地方政府机构开始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生产或商业贸易的时候，官僚主义的弊端才会对整个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危害。
国营企业若要达到最佳经营效果，就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经济生活中的私人企业要占绝对多数；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市场进行，并由市场来决定商品的价格；以货币为单位进行利润核算。阻碍国营企业发展以及限制它们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唯一原因是：它的领导机关——国家机构并不像私人企业的领导那样，对其经营的好坏与否具有同样的兴趣，承担同样的责任。国家没有赋予国营企业领导人独立的决策权，同时，这些企业的领导也不承担他们因执行国家工商政策而产生的亏损后果。因此，他们非常容易去冒亏损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是一个具有责任感、同时也必须承担风险损失的企业领导人所极力避免的。为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限制国营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其中包括提出僵化的工作准绳；由督促委员会作出各种决定；或规定国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经过一个上级机关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的运作步履维艰、沉重而缺乏应变能力。这一切，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不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后果。
在一般情况下，国营企业不顾及其他任何因素，一味追逐高利润的现象极为罕见。但是，要求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满足某个特定的“国民经济”要求或其他特殊需求则是一个普遍规律。国家要求优先购买国内产品，排斥进口商品的情况就是一例。又例如，在规定铁路运输费用时，让一定的商业政策因素发挥作用，鼓励人们修造和经营新的铁路线，以发展某个特定地区的经济；或出于战略上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来经营铁路运输等等。以上各种因素一旦渗入经营范畴之内，那么任何试图通过利润核算的手段来控制国营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假如国营铁路的经理提交一份亏损年度报告并声明：“由我负责管理的铁路，从私有制经济的利润率角度来看，经营状况不好，是亏损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如果从国民经济、国家政治、军事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角度来看，它却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是用任何利润率的观点都不能衡量的。”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核算的方法在评判经营成效方面失去了任何价值。再加上其他种种类似的原因，国营企业在必要的时候实行如同管理监狱或管理税务局相似的官僚式的管理方法。
一个完全遵照私有制经济的原则，即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论其规模有多大，都永远不会官僚主义化。严格地遵守利润原则，使私人企业，也包括大型私人企业，有可能极为精确地判断每个经营环节、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在整个企业活动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只要企业关注它的赢利，它就能避免官僚主义的一切危害。今天到处可见的私人企业的官僚主义化现象，其原因完全是由于干预主义把它的观点强加在企业领导工作中造成的。只要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它就能摆脱官僚主义的危害。如果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得不虑及多种多样的政治偏见，担心国家机关的种种恶意刁难，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其进行利润核算的坚实土壤。例如，美国有一些公用事业公司管理的企业，它们为了避免与公众舆论的冲突，以及为了避免与受公众舆论影响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官方机构的冲突，基本上不雇用天主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达尔文主义者、黑人、爱尔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所有的新移民。在具有干预主义特征的国家里，每个企业都必须顺从国家权力机构的旨意，以避免给本身造成严重的不利。这样或那样的外部因素对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管理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核算和会计制度消失了，企业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国营企业的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形式主义的处事方法，它们变得官僚主义化了。
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的官僚主义化绝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仅仅只是干预主义政策导致的后果的一种表现。假如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权力机构不对企业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最大型的企业也可以像小型企业一样从事经营活动。